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山河

作者: 杨军民

记忆是一坛酒。

有些人、有些事,只有酝酿了一段时间,才能感到它的绵甜和醇香。到惠农工业园区去采访的时候,按习惯,我一定会去看那条河!那条河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河。细算起来,我已在它的身畔生活了30年。前15年我与它日日相伴,耳鬓厮磨。后15年,我离开它到45公里外的另一个区,与一座山生活。

到河边去,登临大桥,或在河流的臂弯里静坐。不呼朋,不唤友,任清风拂面,任暖阳包裹,任萦洄激荡的河流奔腾北去,是我生命中最惬意的事情。

作为中国人,有一条河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那就是黄河。我永远无法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在老家瓷厂的一间单身宿舍里,张主任跟我讲了他的一次旅行,确切地说不是旅行,是参观。张主任是企管办主任,他随厂里的一个参观团到宁夏石嘴山瓷厂去学习,回来后打了鸡血般亢奋。宿舍很小,进门就能看见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床前右手边放着一张三抽桌子,两边卡着两张椅子,桌子对面是一个书柜,张主任高大肥胖的身体在桌子和书柜中间游走,脑袋微微前伸,一只手掌扣在半边脸上,指缝里夹着香烟。他很亢奋,说那家瓷厂的规模,说那家瓷厂的管理,然后说到了黄河,说厂子坐落在黄河的臂弯里,地理位置很好,前景一片璀璨。

他说到黄河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像有一只手拨动了时间的钟摆,有一只鼓锤锤响了尘封的鼓面,一扇窗被打开了,一抹明丽的阳光照射了进来。从小到大,在课本里,在文学作品里,在新闻里,我曾无数次遭遇过黄河,都没有这一次那么临近。在书桌上那盏晕红的台灯下,张主任的每一句话都挟裹着黄河的气息。作为一名陶校毕业生,那一阵,我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寻找出路,没多久,我调了进去。张主任自己可能也没想到,那个晕红的夜晚,他充当了我的精神导师,他把一个厂子交给了我,也把一条河交给了我。一直静卧在我的血管里的那条河奔腾了起来。后来,我与张主任千里相隔,只见过一次面,我所在的瓷厂也破产了,但与那条河一直相伴至今。

那时候的交通条件还很差,我坐了一夜汽车到银川,第二日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中巴才到了石嘴山,放下行李,不顾疲惫,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黄河边。我只有23岁,我的人生正在启幕,充满了渴望和未知,总觉得生命应该比拥有的更精彩,我在努力寻找着生活的捷径,我甚至想面对黄河的时候一定会顿悟些什么。沿着城市仅有的那条街道一直向北,猛地就看见高高的桥基像一堵城墙,上面刻满了浮雕,从大禹治水到城市解放,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中国简史。浮雕似乎在告诉我,黄河不仅挟裹着泥沙和岁月,也承载着历史,中华文明从这里启航。大桥与街道同向,还没看见黄河,就强烈地感觉到心中的那条河如一个孤儿,苦苦寻觅了多年后,终于找到了母体,汩汩地汇入了地理的河流。我急切地沿着折线般贴在桥基上的水泥台阶三步并做两步地奔上去。

黄河!我终于看到了你,终于站在了你的身边!那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清晰地看见那条河静卧在我的面前,水的来处,太阳在厚厚的云层后面发出白亮的光晕,水面上菱形光斑由远处铺陈到脚下。水的去处,灰色的云层如一团棉絮,把涓涓流水吸纳了进去。河面上,一些水鸥在滑翔和起落,远处的滩头上,一位渔者正把网撒成一朵朵美丽的喇叭花。这里的黄河,并没有李太白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奔腾之气,在广阔的宁夏平原上,它娴静如淑女,在河滩上尽量延伸着臂膀,舒缓宁静地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我的脑子有了短暂的空白,只是与它凝视着,凝视着,然后,迈步向桥中央走过去。我走得很轻很慢,生怕惊扰到它。站在大桥中央,就站在了黄河柔软的腰身上,耳边的清风掀动了我的头发和衣角,呼呼作响。那是吹过千年的风啊,挟裹着多少历史烟云和伟人情怀,现在,它正抚摸在我的脸上。我似乎一下变小了,脆弱了,只是那么顺从地亲近它,感受它。我的南边是那座我即将开始生活的小城,我看见亮灿灿的阳光下冒着白烟的高耸的烟囱,滨河大道上一辆接一辆拉着煤炭的车辆走向全国各地。北边是内蒙,目光沿着宽阔的河面扫视过去,攀上河堤就能看见黑黢黢的山脉,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露天煤层,晚上,能看见自燃的火苗四处跃动。

