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夏

作者: 李晓东

在江夏

第一次听到“江夏”这个地名,是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江夏三鬼”之一的“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和帅气的白云瑞、英雄的徐良,以及九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剑客侠客们比起来,被削了鼻子,一说话先哼哼的房书安,武功不高,做事也不太江湖,有时还有些自作聪明的狡猾。可每天准时聚在矿上高音喇叭下,围着电线杆听书的大大小小,却都最喜欢他。在几大帮高人群体里,他是凡人,有着普通人的许多特点甚至毛病,却带着人间烟火气,大家从他身上,听到了渺小、可怜,却又不甘心的自己。

从此,我对这个地名印象深刻。后来看《三国演义》,名士祢衡被江夏太守黄祖一怒而杀,千百年后,依然为人惋叹。祢衡的错误在于,在士族制度的凹地里,摆起了名士的架子。之前的袁绍时代和之后的魏晋,都是名士大盛的时期,而三国征战最激烈之时,既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如希腊神话中定义的“英雄时代”,暴力和武力成为唯一的规则。于是,祢衡成了祭品。而江夏之战,杀了祢衡的黄祖战败被杀。曹操、孙权、刘表三方围绕着江夏的控制权激烈争夺,最终,孙权杀黄祖,报了杀父之仇,而曹操得江夏,将势力深入到长江流域的腹地,大挥长鞭渡江,“与将军会猎于吴”。评书小说和历史演义,将“江夏”这个美丽的地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未到江夏,先知其故事和名字之美。中国许多地名,有历史典故、文化内涵、美学特质,江夏即属此类。江者,长江也;夏,本意为雄武之人,引申为中国人。那么,江夏,就是长江边的中国,被誉为“楚天首县”,名至实归。再者,夏,通常的意义,指夏天,一年中植物最茂盛、动物最活跃、生态最好的季节。而今天武汉市江夏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成就,也为这两个字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辛稼轩《清平乐·村居》中的词句,活画出一幅长江中下游地区岁月静好的家居图。今天的江夏,已是江城武汉的一个区,不复有低小的茅屋,所见的,是乡村振兴的美好成果。我们走进1958年4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字“祝你们成功!”的五里界镇。周总理的题字镌刻在镇史展览馆一进门的照壁上,笔墨浓郁,一气呵成,六十多年后,喜悦、欣赏的心情依然扑面而来,尤其是书法中很少见的感叹号,像一只重锤,催人奋进。让一代伟人衷心欣喜的,是五里界锦绣大队兴办队属企业,发展多种经营的举措和成效。周总理当时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考察锦绣大队的锦龙水库。江夏处湖北第一大湖梁子湖畔,水资源丰富,降雨量大,有水利,也可产生水害。建库蓄水,以丰补欠,既有利于粮食蔬菜旱涝保收,又调节水量,保证河流持续平衡。在“以粮为纲”的时代,以五里界锦绣大队为典范的江夏群众,开展农具生产、粮食销售等副业,实施“锦绣前程发展规划”,生活更为宽裕,为民操劳、心系百姓的周总理自然高兴并希望越来越成功。而其成功的基础,就是兴修水库这一生态建设工程。

而今,“溪上青青草”的乡村美景,在江夏重现,当然不是能为秋风所破的“屋上三重茅”,而是充溢着农村气息的现代农家乐。一尊上书“最美村湾小朱湾”的引路石,引领着四面八方的游客进到村子里。所谓“湾”即是水流弯曲的地方,用作村名,也与水有关。现在,“湾区”已成为技术研发、现代、开放、一体化打造建设等的代名词,如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等。但在人们的印象里,还希望“湾”就是小河弯弯,是清溪环抱的家园。小朱湾同样临水,清流粼粼、水塘处处。《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正是小朱湾景象生动而准确的描绘。

水边错落的,是荆楚风格的民舍,也是民宿酒店。每幢房子、每处院子,无不显示着设计者的匠心,也让每一处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有限的小村湾,包蕴着无限的可能性,每一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各具特色的打卡地。有的房屋山墙耸立、飞檐翘角、玲珑欲起,如屈原笔下精灵俊逸的仙子;有的竹为架、木为梁、篱为墙,一派古朴,大有上古三代意味;有的乱石为基,白壁黛瓦,似徽派风格而更粗犷自然。院中院外,花树竹丛,各色掩映。记忆中的古典诗词,在这时挨挨挤挤地冒了出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春风正在此花边,菖蒲自蘸清溪绿”……

