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梁的物质构成

农机站

出门不久，我和麦芽遇见了姐姐家的小狗在路上撒欢，其实它已经年龄不小了，因为个头不高，毛色浅黄，大家都叫它小黄。好在狗不会介意人怎么叫它。每次回来，麦芽都很开心，很大程度上与小黄有关，它带给她无穷的快乐。

我们带着小黄出了村庄，看见一个山咀，山咀的这边有一户人家，院子里一片阒寂，主人从村庄里搬出来不久便去了新疆，这座院落成了苹果交易的临时场所。绕过山咀，一座崭新的二层小楼蓦地立在眼前，住在小楼里的人是我熟悉的，他是我家邻居，搬出村庄在这相对热闹的山梁上安营扎寨。透过铁栅栏，看见不大的院子干净整洁。一层的屋门敞开着，传来女人清脆的笑声，笑声后边还拽着一句话，话的后半部分被山梁的风吹斜了，我和麦芽都没有听清。

风是山梁上的常客，风在山梁上跑着跑着就长大了，长大的风不大友好。当年，我们衣衫单薄，害怕长大了的风。我们喜欢和煦可爱的春风，毫无疑问，这样的风已经来到了这座山梁上。

他家所在的位置是原来的农机站的一部分，临着楼房是他家的简易苹果窖，几根高大的果窖排气孔伸向天空。小楼房和苹果窖占去了农机站院的一半，另一半也被人承包后建了果窖。也就是说，当年农机站的样子完全不见了。在他们承包之前，农机站曾一度被一位老妇人用来养羊，羊是大屁股的小尾寒羊，不是我们养过的那种绵羊或山羊。

在变成羊圈之前，农机站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它应有的样子。院子相当开阔，西边停放大型拖拉机和废弃的铁铧、铁犁。每辆大型拖拉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单间泥皮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只是个凉棚，前面没有门。它们一直停在那里，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在无边的岁月中白白生锈，这也许就是它们的命。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是这里的站长，下面没有一个员工，他的职责类似于保安，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去查看这些大红头的拖拉机有没有缺胳膊短腿。倒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放学后，偷偷溜进院子，远远地，看见它们红艳艳的大头，头上的大灯泡像蝗虫的眼睛，外凸着。我在偷了它们身上的零部件，往出走时，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大概后来，它们只剩大红头还顽固地举着，内脏早被我们掏空了。

农机站院的西边是一排一坡水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一部分出租给山梁上读书的学生，小楼房里的女主人曾经就在这里租住过。当年，她只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还不敢这么大声地，肆无忌惮地笑。还有几间房子做了磨坊，钢磨工作的声音响彻整个山梁，几乎每天都有周边村庄的人或用架子车拉，或用驴驮着粮食，来这里磨面。尤其是农闲的时候，钢磨昼夜不停地工作，磨面的人排成了长队。院子中央还有两台粉碎机，人们会把玉米秆一类的农作物秸秆拉来，粉碎后拉回家喂牲畜。粉碎机工作的时候，声响比钢磨还刺耳，空气里充斥着秸秆粉末，呛得人直咳嗽。

小黄在麦芽这里得到了恩宠，表现得异常兴奋，它已经爬上了果窖。果窖的顶层与那座小楼的二层持平，女主人上了二楼，从窗户那里又飘出一串串笑声，好像在和谁打电话，边说边笑，由于避风，她说的话完整地钻进了小黄的耳朵。听到笑声的高音部，它就扭过头朝笑声飘来的方向看一眼。它大概在想，要是它能有这么一座漂亮的小楼房，也会高兴地笑出声来。

记忆像一只大手，把我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捉回了20世纪80年代，我只能通过回忆把我目睹过的景象描述给麦芽。但显然，她对我说的话显然没有兴趣，也无法从脑海中构建起一座已经不存在的农机站。麦芽想去追小黄，但是被我拉住了，我不能没有听众，独自念叨，我抓紧时间告诉她：我们这里的土地无法让大型拖拉机施展手脚，相较于大型机械，农民们更喜欢亲手去侍弄土地，顽固地拒绝这些粗鲁的家伙钻进田地，由于它们的力气太大，通常把田地深处的瘦土翻上来把庄稼喜欢的肥土翻下去。他们坚信只要风调雨顺，他们和驴、牛、马这样的大家畜并肩耕作，照顾好土地，就能把生活搞得饱满起来。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农机站的钢磨会因为吃不饱肚子而罢工。我家那个看门的远房亲戚也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他会背起铺盖卷回家，据说他是趁着天黑离开的。小二楼的女主人也许从来不曾想，有一天，她还能回来，将一生安放在这里。

