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良吏第一【张瑞玑在陕西】

一

1906年仲春，张瑞玑署韩城知县。

到任后“日以振兴学堂为急务”，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场地。韩城高等小学堂原来的校舍，借用旧日公所的屋宇堂舍，不光狭隘不堪，操场、自修室等基础设施一概没有。瑞玑决定将县署东面闲置的龙门书院略加修葺，已经废弃的常平仓旧址改为操场。迁建的费用大约需要六百两纹银，缺口很大，幸而县丞丁效固的母亲，愿意捐出多年积蓄的四百两纹银，用于学堂建设。瑞玑大受感动，拜谢后立马开工，秋季开学就迁到新校址了。他又踏勘学堂东面的太微宫，和一块公用地、大片菜地，觉得很适合做学生的内操室、游息所、农桑实习场，准备陆续购建。

二是经费。书院改为小学堂，按说原有的经费应划转，可一晃好几年，经费仍在原任斋长手里生息。经过清查，龙门书院、萝石书院、友竹书院和少梁书院的成本银两千三百二十四两零五钱，年息二百八十六两五钱；房租、地租银三百两，钱七十串文，生息二百四十串文。瑞玑将这些资金全部收回，入了小学堂账户。此外，还把每年由税收支出巡警经费改为铺捐（即按商铺大小等收取治安费），节省下来的巡警经费全部划转小学堂。再加上原来由税收支出的部分，使学堂经费有了可靠的保障。

三是师资和学堂的管理章程。高等小学堂原有四名教员，进士、举人、岁贡、生员各一名。薛位是举人出身，热心新式教育，代美术、地理、格致等科很受欢迎。岁贡高友彝有真才实学，读经、讲经、历史诸科，生员高建极代体操、算术诸科，都能胜任。唯独进士出身的曹邦彦体弱多病，不能正常教学。瑞玑便聘请壬寅科（1902）举人贾乐天接替曹邦彦，代修身课和中国文学。同时又选了三名生员作管理员，签订合同，各专其责。接下来，瑞玑亲自出题考试，补齐原定甲、乙两班六十名学生的数额，增加丙、丁两个班次，教学规模成倍扩大。

经过这一番变通，“高等小学颇称合格”。

瑞玑发现，偌大个韩城，除了县城有一所高等小学堂，乡村初等小学堂寥寥无几。不少村庄有私塾，但教学内容、方法仍是老一套。此地风气未开，乡村老百姓对兴学育材的大义“皆茫然莫明”，普遍诋毁新式学堂，认为进学堂跟进教堂一样，提到新学堂，满脸的疑惑惊惧。所以瑞玑向布政使樊增祥禀报：卑职到任，考察情形，除了上面所说的三项不得不急为变通，还有一项就是亟需在乡村推广初等小学堂。

于是，瑞玑在高等小学堂附设劝学所，亲自订立章程，请来由公众推举的党乾烈、薛向龢等十名绅士，商量劝学事宜。又请举人薛位编写《劝学问答》。

十名劝学绅带着瑞玑拟定的“初等小学堂章程”等文书，到各乡村分发，按《劝学问答》进行演说，解疑释惑，“激刺其爱国爱乡之热忱”。不到两个月，就有五十多个村庄办起初等小学堂，后来发展到一百多所。

进展如此顺利，瑞玑很兴奋，但很快发现新问题：“立学不难，难于得师。”

原来，新办的初等小学堂，师资都是原来的私塾先生。新瓶装旧酒，看似新学堂，跟私塾差不多。为培养师资，瑞玑想了两个办法：

一是在高等小学堂附设一处师范传习所，分常年传习班和暂时传习班。常年传习班的学员，从高等小学堂肄业生中选取，纳入正规教学。暂时传习班类似现今的在职教师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初等小学堂新聘任的教员（不少是私塾先生），每周集中学习一天。

二是在师范传习所附设初等小学堂。将高等小学堂程度偏低的学员，降到初等小学堂，由师范传习所常年传习班的学员轮流授课，以资实验。

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师范传习所等的章程，瑞玑都“详加厘定”。

接下来是教材问题。

按学部规定，学堂教材可统一订购。但初等小学堂前二年的教科书，各地得按学部颁发的《乡土志例目》编写。这件事前任知县没有动手，瑞玑便在高等小学堂附设乡土志局，延请本县举人温恭、薛位、贾乐天，“朝夕考订，急修乡土志”。