一处院墙,用旧磨盘相接而成,乡愁滋味,浓得化不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石磨,是传统粮食加工最重要的工具。我小时候常不好好吃饭,石磨便成为我的餐桌。我坐在磨盘上,妈妈站着,一勺一勺喂,往往,天就黑下来了。不久前到河南省卢氏县参加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纪念活动,知靖华先生六七岁时,其父,就是鲁迅亲书《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的曹植甫老先生,一边推磨,一边在面粉上写字教子,靖华先生称之为“磨道学堂”。于食于学,石磨的意义都丰富深沉。而今,石磨的实用功能已基本无存,正如一度繁盛于关中的拴马石桩一样。但它在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迹,却久久不散。每一道磨痕,都是岁月在石头上的记忆。贾平凹在散文里,把天地比作磨盘,转了一圈,天就黑了,而日月,就是磨眼。的确,每一个来到小朱湾的人,都从年久的磨眼里,看到了历史和家乡,回到了童年。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的功劳要归于农民。农民工进城建设高楼大厦,农民转化为市民,为城市带来人口规模和消费。反之亦然。乡村振兴,必须赖市民之力。正如小朱湾村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之“三乡工程”,市民到农村消费,城市反哺农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那么,一个核心要素,便是如何将农村打造成市民,特别是在二次元、Cosplay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二十一世纪新市民所想象的样子。浙江桐乡乌镇、北京密云古北水镇是成功案例,其实,迪士尼乐园也一样,在洛杉矶、东京、香港、上海这样的顶级大城市里,构建起一个不同于高楼大厦,而是碎石、青草、动物的童话世界,中心元素,其实是生态。小朱湾村如苏州园林般,看上去自然天成,其实无不各具匠心,有意为之。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标示着特定的文化内涵,都有出处、有来路、有旨趣、有指向。90后、00后,甚至10后的游客,在其中可以邂逅网络剧中许多熟悉的器物和场景。

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喜”的“小儿亡赖”,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生存、生活、职业的压力,让童年成为永远回不去的精神原乡。但在江夏,却可以体验“溪头卧剥莲蓬”的意趣。我们在时,正值第十届江夏赏荷采莲节举行。绵绵细雨中,法泗街万亩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玉立。雨点落在碧绿的荷叶上,沙沙有声。粉红色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而开,有的半遮半掩。游人沿步道穿行于“接天莲叶无穷碧”之中,手上的雨伞,也成了一道风景。有传说,雨伞就是鲁班受了荷叶的启发而发明的。那么,伞与荷花是一对姐妹了。雨中的荷花自然更有一番讲究。小时候练字,《庞中华钢笔字帖》里,有一首诗“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后来知道,是大诗人王昌龄的诗。王昌龄和辛弃疾一样,一到江南美景中,立即蜕去边塞风沙,笔下都是清新可爱。其实,在根本上,金戈铁马的目的,就是荷花莲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古今之道也。身着汉服的少女们迤逦而来,仿佛雨丝的五线谱中跃动的音符。和汉服一样,荷花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爱莲说》千古传诵,世代景仰“花之君子”的品格;手持荷花的“和合二仙”,贴在多少人的家里,寄托着美好的向往。着汉服而观荷花,美的风景里更多了一层文化含义。

一枝枝莲蓬端了上来,莲子包藏其中,仿佛一只只好奇的眼睛。我生长于山西,到上海后,夏天里,街头流动小贩有卖。初不识,一打听,方知是作品中早已熟悉的莲蓬。遂买一支,边问边吃,清新微苦。想起金圣叹临刑前有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果然如是。从此,莲子成了我最喜欢的零食之一。但时时矛盾,整个嚼,总有微苦,剥开去掉莲心,却又少了一份青草的滋味。有时,莲子变老,食之如木。江夏莲子,却全然摒弃了这些缺点。一粒粒饱满圆润、洁白鲜嫩。放一颗在嘴里一咬,嫩得能流出汁来,还有一丝草的清甜。莲心绿绿的、小小的,像茧中的蚕。抽出来单独嚼,清新中寻出一缕遥远的苦痕,让滋味更加丰富……