卫生院

几朵白云飘过卫生院的上空，后边追来一朵不是那么白的云，甚至有些脏兮兮的。我猜，它可能是出去耍了一趟，把自己弄脏了，才急匆匆赶回来洗。它们的影子在卫生院的院子里跑，小黄迟疑地看看这个影子，又看看那个影子，下不定主意该去追哪个。

我说，这里是卫生院。麦芽睁大眼睛，扑哧笑了一声。她说，这里明摆着是两户人家的农家小院。麦芽说得没错，卫生院在20年前撤乡并镇时就从山梁上搬走了，和另一个镇的卫生院合并。像一个人，想去过热闹的日子，拦都拦不住，简直可以用逃之夭夭来形容。现在，卫生院一分为二，被两户人家各占去一半。

那时，卫生院是有一两个大夫的，他们吃过饭后常常坐在门边上的树荫下，我们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从他们身后经过。他们出门从来不穿白大褂，但是我们都认得他们。遇到卫生院的门开着的时候，我们探头朝里望。东西走向的一排架子房好像是他们的宿舍，因为我们看到烟囱里的烟往出冒；南北走向的大概是药房，挂着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

这两户人家显然没有照顾好这些房子，原来，它们是这道梁上最漂亮的建筑，墙雪白雪白的，白得我们有幸进了卫生院，都不敢伸手去摸。我们走进其中的一户人家，院子里零乱地摆放着鋬笼、锄头一类的农具。农用三轮车、电动车停在院子中央。靠近大门的地方，是一块被整饬出来的菜地，平时栽种葱、辣椒、西红柿一类的蔬菜。主人听到动静，跑出来将我们热情地迎进屋子——也就是原来的那间我们从没进去过的手术室。依稀记得从这间房子里抬出被结扎的女人，她们平躺在担架上，被子盖过头顶，从厚厚的被子里传来哼哼的痛苦的呻吟声。然后，被移到架子车上，拉回了家。

手术室成了他们的卧室兼客厅，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也是从我们庄子里搬到这里的，彼此都很熟悉，他们连小黄都认得，小黄毫不客气地跟着我们进了屋子，东看看西瞅瞅，甚至钻进了床下面玩。他们已经不再像我的母亲那样睡土炕了，而是支起了床板，冬天架火炉、插电褥子，屋子里也闻不到炕土味。他们将原来的手术室和隔壁的药房打通，安了一道门，药房变成了厨房，柴米油盐味早已赶走了药片的味道。

那时，我们都很健康，好像不怎么得病，即使得了病——病也像小孩子——吃几片药哄哄就好了。当然，是卫生院，总是有人会进去看病抓药的，听大人说，卫生院的大夫对进去看病的人很不满意，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只取药不问病，在去卫生院的时候，他们就想好了抓什么药，整个卫生院似乎只要准备了安乃近、止痛片、强的松就完全可以满足辖区群众的需求。

我们小孩子很少来这里看病，药片大多是赤脚医生上门送的。在那个缺糖的年代，我们最喜欢吃一种叫尖尖糖的打虫药。我们会捂住肚子喊疼，哄赤脚医生一颗尖尖糖吃。赤脚医生叫李占清，他是一个脚勤的人，只要吆喝一声，他准会背上保健箱出诊。有时，他不请自来，父亲病重那几年，他每次路过我家总要进来坐坐，给父亲把一下脉，看看舌苔，询问询问病情，有时给点药，有时不给。完了也不急着走，和我的父亲、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糟糕的天气和孩子们的婚事。那时候，我就觉得世上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好更有本事的大夫了，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他态度谦恭，见了我们小孩子，总是笑嘻嘻地摸一把我们的头。

或许，我应该交代一下，赤脚医生李占清永远不来我们的村子了，他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合并后的卫生院离我们的村子有点远，卫生院的大夫会每隔一段时间，到村子里来一趟，集中给老年人量血压、抽血化验、做B超，有时也会有县里的大夫来村子，在村部前的空地上，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村子里的人生了大病坐车直接去县里、去省城，遇到感冒、拉肚子一类的小病，他们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这些粗糙的庄稼汉，用他们干体力活儿的粗糙大手拿起了纤细的针管，打针、输液，无所不能。一天，二哥在父亲的手背上轻松扎进输液针，看着药水通畅地流进父亲的身体，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卫生院，并代表我们全家想念了一下它。

