自照与自省

温庭筠《菩萨蛮》其一“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句我特别喜欢，还记得叶嘉莹先生曾引《华严经·论法界缘起》中的一段话阐释此词“众镜相照”的意趣：“犹如众镜相照，众镜之影，见一镜中，如是影中复现众影——影中复现众影，即重重现影，成其无尽复无尽也。”叶先生对宋词的阐释发明颇多，对此篇也能孤明先发。及至读书渐多，才知有关的“镜喻”在东西方艺术史上形成了悠长而深远的传统，相关例证俯拾皆是，故有人又用“镜渊”来称谓此现象。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德对“镜渊”的阐释形成了一大套理论，西方艺术界受此启发，争先恐后，推波助澜，在创作和理论阐发方面大显身手，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也有回声荡漾。本文不想就此再做叠床架屋式的赘述，仅仅想以此为话头，作为捆束以下三篇自序的一根绳索，当然也想借此机会再看一眼镜中的自我，不是自炫自恋，而是想通过自省获得一点自我的觉知。

《流声：中国姓名文化》自序

姓名是人类社群组织中个体的识别性符号。

人类早期的姓名符号具有很强的区别性作用。对于某些阶层的成员，姓名甚至是个体的唯一性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个体可能被赋予多种称号，不同的个体也可能会有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称号，于是姓名的唯一性被破坏，姓名的区别性功能被减弱，但它的丰富性、复杂性、人文性、技术性却在不断增加。

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交往量的增加，社会管理需要对个体成员的流动进行精准的统计和管理。依靠传统的姓名，只能做模糊的统计和管理，但现代组织利用各项专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通过对个体姓名的精细标注和系统处理，形成了个体区别和识别的一系列新方法和新技术，于是姓名的民族性在减弱，而时代性、普适性、技术性在迅速增加。

当前，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姓名的数字编码、生物特征识别、基因与化学识别、感应与光学识别等技术，实现对人类个体唯一性的精准标注、编辑和跟踪。传统的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已全然达不到隐遁的目的。在电子探头和虹膜扫描仪面前，更换衣服与换马甲都没有用，易容与换肤也未必能逃脱追踪。从理论上说，传统姓名的作用在不断减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体能够在全球畅行无阻，精准便捷地获得各种贴心的服务，其实依靠的不是识别文字书写的姓名，而是通过搜索姓名文字和字母后台的那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大数据系统。

宇宙大爆炸之后，由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智能生命的人属分支是如何获得群体徽号姓氏，并进而被赋予每个个体的区别性符号？又是如何形成超人文的数理编码、遗传数据？未来人类的姓名是否会消失？机器人是否会有姓名？硅基生命未来是否不需要姓名，仅用数据编码或体纹特征来识别？随着奇点临近，大数据滞涨，姓名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有何新特征和新作用？这是笔者在阅读传统姓名文献、关注姓名古今变化现象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读者朋友如对这类问题也感兴趣，就请随我开始这一趟姓名文化之旅吧。

一

坊间的姓名学和姓名文化读物已经不少了，仅以汉语姓名文化来说，诸如萧遥天先生的《中国人名研究》，爬梳钩稽，资料富赡；纳日碧力戈先生的《姓名论》，尝试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观照姓名现象，独出机杼，新意不少。其他专题著作更多，如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等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不仅仅是姓名学，同时也是古代文史研究的案头书。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及上一版修订中已经吸收了不少，在相关叙述中也向他们表达了致意。

既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一册小书，并不断地修改增订呢？

首先，本书的写作缘起是很早以前的事。我在本书三联版后记中已经如实交代，本书原稿应该是我著述生涯中成形的第一部书稿。当时是应一部丛书编委会的邀请，按照丛书的体例编写的。彼时处于改革开放前期，文化建设也像一个基建工地，大干快上，但整体都比较粗放匆忙，包括本书在内的文化类著述，也留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随着时代的推进，本书也与那个时代一样逐渐淡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文化热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本书的三联版推出后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以及读者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有感于此，对这部还有一些市场的小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修订，是一个作者应尽的责任。

其次，目前的姓名读物，包括本书的原版，仅仅立足于对古典姓名文化的介绍。也有些出版物重点是向普通读者兜售取名的技巧和改名的方法。对于多层级的文化消费市场和需求各不相同的读者来说，乐此不疲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值得肯定。

但笔者不想与时俱变，再赶这个热闹。在这一版修订时，笔者敏锐地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认为应该从当下信息革命来看姓名文化的现状和发展，用现代信息学和编码学来统摄古典姓名学和大数据视野中的姓名文化。这种认知，对处身于后全球化时代的国人，似乎未觉得有什么新意，但对于姓名学本身以及姓名文化研究来说，这还不仅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更是从人类有血缘的人文徽号以来，指定和识别系统即将要发生另外一次重大变革的前夜。“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语），笔者和这一代学人有幸或不幸生活于此际，将时代文化和最新科技的内容囊括到姓名学学科中来，重新透视受到信息学、符号学、编码学、基因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学以及大历史学冲击的传统姓名文化，是一个学人的正常学术反应。

二

作为专名学的两个分支姓名学和地名学，其实也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息息相关。

犹忆早年在大学时期，曾修习过历史地理学和都城学之类的课程，后来撰写硕士研究生论文，关注作品中的地名以及作家交游的地理空间问题。撰写博士论文时，便进一步从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地理学思考地域文学和家族文学问题。此外，我早年就开展的唐代园林文学研究，也是从辑录唐代文献中出现的园林别业地名入手的。当时碰碰磕磕，瞎打瞎撞，以为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作战。老来忆旧，回顾起来，实际上是一个领域的不断拓展。