行到姑苏古渡头

中国城市中,被古今文学作品记录描绘最多的,当推苏州无二。从唐人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到《红楼梦》“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相隔千年的中国文学高峰体现,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苏州。而且,作为中国小说最杰出者的《红楼梦》,有六个开头,直到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故事正篇才徐徐展示。如作者所言,“正不知从何说起”时,苏州,拉开了“说不尽的红楼梦”,如有“开辟鸿蒙”之功也。

的确,如读过明清小说,特别是“三言二拍”,就知道明清时期苏州一带是多么发达,可以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里的150篇小说,主要围绕着太湖流域进行的。太湖三分之二属苏州,而其时经济之所以绝冠全国,繁荣鼎盛,固然因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物产丰饶,但一个关键元素不可忽视,那就是京杭大运河。

常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实,农耕民族同样需要生活在水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是渭河、黄河边上古人的歌声,屈原则行吟长江之畔,《离骚》《天问》《九歌》罢,“飞身跃入万里涛”,将个体生命与永恒大江融而为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无数代人,在江河两岸生息繁衍。中华智慧之最初表现,当为太极图。太极图中曲线,即指河流,分圆天而为阴阳,且以鱼示之。由之,传统农业社会一言以蔽之,“临水而居,看天吃饭”,天空与河流,存在着神秘的联系与隐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当然占据了农业社会绝大部分时间和主体经济形态,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一般规律,却是难以违背的。农业社会经济活动日益繁荣,自然的河流,便不足以满足需求了。于是,运河,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物”便产生了。

小时候听评书《隋唐演义》,看连环画《说唐》,隋炀帝为到江都游玩,听信奸臣“陆路辛苦,不若开凿运河,乘舟而下,可饱览沿途风光”的馋言,征二十万民夫开河。折毁村庄、挖人祖坟,“总管麻叔谋十分凶狠,脚踢鞭笞,死者无数”。在感情上,埋下了对这条河的情感阴影。虽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早已深入脑海,也深知大运河对中国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但直到多次到了河边,静水流深、天光云影,才渐渐荡涤净我的童年经验,体味它的开阔绵长。

第一次接近大运河,是在山东德州。时值初秋,河水静静,河面也不甚宽,两岸杨树倒影河中,亦一动不动。当时感觉,虽盛名在史,千年盛景,然毕竟实用价值已几乎消失无存,生机活力不再。正如《红楼梦》之曹家始于繁华、终于沦落,与周围乡野景色融而为一,不见旧时气象。感觉也正常,甚至很好,自然、舒适、闲雅。在公路、铁路、航空、海运、高铁客运等现代化运输途径面前,作为父辈甚至是祖辈,在一旁安静地颐养天年,其实正是智慧与修为,没必要与后世子孙争谁是主角。

同时,无可争辩的是,这段运河的确“曾经也阔过”。德州有外国国王墓,就在运河边。墓主乃菲律宾苏禄东王。明永乐年间,菲律宾南部国王苏禄东王到北京朝贡。300余人的浩大使团自菲律宾出发,海路到泉州港,由郑和亲自陪同,沿运河北上至京,朝见了明帝朱棣。回程中,行至德州,苏禄东王病逝,遂葬于斯。王妃、两个儿子,以及随从共10人,留下守墓。至今已600余载,其后人,也繁衍21代,至数百户。东王两子后人,分别以安、温为姓,因信仰伊斯兰教,归入回族,成为中华大家庭之血脉组成。给我们讲解的温女士,仔细观察,似乎确有外国人容貌痕迹,然已全然德州口音矣。运河的桨声欸乃、旗帜遮天中,不少是朝贡来去的船只。

朝贡的优劣甚至有无必要,争论殊多。朝贡是官方交流的形式,与民间贸易并行不悖,其实质类似于“走亲戚”。亲戚的种类很多,有穷亲戚,有富亲戚,有城里的亲戚,也有乡下的亲戚,中原王朝均一视同仁,没有“嫌贫爱富”的现象。尽管就交流的物质多少、价值大小而言,还回去的比朝贡来的都多,似乎中国“吃亏了”,当了“冤大头”。但亲戚往来,本就是“不等价交换”,富有的一方总归要多付出些,既显大度,也是人情。何况朝贡来的,都是中国不出产之物,如苏禄东王来,“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珍珠,尤其是玳瑁,从明清小说中,就可知道其在当时的价值。物以稀为贵,用今天“地球村”的视角看物质价值的多寡,而后评断古时事,至少是不客观的。现代外交体系建立之前,朝贡是最成体系化的中外交往模式,虽有主藩之分,然绝无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之事,平等交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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