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刀

我常常痛切地感到，卑怯，是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妨说，卑怯，是我们许多人的生存智慧。当然，所谓“我们”，首先是我自己。在卑怯着，又为自己的卑怯而羞愧的时候，我总想起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是很多年前在一本书上遇到这首诗，便再也忘不掉。四句诗是：“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理解这首诗。读这首诗，我感到的是那种路见不平想要拔刀相助却又不敢真的出手的无奈、悲哀、痛苦。不敢真的拔刀，只能在心中不停地磨着刀，以至于把那刀都磨损了。可见磨了很久，又可见磨得多么用力。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汉子，在怒目圆睁，在咬牙切齿，在磨着一把想象的刀，而全部的愤怒都汇集在那磨刀的手上，以至于磨得霍霍有声，以至于刀刃在快速地变薄，磨刀石也在快速地凹下去。

路遇不平却并不敢拔刀相向，只敢在心里磨刀霍霍，也表现了一种卑怯，和因这卑怯而产生的羞愧。而之所以不敢拔刀，因为自家不过是一介“野夫”，是无权无势的草莽之人。我仿佛成了刘叉的知音。这位与韩愈同时代的诗人，仿佛说出了一千几百年后我这个“野夫”的心声。但我实际上哪里能与刘叉相提并论。《唐才子传》对刘叉的评价是：“节士也。”说刘叉“少尚义行侠，旁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虽然刘叉每每只能“磨损心中万古刀”，但毕竟曾经现实地拔刀，现实地除恶。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野夫，又何曾有过这样的壮举。没错，刘叉是借酒壮了胆。可我就是喝了酒，就是喝醉了酒，也充其量胡乱骂人，说些酒气冲天的豪言壮语，决不敢真的拔刀——即便随身带着刀。所以，我这个一千几百年后的野夫，如果引刘叉为知音，那实在是恬不知耻，实在是谬托知己。刘叉九泉有知，也会嗤之以鼻。

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那种以一人而敢于面对千军万马的孤勇者；都有那种义无反顾地舍身求法者；都有那种拼得一身剐而为民请命者。在无际无涯的黑暗中，他们高举起小小的爝火。在举起爝火前，他们就明白自己的结局。他们举着爝火等待这个结局；他们举着爝火奔赴这个结局。这结局，就是被黑暗吞噬，被黑暗扑杀。他们当然不能迅即驱除黑暗，但小小的爝火毕竟曾经把黑暗烧出了一个洞；小小的爝火毕竟对无际无涯的黑暗发出了蔑视的冷笑；小小的爝火虽然很快被黑暗吞噬、扑杀，但毕竟预言了黑暗终将被光明所战胜。在万马齐喑的时候，他们昂首向天，以全身的气力发出嘹亮的嘶鸣。在昂首向天前，他们就明白自己的结局。他们昂首嘶鸣着等待这结局；他们昂首嘶鸣着奔赴这结局。这结局，就是喉管被割断，就是生命被剥夺。他们当然不能以一己之声彻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但他们的昂首嘶鸣毕竟利刃一般刺向沉寂，在死水一般的沉寂上开出一朵洁白的花。这洁白的花虽然尽管立即被腐臭的死水吞没，但毕竟向死寂和腐臭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他们又像山上的一只鸟。当满山燃起大火时，他们没有像别的鸟那样飞向别处，而是一次又一次，飞向那池塘、湖泊，一头扎进水里又急速地升空，飞回那烈焰腾空的山上，把翅膀上沾着的水，抖落在烈焰上。他们翅膀上沾了些水，口里也含了点水。当翅膀被炽热的空气烘干，他们也干渴至极。但他们没有把那口水咽下，而是吐向了大火。一次又一次，就这样来来回回地飞着，直到双翅被烈焰点燃，便坠落在烈焰中，便消失在烈焰中。

他们往往也是一介野夫。可我这个野夫与他们相比，那就是爬虫与大象的差别，是粪土与金玉的差别，是地上的烂泥与天上的彩云的差别。

不但不能与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比，就是在芸芸众生中，我觉得我也只能算是一个怯懦者。那种豁出一切的大勇，我固然没有。但就是那种些小的勇气，我也常常没有；就是那种只要一丁点勇气就能做的事，我也常常做不了。有时候，朋友圈里读到一篇文章，三击节而叹赏，想转发却不敢，手指痒得钻心，也只能强忍着。也有实在忍不住而终于转发了，但即刻就怕了、悔了、慌了，于是又连忙删掉。对那些自己高度认同的文章，非但不敢转发，甚而至于哪怕是点个赞，也不敢。正义感是总有的。但正义感只能在心中就地化作利刃。不敢现实地出手，于是也只能在心中磨着这利刃。心中的刀已经很锋利了，并毋须磨。于是我懂得“磨损心中万古刀”的另一层意义。把那心中的刀在心中的石上使劲地磨，不停地磨，以至于把刀口都磨薄了，把刀身都磨窄了，不是为了让刀子变得更锋利，而是为了磨掉心中的不平，磨熄心中的怒火，磨灭心中挺身而出的冲动。

