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中的进步期刊

早期的陕西进步期刊

从《秦劫痛话》《秦钟》到《共进》

五四运动前夕，陕西省境内的军阀并没有奉行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军阀“和会”的“精神”停战，而是愈发跋扈。这些军阀队伍，除陕西本省的驻军外，还有晋、奉、直、甘、绥、豫、川、滇等数省军队20余万，他们除了向陕西人民强行摊派勒索、要钱要粮外，还兵匪勾结，盗掘古墓，倒卖文物，四处奸淫抢掠，弄得陕西人民饱受压榨和摧残，痛苦不堪，民不聊生。

1919年3月，一些在北京读书的陕西籍学生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陕西百姓，奋然组织起陕西学生团，曾向政府请愿，并通电“和会”，积极呼吁陕西停战，反对陕西军人搜刮百姓、种植鸦片、停办学堂。与此同时，学生团为了痛陈陕西人民疾苦，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民发声，就创办了一份油印刊物——《秦劫痛话》。筹办这份刊物的有段韶九、王震东和顾蔡红等人。该刊的主编由旅京陕西籍进步学生的代表性人物杨钟健担任，侯又可刻版油印，刊物每天都记录一两条陕西人民的痛苦事，然后印出十几份，分寄北京、上海各报刊载。五四运动后，陕西学生团更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其会员均为旅京的陕西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北大、中大、汇文、民大、高师、法专、医专、农专、工专、高警、清华等校的陕西籍学生。

该刊出版若干期后就停刊了，改出《秦钟》。关于《秦劫痛话》创刊缘由及刊物内容，杨钟健说：

在学生时代，我即喜欢就社会生活的实际观察所得，公之于世。一九一九年，因受新思潮影响，又因陕西之军阀所制造之兵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所以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主持下，我曾撰写《秦劫痛话》，以记事方式分段描述在陕各地的民间故事。

《秦劫痛话》停刊后，“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深刻地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不能单从政治方面做事，必须要改造国民思想。怎样改造国民思想？就是文化运动一条路。”着眼于陕西文化发展，其时，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创办刊物的影响增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也进行了募集，筹划创办了《秦钟》。

在办刊精神上，《秦钟》是《秦劫痛话》的继续。发刊伊始，初为旬刊，后改为16开月刊，每期40余页，定价大洋五分，1920年1月20日在北京创刊。在创刊号上，《秦钟》明确提出了刊物创办的目的，其宗旨有三：“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秦钟》“三大宗旨”明确提出了“唤起陕人自觉心”，所谓“自觉心”，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也是对陕西群体的启蒙呼唤，即便还达不到启蒙内核所谓使个人具有独立理性的层次。

《秦钟》在“三大宗旨”下所刊发的篇章，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其一是以陕西为介绍新知识的起点。其虽言介绍新知识，而实际并不是单纯介绍新知识，更多的是介绍新思想和新文化，对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改进的人生观等新思潮。《秦钟》为了“唤起陕人自觉心”是以“介绍新知识于陕西”的有力表现，提倡民治、民主、自由等思想；对教育改革，实行平民教育和实业教育，反对尊孔教育；提倡自由婚姻、尊重妇女，主张废除早婚、缠足；提倡白话文。

其二是真实地“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为了避免理论上的空谈，首先要对陕西社会做具体问题的调查和分析，体现新文化理论与社会实际的结合，从而对社会有切实的改进。从《秦钟》特辟的“调查”栏目看，连载了对陕西乱象调查的种种。如晓秦的《陕西的形形色色》系统分析陕西的军政、政治、财政、实业、教育、商业、农民、烟禁、瘟疫；朝生的《同州社会面面观》从五个层面系统地记录了同州的市面、教育、洋烟、军队、难民等等，认为同州虽然没有遇过兵劫，但四周的空气却受到匪气的影响；《刘存厚之劣迹》列举四川督军刘存厚为祸汉中的六项劣迹；《改良陕省农业意见书》提出了发展陕西农业的意见纲领。

《秦钟》对创刊的目的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目的：一方面使沉沦黑暗狱中的陕人，在最短时期中，觉悟过来；和世界上人类，同做个‘人’。一方面把旧社会中情况，老老实实说出来；并本主观的眼光，下些批评；使改造社会的事业，不至流于空谈，格外增加速率。”不难看出，《秦钟》的内容旨在唤醒秦人，使人人都能得到尊重，拥有正常的人格，能够自由发展，共同建立民治的基础。

“改革之法，当使国民有觉悟心，觉悟又当自吾侪青年始。”“我们陕西能够好不能够好，就看一般的青年，有进步没有进步？要知道改造进化的责任，是要青年负的。同学呀！千万不要放弃了这个责任心。”这是《秦钟》对陕西的青年所寄予的厚望，认为改造社会的责任主要在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而要使青年们获得知识、有觉悟心，就要从教育开始，包括“实行平民教育、提倡女子教育、注重自动教育、发挥实用教育”。为此，《秦钟》每期都刊发有一定分量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以此来唤醒陕西民众对教育重视的根本途径。

《秦钟》的出版地虽在北京，但它的确又是一份陕西的地方性刊物，可以说是“身在北京心在陕”。这是因为主要作者和编辑均是在京的陕西籍学生，他们很多都参加了“五四”当日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如华县的杨钟健（克强）、兴平的魏凤标（野畴）、三原的陈顾远（晴皋）、汉阴的陈声树（兆枢）、商州的王焕猷（儒卿）等。陈声树还在被捕的32名学生之列。