因是初创，瑞玑对历史、地理、格致三个分册的编纂原则、编纂形式、目标要求等，都提出具体意见。如原则是“取简不取繁，尚确不尚博”。形式要图文并茂，“历史有表，物产有表，户口有表，地理形势系以说而附以图”；“至于动物、植物、制造之类，亦皆仿《毛诗》《尔雅》《山海经》图说之例，而分绘其图”。目标要求是“欣愉儿童之心志，开凿儿童之聪明”。

在乡土志局同仁的眼中，瑞玑既是父母官，又是文章知己，事业同道。各自如同鼓满风帆的小船，奋楫前进。

历史分册每篇50至80字，“以激发童蒙之天良，鼓舞其保家爱国之能力”。

格致分册，分物产类、植物制造类、动物类、动物制造类、矿物类、矿物制造类。旨在“俾蒙童习之，知凡习见习闻之物，莫不具有可知可求之理”，从而“去其浮气，而使之沉，戒其粗心，而使之细”，“养成爱乡土之志气，并以为农、工、商实业之基础”。

三个分册中，地理志最费事，因为韩城以前没有稍微精细的舆地图。负责编纂的薛位“自造经纬仪，率同高等小学堂肄业生，测绘考究而成是编”，可谓筚路蓝缕。新绘制的地图有《韩城县四境山水图》《韩城县治城关图》等。测量道路所用工具是工部营造尺，比旧志更准确了，如“县南行八里为白公铺（旧为十里），再八里为芝川镇”。芝川是司马迁出生地，太史公的祠和墓都在这里。

数月后编成乡土志，瑞玑写了序，落款为“光绪丙午九月张瑞玑序于龙门官廨”。丙午即1906年。在序言中，瑞玑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学”与“文”的弊端：

夫欲兴人材，必先讲实学，欲兴实学，必先讲教科书。中国无所谓教科书，中国之载籍即教科书也；中国无所谓学，中国之载籍文章即学也。以文章为学，以专讲文章之载籍为教科书，遂使人人知有文而不知有学，并且以文为学焉。而经济实业、农工商矿之学，若屏诸学校庠序之外，为文人之所不必讲。即讲矣，亦摇笔鼓舌，纸上谈兵而已也，则讲犹不讲。呜乎！实学之不讲，人材之不兴，中国之载籍文章为之也。不举此空疏浮华之习一洗而空之，中国学界岂复有疏通之日乎！

最后说：

嗟乎！文与学本一事也，自实学不讲，而文成为虚物矣。处此实学竞争之世界，苟能率天下之子弟，而尽祛其孤陋华靡之习，则他日切实有用之学，皆发为颠扑不破之文，未始非保全国粹之一道也。

这样的见识、情怀和气魄，在当时及后来地方官员中实属罕见。而这种明大道、能担当、祛华糜、求实学的思想言行，贯穿了瑞玑的一生。

《韩城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抄本，后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收藏，制成微缩胶片。1980年代初，韩城县改为韩城市，市志编委会根据中科院图书馆藏本，印行《韩城县乡土志》，指出“这是一部内容简约、体例特殊的地方志，也是一套排列有序、语言通俗的教科书。它为我们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清末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又为我们对青少年进行爱乡土、爱祖国的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出版的《百年中国乡土教材研究》（李新著），“清末的乡土教材”一章重点介绍了《韩城县乡土志》，认为“它系目前现存的、1905年《乡土志例目》颁布后较早的、完整的乡土志”。该书全文引录瑞玑的序言。

瑞玑将兴办学堂一系列事，撰成《办理各小学堂暨劝学所师范传习所禀》上报，藩台樊增祥大加赞赏，批了下面一段话：

学堂之事可与知者道，难与俗吏言。同寅中孰学孰不学，兴办学堂某能办某不能办，本司皆默识之。韩城王令非不老成安静，而于学堂事宜则不知，不能选择而使。子固知韩原学务必有起色，而欲为前任纠谬补阙，自非变通旧日章程不可。该令首先变通教授管理章程， 务令监学者各专责成，教士者各分门类，科学不紊，钟点无差，甲、乙、丙、丁四班并授。而又附设劝学所，选派正绅十人分乡劝谕，并附设师范传习所，多招中年寒士，造就师资，以备各乡塾聘订，法良意美，体格完全。教员薛孝廉位本从前游艺学塾，高足弟子，所编《劝学问答》浅显切要，足以抵排谬论，唤醒愚蒙。韩城有此官师，学堂风气何患不蒸蒸日上耶！应一切照准立案，禀批并登报，以资各属矜式。表、摺、图、书并存。所谓书者，即《劝学问答》也，应由学务处排印多本，以广其传。