站在这户人家的院子里，我们被一朵云的阴影罩着，抬头望去，发现之前那朵脏兮兮的云还在那里，并没有跑远，像个捂着肚子龇牙咧嘴的孩子。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从山梁的另一边，有一大片云追来了，我给麦芽说，是“白”大夫给那个脏孩子治病来了。麦芽做出一副打针的架势，吓得小黄撒腿就跑。

供销社

供销社在山梁的中间地带，差不多占去了整座山梁的五分之一，它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收购组、百货门市铺和铁货门市部。社院相当开阔，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瓷缸。有几排同样是架子房的职工宿舍和仓库。在山梁上可谓春风得意，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端起架子，摆出一副自大的样子。岁月更迭，它变得如此谦逊低调，却无法让现实与它那曾经耀眼夺目的名字相匹配。

来到这里，有一种被带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觉。临街有两排架子房，一排是原来的收购组，也就是收药材、鸡蛋、杏核、杏皮的地方，我们假期挖了药材、晒了杏皮或者偷了家里的鸡蛋会在这里换成钱；另一排是百货和铁货门市铺，两个铺面中间被一堵厚墙隔开。我们拿药材和鸡蛋换来的钱去百货门市铺买学习用品或糖吃；铁货门市铺专卖农具、农机配件、煤油。这些房屋多是两坡水，算不得低矮，在当时，也只有公家的房会修成两坡水的。

架子房破旧不堪，看上去病恹恹的。房顶下陷，长满田野里随处可见的杂草，瓦楞上爬满颜色深浅不一的苔藓。曾经白净的墙体污渍斑驳。挨着门市铺的正面，随意搭建了几个简易房，像补丁一样缝在上面，原本规整的形状变得凹凸不齐。寻常的小草小花，居然挨着墙根长了起来。小黄不知羞耻，抬起一条腿，对着简易板房撒了一泡尿，麦芽跑过去驱赶，它赶紧摇尾巴乞求原谅。

经过两个简易板房的逼仄过道，我找到了百货商店旧式的双开木门，走进商店，里面光线昏暗，我看到我那个初中校友坐在高高的水泥柜台后面。在清朗或阴郁的雨天，她从清晨就坐在这儿，一直到夜幕降临，她没有任何心思去外面散散步。为了看店方便，她在商店的一角辟出一块地方，隔成集睡觉做饭于一体的小套间。

我拉着麦芽的手，站在柜台前，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也是这样拉着我的手，站在柜台前，柜台很高，我只能看到货架高处的东西。听说售货员是从城里来的，我激动得踮起脚尖，才能看到穿着笔挺西装的售货员，心里暗想，长大了能当个售货员该多好啊！父亲弱弱地对售货员说，给一墩洋火。那时好多东西前面冠以洋字，我们那一代人到现在还把水果糖叫洋糖。售货员当时还是个未婚青年，后来他和我的女校友结婚了，不久遇到企业改制下岗，夫妇二人承包了供销社。大概因为女校友的原因，除了赶大集，平时的用度所需，我差不多都会去供销社的门市铺购买。货架上摆着五花八门的东西，水壶、茶叶、糖、饼干、罐头、文具、香皂、脸盆；水泥柜台上摆放着色彩各异的布匹、白纸、牛皮纸；货架与柜台之间是过道，过道里立着装有白糖、红糖的塑料袋，还有高一点的穿衣镜。

兢兢业业的勤勉，并未让她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日子过得一片荒芜，但他们却不愿离开，毕竟他俩曾经是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供销社仿佛是一夜之间变萧条的，我们的农民很快学会了网购，快递店应运而生。可能是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夫妇居然把收购组的那排老房子租给了一家快递店，租户把临街的一面改造得富丽堂皇，拆掉了旧式的双开木门和所有门窗，换上了明亮的钢化玻璃门窗，玻璃上贴满宣传语。他们会去中心乡镇的快递公司把附近村民的快递统一拉回来，收取一到五元不等的辛苦费。

快递店生意兴隆，出出进进的人，向心宽体胖的店员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催他取快递。男人们不太讲究穿衣打扮，女人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会花费比平时多出十倍的工夫来打扮自己，头发烫成卷或拉得笔直，好像她们根本不是生活在农村。男人们拿上快递总会迅速离开，而中年女人们并不急着离开，她们当着众人的面拆开快递包裹，若是孩子寄来的值钱东西，免不了故意炫耀一番，然后神采奕奕地回家。那些年轻的女人，炫耀完了还要说说笑笑，探讨一下美肤瘦身心得。她们像城里女人一样注重肤色和身材，事实上她们经常会去城里，尤其农闲的时候，她们会去城里买衣服、吃火锅、唱歌跳舞。那个肥胖的店小伙往往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望着她们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