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民众》杂志
馆藏《民众》之概貌
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藏有《民众》旬刊第一期（创刊号）和第八期（半月刊）各一册。第八期封面印有5家代售处：上海方斜路出版合作社、北京翠花胡同北新书店、武昌察院坡时中书社、长沙三牌楼长沙商店、重庆江北县重庆书店。口号：要打倒帝国主义，须根本消灭资本主义。标有“每册售洋二分全四角五分”和“通讯由上海国民大学陈薇白转”。两本杂志，平装，32开本，书高24.2厘米，宽17厘米，每期15页，封面均有当期刊载文章的目录。主要文章有：《发刊词》《谁是我们的同伴者？》《我也讲讲革命》《开倒车的途中》《上海的危机》《农民文艺的提创》《IWW与第四国际》《大学教授之社会革命观》《世界劳工状况》等。
这两本杂志看上去十分“神秘”，没有刊登出版单位，通讯地址也都不一致。文章大多署的是作者笔名，除了郁达夫外，“芾甘”即是作家巴金，其他作者尚无详考。
然而，两期刊物封面上的出版日期前后不一致。第一期出版日期是1927年9月11日，第八期出版日期却是1926年1月1日。显然第八期出版日期是错印的（按：经考证，实际应为1928年1月1日）。
两本杂志刊发的文章，主要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内容。
《民众》旬刊的《发刊词》由郁达夫撰写，那么刊名是不是他亲笔题签？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从郁达夫大量手迹中找出“民众”二字，与《民众》的刊名比对，确认《民众》的题签出自郁达夫本人书写。那么，《民众》到底与郁达夫有怎样的关系呢？
《民众》的诞生背景
关于《民众》刊物的性质与来历，笔者在中共江苏省委有关历史文献中，发现了《民众》的线索，如1927年10月6日《江苏省委宣传部9月份工作报告》中提到：由本党同志与少数左倾知识分子（研究文学的人）联合出版的《民众》，也在宣传部影响下，已“出版至第二期，每期印千份”。文中所指的“左倾知识分子（研究文学的人）”，另有周芝楚署名的《施大甫工作报告第一号》（施大甫即“市党部”之谐音）中明白无误地指著名的作家“郁达夫”。而1927年8月19日《郁达夫日记》中提到：“有人来谈，决定出一个周刊的事情，刊物名《民众》，拟以公正之眼光，评论现代社会革命者。”即便郁达夫是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但在日记中还是因种种原因隐去了当时不便明言的真相。所以，办刊物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周芝楚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围剿不断加剧，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十里洋场的上海风声鹤唳，中国共产党一度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刚刚上台的新军阀蒋介石被迫下野。彼时，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疯狂杀戮放慢了节奏。被取缔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左派）党团（C.P.）工作在此时也得到恢复，表面上举着国民党的旗帜，实际上是利用这个空隙与中共地下组织抓住这个重要契机，动员尚未完全被摧垮的社会基层群众反抗新军阀的压迫。
在这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异常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办一本弘扬工农民众运动、抨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以及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旧军阀的倒行逆施为宗旨的刊物，做好舆论先导。
中共党组织为何选择
郁达夫担任《民众》主编
在中共地下组织内部确定了创办刊物的决定后，确定由重建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主持，名义上和中国济难会上海市总会合办。随即派原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高材生周芝楚，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书记（其秘密身份为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联络人）与郁达夫取得联系。
周芝楚何许人也？根据交通大学校史资料和原上海文史馆馆员孙诗圃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维桢等人的回忆材料，有必要对周志初的活动和历史身份作些简要描述。
周芝楚，原名周志初，又名周之楚、至楚、智楚，化名林伯英。生于1905年，祖籍广东梅县。他自幼随父侨居南洋，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24年，周芝楚考入唐山大学，不久转入上海交大前身上海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科。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他是南洋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参加编辑该校学生刊物《南洋周刊》，任讯息编辑部主任。是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6月，曾任中共法界部委宣传委员。1927年“四·一二”后，周芝楚成为上海当局“通缉对象”，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沪军法处依然将他列为南洋大学CY学生，冠以“捣乱份子”“反动学生”两顶帽子胁迫校方予以“驱逐出校”。
周芝楚在被迫离校的前后，就参加上海市党部党团（左派）机关工作，地址在界路（今天目东路）庆祥里（原址毁于抗战）商务印书馆宿舍16号。
中共地下组织为什么不找别人，而把郁达夫当作最好的人选呢？
首先，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应该了解到，当时激进的文化人除了部分已逃亡或转移到国外，虽聚集在上海的仍然为数不少，但像郁达夫这样具有思想基础和政治倾向的人却不是很多。据有关文件记载，中共党内分析郁达夫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左倾文化人”，这一判断是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此外，1927年8月15日，他曾在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登出了《郁达夫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事先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这一声明退出“创造社”，此举使他具备了某种“保护色”。《郁达夫日记》载有：“蒋介石下野后，新军阀和新政客又团结了起来，这一批东西，只晓得争权夺利，不晓得有国家。恐怕结果要弄得比蒋介石更坏。总之我们老百姓吃苦，中国的无产阶级将要弄得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按：指郁达夫和王映霞）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觉得我们两人间的恋爱，又加强固了。”