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算是年轻人。一天清晨，我在南京的太平门乘上公共汽车，往南京大学去。是星期天。天很冷。上得车后，车上竟然只有我一个乘客。我在车厢中部靠左边坐下，朝驾驶员的后背看去，感觉是一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驾驶员发动车子，载着我往前开。到了下一站，上来三个人，二男一女，都是年轻人，二十来岁，或三十来岁，都有可能。两个男子，一个瘦瘦高高，一个矮矮胖胖。瘦瘦高高的男子上得车后，便在右边靠后车门坐下，算是坐在了我的右前方。这男子，一身黑衣，脸色苍白，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而另外的一男一女，却并不坐下，虽然车上尽是空位。那女子，上身是红色的羽绒服，下身是黑色的裤子。身材是圆圆胖胖的那种。她站在了黑衣男子的身边，靠后站着，左手抓着吊环，右手扶着黑衣男子座位的靠背。另一个男子，上身是蓝色的羽绒服，下身是牛仔裤。他也站在黑衣男子的身边，靠前站着，背对着车前行的方向，面对着黑衣男子，右手抓着吊环，左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像是装着些油条包子一类东西。这一男一女面对面站着，像是在护卫着黑衣男子。黑衣男子坐下不久，便掏出烟来叼在嘴上，正要掏打火机，那蓝衣男子的右手已经松开吊环，快速掏出打火机，打着火，替黑衣男子把烟点上。黑衣男子深吸一口，喷出一股浓烟，很快烟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始而诧异，继而愤怒。公共汽车上禁止吸烟，已有好多年了。我虽然也吸烟，但却坚决支持公交车上禁烟，也十分讨厌公交车上的烟味。我抬头望着驾驶员宽厚的后背。黑衣男子在抽烟，并且朝前方喷吐着烟雾，他不可能不知道。即便没有看到，闻也肯定闻到了。我等着驾驶员扭过头来，对黑衣男子发出警告，命令他立即把烟熄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只等驾驶员一扭头、一开口，我马上附和，马上站在驾驶员一边，谴责这黑衣男子。但驾驶员的背影如木雕一般，如泥塑一般。他仿佛不是坐在那里，而是被焊在了那里，丝毫没有扭头的意思。驾驶员没反应，我就不能自己开口，对黑衣男子做出指责么？确实几番想开口，但看看那黑衣男子，又看看那对保镖一般站着的男女，终于没敢出声，只能让怒火在心里憋着。我知道，我一开口，势必冲突起来。三对一，我肯定不是对手，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

我一边在心里摩拳擦掌，一边琢磨着三人的关系。看起来，三人像是混社会的，那黑衣男子像是个小老大。但他那副病恹恹的熊样，又实在不像个老大。我猜不出三人是什么关系。正纳闷着，那黑衣男子咳嗽起来，大概是被烟呛着了。咳嗽声十分苍老，不像是从这个年龄的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咳了几声后，他一扭头，一口浓痰从他嘴里飞出，落在了过道上。咳嗽、吐痰的时候，黑衣男子夹着香烟的左手下垂着。吐出一口痰，他把夹着香烟的手指一松，烟蒂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落在那痰上，竟然立在了那里。我一阵恶心，心中的怒火也更盛了。我又把目光投向驾驶员的后背。这个家伙不但公然在车内抽烟，还肆无忌惮地在车内吐痰，你这个驾驶员总该管管了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只等驾驶员一开腔，我立即附和，立即站在驾驶员一边，谴责这黑衣男子。可驾驶员仍然像焊在了那里一般，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动静，只是握着方向盘的两手在微微动作着。

车又停下。又上来几个人。有几个中年人。也有几个年轻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各自找位置坐下。我把他们一一打量了一遍，是下意识地在找同盟军。车又开动了。那蓝衣男子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包子，递给黑衣男子。黑衣男子接过便啃起来。是那种不大不小的菜包。黑衣男子把一个菜包啃完，用没有抓过包子的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胡乱地擦擦嘴，又擦擦抓过包子的左手，便把揉成一团的纸巾随手扔在过道的地上。黑衣男子往地上扔了个纸团，也往我心中浇了一勺油，本来就烧着的怒火于是蹭蹭往上蹿。让我怒不可遏的，还不是往地上扔纸团。既然你随身带着纸巾，为何吐痰时不用纸巾接着？就算你不把那浓痰带下车，用纸巾包着再扔在车上，也稍稍好些。我虽然怒不可遏，但还是遏住了，没有出声，只是对着那黑衣男子怒目而视。一边“磨损心中万古刀”，一边对那我憎恶者怒目而视，是我一向的战术。我实在只是一个“怒目主义者”。