我对姓名学的研究，起步于帮助大学时代老师做一部有关姓氏的童蒙读物的注释，随后就是应编辑之约撰写了本书的原稿。今天看来，这两项工作都是一些通俗普及类的工作，学术意义很有限，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但后来由此萌蘖出家族文学和士族文学研究，就进入了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我目前新开拓出的新出石刻文献研究，研究内容仍与姓名学、家族学丝丝蔓蔓，剪不断，理还乱，因早年在这方面曾下过一点功夫，故进入这一全新的领域，虽然小心翼翼，稳扎稳打，但也不是特别恐惧害怕。

我自己一生治学，兴之所至，跌跌撞撞，貌似佚出文学的畦径，但回顾起来，实际上仍是游走于专名学的两端，借了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来激活古典国学中的基本内容，在现代语境中做了一些新的梳理和解说，如此而已。我在此坦诚地解剖自我，一是希望不断反省和自我总结，另外也想将自己的肤浅认知捐献给当代学术史实验室，作为一个标本，供进入此领域的更年轻的朋友随意解剖，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规避我的不足和缺憾，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做出更大的成就。

三

本书的修订和补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本书的关键和主旨的适当调整。由原来客观叙述传统姓名文化内容，调整为以信息学、符号学、基因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学以及大历史学为光束，透视传统姓名学，重新阐释汉语姓名文化，对于由作为区别符号的姓名所衍生出的各种新的识别方法、识别工具和识别技术也给予高度重视。

二是补写了自序和第五章，改写了第四章和第六章。

三是对全书的叙述内容和文意，根据新的主旨做了梳理，对于一些生僻的史料做了删节，对于一些烂熟的例证做了更换，另外新补了一些书证和例子。

《濡羽编：讲辞、讲稿与讲纲》自序

一

近二三十年来，除了校内的正常教学外，也曾不断被邀请出席相关的交流活动及专题讲座，有些话题我事先有些准备，先后讲过多次，稍微主动些。也有些话题是应主办方要求，为他们的活动专门准备，只讲一次，但花的时间精力，并不比写一篇论文少，而且因时间所限，总是匆匆忙忙，留有不少遗憾。也有的活动，超出自己专业范围，出席为了友情，发言也仅仅是客气和礼数。这些内容，就不想收入文集了。其他与学术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是学术的拓展和外溢，与学术工作是一个整体，故将这些内容纳入本书收录范围。收入前两部分的内容较杂乱，只能按照话题粗略地划分。

第三部分是追忆自己的师承以及在学术成长过程中过从较多的几位师长，收入这部分的不是全部师长，仅仅是受邀参加一些活动并发过言、写过文章的部分。

二

近读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说：“吾不欲吾之哲学成堡垒之建筑，而唯愿其为一桥梁；吾复不欲吾之哲学如山岳，而唯愿其为一道路，为河流。”诚获我心。1961年，唐先生发表《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两年多后，他又发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就相关问题反复申述：“一切民族之自救……必须由自拔于奴隶意识而作为自作主宰人之始……。故无论其飘零何处，亦皆能自植灵根……。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人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由于外力造成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期待有朝一日风云际会，花繁叶茂，这是唐先生的文化梦想，但自植灵根是我们每个人在当下都能践履实行的。

一百年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晚年著名演讲《以学术为业》结尾有一段话：

在课堂里，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然而诚实也迫使他们指出，对于这么多期待着新的先知和圣徒的人来说，他们的境况，同以赛亚神谕所包含的流放时期以东的守望人那首美丽的歌所唱的完全相同？

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

对于今天的读者，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学术志业”和以赛亚神谕，都晦涩难懂，这里就不展开了。还是看《旧杂譬喻经》卷上第二三的一则寓言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 “虽尔，不可久也，当归尔。”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逢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润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天神言： “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鹦鹉曰： “我由不知而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要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

《旧杂譬喻经》，吴康僧会译。故事情节虽简单，但却美丽动人。佛典中除《旧杂譬喻经》外，《阿育王譬喻经》和《杂宝藏经》也载有这个寓言。其中元魏吉迦夜所译《杂宝藏经·佛以智水灭三火缘品》：

过去之世，雪山一面，有大竹林，多诸鸟兽，依彼林住。有一鹦鹉，名“欢喜首”。彼时，林中风吹两竹，共相揩磨，其间火出，烧彼竹林，鸟兽恐怖，无归依处。尔时，鹦鹉深生悲心，怜彼鸟兽，捉翅到水，以洒火上。悲心精勤故，感帝释宫，令大震动。释提桓因以天眼观：“有何因缘，我宫殿动？”乃见世间有一鹦鹉，心怀大悲，欲救济火; 尽其身力，不能灭火。释提桓因即向鹦鹉所，而语之言：“此林广大，数千万里，汝之翅羽所取之水，不过数滴，何以能灭如此大火？”鹦鹉答言：“我心弘旷，精勤不懈，必当灭火。若尽此身，不能灭者，更受来身，誓必灭之。”释提桓感其志意，为降大雨，火即得灭。

《杂宝藏经》中还给鹦鹉取了“欢喜首”的名字，欢喜者，是佛家尊者名，为释迦弟子。其他二经中都将受鹦鹉感动而降天雨的记为天神，而《杂宝藏经》则归美于释提桓。“释提桓”即“释迦提桓因陀罗”，是住在须弥山顶的能天主。

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宣验记》中有一篇《鹦鹉》，情节袭取于此。此外，刘敬叔所著《异苑》中有一篇《鹦鹉救火》也与此相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