《秦钟》所设的主要栏目有“论坛”“随感录”“调查”“小说”“丛录”“讲演”“学海”“副刊”等，甚至还有“什么话？”。与《新青年》极为相似。在这些栏目中，所刊发的文章许多思想和观点不仅受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和影响，甚至不少还直接引用《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的主张。如第4号《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周年纪念感言》中就直接引用了陈独秀在7卷1号《新青年》上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当《秦钟》第5号特辟“选录”栏，首篇文章就直接转载了原刊载于《新青年》6卷6号胡适之《我于丧礼的改革》，还特别说明：“因为胡先生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白话文做的鼎好；此篇文字对于风俗礼制改革的前途，很有关系，所以把他介绍到陕西那边去。”

《秦钟》从创刊到停刊，始终把陕西的现实问题作为重点议论，为了解决陕西的具体情况和一些实际问题，总是将文化传播与变革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对于一般性的理论文章总会引申至新文化理论放在首位加以落实。

《秦钟》出版第6期时，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这一“社会组织”，除了地缘关系，其百人以上会员均来自于北京的十数所学校，因“思想倾向上的复杂，步调上的参差不齐”，仅凭着改造社会、谋求陕西进步的“情怀”，并没有其他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很容易产生分歧意见，加之当时陕西军阀的阻挠，该刊不得不停刊。其主要原因是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仅是一个学生团体，在办刊方面缺乏系统的编辑，组稿、校对以及在思想基础、经验、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非专业办刊机构，要想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并非易事。据当事人杨钟健的回忆称：“估计所以不能继续出版，除了一些事务性的原因外，还有经费来源不足，缺乏一定的骨干分子，也是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编辑的人没有共同的认识。”

《秦钟》停刊后，一些主要作者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看到陕西的局势更加恶化，陕西人民的痛苦更加深沉，作为有良知的一个个学子，不能对“土匪遍地，民贼肆虐，天灾流行，民不聊生”的陕西保持沉默。于是在1921年，以在北大求学的旅京陕西青年为中心，组织了“共进半月刊社”，10月10日，出版了《共进》这一进步刊物，由旅京陕西青年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等创办。地址设北京三眼井。1922年10月10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共进半月刊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进社”，《共进》半月刊便成为它的机关刊物。

《共进》的宗旨由原来《秦钟》的宗旨“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从改变的宗旨不难看出，《共进》是《秦劫痛话》和《秦钟》办刊精神和实践的延续与升华。这一宗旨的改变，它的宣传内容也起了显著的变化。认为：“中国要好，非打倒军阀不可。”从创刊到终刊的105号中，先为4开4版的小报型，后为16开本杂志，历时5年，编辑了7期特号、7期特刊、3期增刊。这些特号、特刊及增刊，均是遇到重大的政治性和专门的问题时所出版的。1924年9月、10月，因受军阀曹锟的阻挠短时间没有出版外，五年中一直坚持不断。其中，1922年6月15日，《共进》第17号上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它已成为中共纲领、政策的拥护者。这时，它的领导成员中已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共进》已成为党的外围进步刊物。除此外，刊发的《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列宁周年纪念感言》《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对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第37号发表的《五·五》一文，就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而作的，文章推崇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是“大社会学者兼大历史哲学者”，是“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在第49号发表的《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一文，介绍并歌颂苏联十月革命，称“苏俄是谋求人类解放的先锋军”。

《共进》创刊后，特别受到陕西各界读者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该刊的地方色彩比较浓厚。它前后曾三次改版，并在西安、三原、华县、渭南、榆林、绥德、南郑等地设立了分社。其销售量最高达四五千份，销售范围遍及全国各大城市，远至欧洲和日本。

《共进》一创刊就改变了过去简单看问题的做法，其时的陕西人中，由于没有多少人有文化，又缺少对社会的见识，在他们眼中总希望驻扎在陕西的那些军阀陈树藩比陆建章好，阎相文比陈树藩好，而实际上这些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共进》在第1号《换了以后怎么样》一文中指出：“告诉你们吧，活到现在还靠一个两个好人来治我们，我们过太平日子，是做梦啊！我们自己不起来干，慢说什么阎相文，便是威尔逊、华盛顿等等来作督军也没用。”

其实，当时陕西大小军阀之间都有很大的矛盾，冯玉祥退出陕西后，刘镇华成了祸陕最凶恶的军阀，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让其他军阀孤立他，以至“群起而攻之”。《共进》发刊前几期，重点提出驱逐刘镇华的镇嵩军出陕，从而，让其他军阀对《共进》的宣传减少阻力。因此《共进》的5～8号连续刊登了长达八千字的“去刘篇”，如《刘祸种种》《刘镇华祸陕之一般》《刘祸一束》等，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来阐明“去刘”之必要。刘镇华获知后，从此更是视《共进》为洪水猛兽，从北京寄往陕西的《共进》刊物常被他中途扣押，以致不能如期和陕西读者见面。陕西人民去刘的直接方法为“罢税、罢工、罢市、罢学”，该刊主张在去刘之后实行：一、废督，二、裁兵，三、知识分子专政，四、组织小实业团等等。这样一来，难免不引起其他陕西军阀的疑惧。

1924年4月，共进社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事实。于是，便制定了纲领，修改了章程。通过分析世界的局势和中国的现状，《共进》把政治问题看作“目前最急切的问题”，把经济问题看作“一切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认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必须更彻底地实行经济的改造，“俾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运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从此，《共进》集中于揭露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对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共进》都给予深刻的反映和热情的歌颂。

1925年7月25日，共进社召开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提出了“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的口号。这时的《共进》基本上成为一个反帝、反封建，讨论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理论性刊物。它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并通过对国内每一个政治事件的评论，毫不妥协地向封建军阀开火。

因此，《共进》受到社会上广泛欢迎，同时，也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仇视。1926年9月，《共进》被奉系反动军阀张作霖以“赤化”罪名封禁，理由是大共（指中共）小共（指共进）都是一共。社员五六十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