《出家及其弟子》序言载有：“革命家的情绪，非艺术不能培养，一般民众的热忱，非艺术不足以挑发，大家但看现在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从郁达夫发表的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对宣传工作的认识和对时局的看法、民众运动的立场均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此外，作为作家，他的组稿以及文字创作功底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按当时上海文化人交谊的惯例，联络人约郁达夫在兴华菜馆共进晚餐。席间，周芝楚开门见山地亮明身份并说明约见的目的，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委托郁达夫创办一本杂志。郁达夫其时的思想状态虽是较左倾的，但对眼前这位比自己小10余岁的我党秘密地下工作者，如此坦诚对自己的信任，有意外也有感动。经过彼此商讨，确定了刊名叫《民众》，周芝楚向郁达夫交待了办刊的详细计划与打算，其中包括经费和支出事宜。另秉承相告创办这个刊物并不是一份普通的“政论性的刊物”，而是由处在秘密状态下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王若飞主持）领导，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一份红色期刊。1927年8月22日上午，周芝楚与郁达夫又直接到印刷所谈，当场确定了工作任务与进程：《民众》创刊号的出版日期拟定为9月5日。由于当时环境险恶，《民众》的出版周期被迫延长，创刊号的出版日期经周芝楚和郁达夫商量由拟定的9月5日又延迟至9月11日，印刷经费核定为每期80元。由周刊改作旬刊，再后来是半月刊，期间困难可想而知。郁达夫担任《民众》旬刊主编后，按照中共江苏省委的宣传意图，为创刊号撰写了《〈民众〉发刊词》。
“或者有人要问，目下的中国，还有民众么？这是不错的，中国目下的民众，实在是一点儿势力也没有，一点儿声气也没有，在大街上坐汽车，或大踏步过去的，不是身穿制服的军官，便是什么什么委员，什么什么长。报上头，在最重要的地方登出来的，便是某委员的启事。民众的事情，民众的存在，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出来。”
“多数的民众，现在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受的苦，受的压迫，批判革命之前，反而加重了。”同时，也不讳言办《民众》的目的与宗旨：“我们想凭了我们的微弱的目力，用了我们不善诡辩的喉舌，将所见所闻，和所受的，赤裸地叫唤出来。”《发刊词》还号召广大民众：“我们是大多数者，是被压迫者，是将来的大革命的创始人，革命的民众，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民众》的发行情况
《民众》创刊后，在发行方面，通过第八期封面所印的5家代售处，笔者了解到上海方斜路出版合作社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教育家黄炎培等发起的江苏省教育会，也是中华职教社所在地。《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两杂志的编辑部与其同址办公。《生活》周刊由邹韬奋主编，发行由几千份到15万份，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期刊。时年，蔡元培、宋庆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鲁迅、胡愈之、林语堂、王云五、沈钧儒、郁达夫、叶绍钧、茅盾和邹韬奋参加，那个时候，郁达夫与邹韬奋就已经是很深厚的朋友了。《民众》的创刊，为了能够扩大发行量，由一个为劳动大众服务、出版进步书刊的“革命文化保垒”的合作社代理发行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在合作社工作的成员，都是爱国的。《民众》虽然是秘密出版物，但对于合作社来说他们的发行渠道按照国民党审查报刊制度是不查的。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书店（也称北新书局），1924年建立，主持人李小峰。该店主要经售陈独秀支持下的新潮社出版物。鲁迅作为《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对这个书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曾在该店出版著作多种。郁达夫与李小峰的接触，缘于该店出版的鲁迅著作，其稿酬一直拖欠。起初鲁迅并没有在乎这些稿酬的支付，彼时鲁迅因斥责政府无果，愤然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后，日常的花费开销，加上许广平的怀孕，鲁迅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困难。只能凭借北新书局所给予的稿酬支持。遂写信给李小峰，但李小峰信札不回，直至鲁迅欲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小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知道鲁迅的脾气，于是，在数次向鲁迅求情无果后，李小峰选择求助于鲁迅的好友郁达夫。而后，经过郁达夫的协调，北新最终答应支付拖欠鲁迅的近20000元稿酬（约合现在200万）分10个月还清。自此后，李小峰与郁达夫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也为郁达夫发行《民众》奠定了基础。
《民众》在发刊期间，郁达夫也曾介绍周芝楚登门造访刚刚抵沪不久的鲁迅先生（见1927年10月11日《鲁迅日记》）。周芝楚是鲁迅至沪后，接触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至于他们造访的目的，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都没有展开记述，说明他们都是行事谨慎的人。由于他们的日记所载过于简略，只能根据种种迹象来推断以下几种可能：一、周芝楚出于对鲁迅的敬仰，且自己有文学爱好的情结；二、周芝楚显然是以《民众》代表身份出现，是否是郁达夫提议约请鲁迅也为《民众》旬刊撰稿；三、也许是中共江苏省委得知鲁迅抵沪，试图通过周芝楚与郁达夫的工作关系，以及郁达夫与鲁迅的密切友谊，在最短的时间里与鲁迅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也可能随着不久之后周芝楚的被捕而一度中断，但是，这是鲁迅抵沪后与共产党人（代表组织）接触的开始，而郁达夫则有意无意地成为其中的穿针引线人。此外，鲁迅也为《民众》旬刊撰写了《革命文学》，郁达夫将该文编入《民众》旬刊第五期。这既是郁达夫介绍周芝楚结识鲁迅的成果，同时也反映出鲁迅对《民众》的支持态度。
武昌察院坡时中书社，是1923年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它是民国早期平民合作运动的产物，以“书 ”为媒 ，十分重视研究和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武汉地区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从书社活动内容来看，售书、写书、借书及教育活动便利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实际的影响来看，恽代英本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书社其他成员大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影响还辐射到书社之外的许多地区，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推进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郁达夫创办《民众》，他深知刊物的性质，虽然他在《民众》第二期上刊载了《征文启事》：“《民众》是民众的刊物，并不是我们几个人或一党派的东西。我们想和大家来弄一点东西出来。好破破一般读书界沉闷的空气。我们希望国内外青年，能够给我们些不偏不党，任情欲说的痛快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