樊增祥的批语和瑞玑的禀文一同登在《秦中官报》上。

二

瑞玑端详着樊增祥的批语，知己之感的快慰涌上心头。来韩城半年多，兴学这件急务总算能松口气了。

不料麻烦还是来了，而且棘手。

先是本县天主教一些教民，不遵约缴纳办学费用，已经交纳的乡民对此意见很大，接连到县署告状。瑞玑担心引发大的事端，一面下乡劝喻乡民不可滋事，避免与教民发生冲突；一面传讯挑头抗缴的教民，晓以大义，要求遵约交纳。

新任县令的声威早已远播四乡。被传讯的教民跪在大堂，听这位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父母官训话，觉得句句在理，叩头表示遵命。按说事情已经顺利解决了。

没过几天，瑞玑却收到西安天主教堂主教胡定邦的来函。

胡主教是德国人，1905年担任陕西天主教区第五任主教。现存巴洛克风格的西安天主教堂，便是他重新修葺的。

胡主教的来函盛气凌人，劈头就指责瑞玑传讯教民的做法“有碍于教规”。接着说，教会准备兴办义学，培养教民子弟，加之教民子弟要读教堂经典，你那个初等小学堂教不了这些；况且教民子弟还要做礼拜，诵经，初等小学堂更难兼顾云云。

瑞玑看过胡的来函，提笔作复，逐一辩驳。雍容的文辞间充溢着凛凛正气，又暗含讥嘲。

针对胡定邦所谓有碍教规，瑞玑说：

鄙人以为，迎神赛戏之类的活动，与贵教教义是有违碍的。至于兴办学堂而不能普及，则有碍于敝国的政治；人人都为兴学集款而教民独抗，则有碍于敝国的法律。这两方面与贵教不发生任何关系。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只要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宗教，敝县都有责任维持保护。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说，只要与教案交涉无关，就不应该将教民和平民强行分割开来；只要涉及地方公益，教民和平民都有应尽的义务。这是公理，人人明白。所以无论教民还是平民，敝县都依公而论，不敢稍有偏袒，正如类似事情贵司铎不该过问一样。

针对胡定邦所谓在教堂设立义学，瑞玑说：

学堂是为开启民智设立的，在四乡兴办初等小学堂则是教育普及的基础。如今乡民入教者年年都有，甭说贵教的义学不能即刻设立，即便能够设立，充其量一个教堂只能设立一个学堂，数量有限，不能遍及四乡。即便能够遍及四乡，则平民与教民的分界越来越严，结怨会越来越深。同在一乡，共饮一井，语言如水火，相处多荆棘，时间长了，势必结成平民与教民、社会与教会不断冲突的恶果。一旦祸患形成，地方官不能禁止教民违约抗公，却专门惩办平民挟嫌生事，岂不是法律不公吗？如果强行压制，严刑苛罚，只能造成更大的祸乱。前车之鉴，以贵司铎的耳聪目明，当不至于把鄙人的话当作妄言吧？

瑞玑提到前车之鉴，显然是在暗示五年前义和团引发的祸乱。

针对胡定邦所谓韩城兴办的学堂没有教授宗教经典的师资，瑞玑说：

学堂教学生认的字，跟教堂经典中的字一样，点画音义没有什么差别。会读学堂教科书的，自会读教堂经典。培养一个读书识字的学生，等于增加了一个入教者的资格，这对贵教的发展前途大有好处啊！况且学堂所谓星期，就是贵教所谓礼拜，学校星期休息之日，正是贵教礼拜讲经之时，互不相妨。说不定哪一天，各乡的学生会成群结队加入贵教呢！这样看来，敝县作为地方官，理应照章办事，如果教民中仍有背约抗交学校费用的，便是法律上的顽民，教会中的败类。对这样的顽民、败类，敝县就不得不饬传严办了，贵司铎也应照章将他们驱逐出教才是。

胡主教收到瑞玑的复函，恼羞成怒，气冲冲来到巡抚衙门，要求抚宪大人向韩城知县施压。

前已述及，新任陕西巡抚曹鸿勋以严督官员闻名，半年前瑞玑尚在课吏馆，曹鸿勋就奏报朝廷传旨嘉奖过一次。这位状元巡抚很重视教育，一到任就扩建陕西高等学堂（今西北大学前身），增加了中西各式讲堂、图书馆、仪器室等。因此对瑞玑在韩城兴办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赞赏有加。还有件事瑞玑干得漂亮，使曹鸿勋更加赏识。两月前瑞玑到韩城上任，不出十天就革除了词讼积弊，采取的措施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凡不涉及教案纷争，原告、被告的呈词中一律不得出现“教民”字样。这样就消除了个别教民的特权心理，即自以为一入教门，就成了“法律以外之人，不应与平民讲公共之理”。曹鸿勋在瑞玑的禀文上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