黑衣男子大概是吃过了包子，烟瘾又犯了，又抽起烟来。又咳嗽起来。咳得比刚才更猛烈，咳嗽声里带些哨音，像是鬼在叫。咳着咳着，又往过道上吐痰了。仍然是那种浓痰。我不看驾驶员宽厚的泥塑一般木雕一般的后背了，转而看坐在后面的新上来的乘客。我希望后面的乘客中有人厉声制止黑衣男子的行为，我便立即附和。只要有人率先发出斥责的厉声，我可以跟着发出更厉的声；只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我便立即跟上，甚至可以表现得更为勇敢。后面坐着的几个人，不可能没有发现黑衣男子的行为，但似乎都视而不见。我看向他们时，他们也并不看我。只有一位中年女士，像是在盯着那黑衣男子，眼里像是也有怒火。我看向她时，她立即向我看来。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了一下。我看出了她目光中的期待。像是在期待我的发难。我能确定，如果她率先发难，我会立即跟上。但我不能确定，如果我率先发难，她是否会跟上来。在她期待着我，我期待着她时，公共汽车到了鼓楼公园。那二男一女下了车。这也是我下车的地方。我在他们后面下了车。

二男一女走进了一条小巷。我站在巷口，对他们怒目而视了许久。

“见义勇为”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其“勇”。而这个“勇”必须体现为明知自己寡不敌众也并不畏葸不前，至少是并不知道自己能否获胜而仍然勇往直前。如果明知自己占着绝对优势，如果确信自己万无一失，那行为哪怕是十分正义的，也谈不上是勇敢的。一个人路遇一个流氓欺侮弱小，这流氓在体格上与他旗鼓相当，他可能制服流氓，但也可能被流氓制服，却仍能挺身而出，是勇敢的。一个人路遇一个流氓欺侮弱小，这流氓在体格上明显强于他，他明显不是流氓的对手，却仍能挺身而出，这更是勇敢的。一个人路遇一群流氓欺侮弱小，明知自己挺身而出无异于以卵击石，却仍然挺身而出，就不但勇敢，而且悲壮了。一个人路遇一个流氓欺侮弱小，这流氓从体格上看明显不是他的对手，他果断地制止流氓的行为，这虽然是正义的，但却算不上“见义勇为”，只能说是“见义而为”。如果是一群人，一群结伴而行的人，路遇一个流氓欺侮弱小而出手制止，这行为虽然是正义的，却与“勇敢”毫不沾边。以一群人而对付一个小流氓，那就与随手捡起一块垃圾扔进垃圾桶差不多。

不能确信能否制服流氓，存在着或败或胜两种可能，却能够挺身而出，这是最低限度的勇敢。而这个最低限度的勇敢，在我这里就是最大限度的勇敢。路遇流氓欺侮弱小，如果我确信能够制服对方，如果甚至我这边是多人而流氓只有一人，我是能够大义凛然地痛斥流氓、喝令其立即住嘴住手。路遇流氓欺侮弱小，如果权衡、掂量后，觉得自己至少有五成的胜算，我也许在鼓起勇气后，也能够挺身而出。路遇流氓欺侮弱小，如果我知道冲突起来，我取胜的可能性很小，那我恐怕是不敢吱声的，只能对流氓的行径报以怒目，只能实行“怒目主义”。

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太多坏人以少胜多地震慑、制服好人的事情。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有次是几个日军押着数百中国百姓，押到某个地方后实行屠杀。而数百中国百姓，竟无一人敢于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试图逃跑。尽管百姓中并不乏青壮男子。有一张照片，我对着它看了许久，看得感慨万千。照片上，中国百姓走成长长的一列，三个持枪的日军走在百姓的左边：最前面一个，中间部分一个，最后面一个。百姓们手足是自由的，并没被束缚，其中也不乏青壮男子。三个日军押着长长的一列中国百姓，往一个地方走着。从照片的说明文字可知，日军是把这些中国百姓押往一个地方，然后全部枪杀。百姓们应该是知道自己在一步步走向死地。即使不知道是走向死地，也知道等着自己的绝对不是什么好结果。但长长的一列百姓中，没有一人奋起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拔腿逃跑。实际上，只要有十几人、几十人一起骚乱起来，三个日军就会顾首失尾、顾此失彼。大家往四面奔逃，当然会有些人被射杀，但必定会有些人终于逃脱。哪怕只逃脱一人，也比全部被屠杀好些。但终于是全部被屠杀。看着那照片，我曾问自己：如果我当时也在那百姓的行列里，我会带头反抗吗？或者，我会率先找个机会撒腿逃跑吗？我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我悲哀地意识到，如果我当时是走向死地的百姓中的一员，我也未必有带头反抗的勇气，甚至未必有率先逃跑的胆量。在开始反抗前，在撒腿逃跑前，我一定会预测一下反抗的代价、逃跑的后果。反抗的代价如何、逃跑的后果怎样，取决于其他人的反应。如果我“带头”反抗后，其他人能立即跟上来，那结局可能比较好，我有可能终于捡得一条命；如果我“率先”开跑后，其他人能立即四散而逃，那结局也可能比较好，我也可能终于成功逃命。但是，如果我“带头”反抗后，却并没有人跟上来；如果我“率先”逃跑而并没有人跟着跑，我就只是“带头”死去而已，我就只是“率先”成为枪下鬼而已。但我又怎能确信我“带头”反抗后，立即有许多人跟上来，与我并肩战斗？我又怎样确信我“率先”开跑后立即有许多人也向四面跑起来从而让三个日军张皇失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