天高地远,长河激荡,每过去一辆车,桥身都会微微颤抖一阵,我忽然觉得整个时空整个生命都在微微颤抖,内心的忐忑油然而生。我不知道,这么贸然地把自己交给这里,交给一条河,是否正确。此后的15年,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15年,我的生活并没如我想象的那样灿烂起来,好在我可以随时去看黄河。那是多么奢侈的一段时光啊!无数个清晨和傍晚,我在大桥或河滩的红柳林中徜徉。黄河是我的,我是黄河的。我唯有黄河,黄河也唯有我。河边旖旎的风光和河面上的清风,见证了我的渴望和萌动,见证了我的青春和爱情。

我内心珍藏着的很多珍贵镜头都与黄河有关。

我与妻子相识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们一起到黄河边散步。那时我在厂里任一个小中层,厂子却挣扎在破产的边缘,福利差、工资低、前途未卜,厂里的小伙子们都很自卑,我也一样。妻子在声誉极盛的金融部门工作,我尚不知道她的态度。我试探着抓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躲避,身子向我依了依。一种甜蜜的感动瞬间弥漫过我的全身,就像第一次看见黄河,我斜倚在大桥的水泥护栏上一样。那是个初春的下午,河道中央流凌滚动,两边参差不齐的残冰为河流镶上了雪白的花边。我把妻子的手攥得再紧一些,就有一些温热的东西爬上我的眼帘,世界变得晶莹起来。黄河作证,从此两个生命将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相依相伴,并辔而行。一个夏日的午后,在艳丽的阳光下,黄河岸边的红柳婆娑,我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在河边的黄土路上尽情奔跑。他穿着大红色运动服的身影在茂密的红柳丛林中忽隐忽现,急切而踉跄的脚步切割着时光,天籁的银铃般的笑声划破了时空,在河道里回荡。我和妻子紧跟其后,“小心,慢点”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我们一家人就那么欢快地留在了那条河漫长而纷杂的记忆里,我的浓眉与妻子的笑颜与水面的波光一起荡漾……

著名作家史铁生说,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看来我还算得上一个习惯良好的人,因为我记住了走运也记住了倒霉,那次倒霉要比走运刻骨铭心。我曾千里相投的、承载着我的青春的瓷厂破产了,我的心灵是多么脆弱啊,好像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我自卑、羞怯,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告诉妻子,每天继续坚持去“上班”。我沿着去厂子里的路走一段后,就拐到了黄河边上,找一个坎楞或一簇灌木丛把自己挡起来,然后坐着,愣愣怔怔地看着那条河。我心乱如麻,不知道有多少浪花从我面前闪过,不知道有多少阳光洒向了河面,也不知道河道上空飘过了几朵白云。我无数遍真诚地问那条河:伟大的河流,你流淌了千百年,激荡了几万里,见多识广,我该怎么办?大河无语,仍是那么漫不经心地流淌着,好像我的事与它无关。我终于震怒了。枉费了我对你那么信任,你太自私,只顾自己流淌,一点都不关心你的朋友。它依然无语。我愤愤然离开了!

后来的几年里,我在多家企业多个岗位工作过,我管理过别人,别人也管理过我;老板炒过我的鱿鱼,我也炒过老板的鱿鱼。多回合的厮杀后,我终于明白,生活也是一条河,碧浪翻滚,险象丛生,获得与失去,成功与失败,荣耀与屈辱,其实都是一纸相隔的邻居。我找到了一家国企,安下身子后,再一次来到了黄河边。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天气,高远开阔的天空上,零星飘荡着几朵白云,白云的边缘散发着白亮的光。在同样开阔的大地上,流淌着那条河,那条我曾经期盼又被我嫌弃的河。我静静地注望着它,面带愧色,我希望它溅起哪怕一朵浪花,斥责我一顿,好让我曾经背叛的心得到宽恕。没有,它只是那么静静地流淌着,甚至比以往更柔顺,更多情。多么宽广的河啊,它没有因为我的震怒而震怒,也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失望,它的怀抱始终是张开的,时刻都在等待着我归来啊!我们像一对老朋友那样,默默凝视着对方。它依然无语,我却分明听见它在说,生命也是一条河,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只有一往无前!

调到大武口区生活后,我不能日日再去看黄河了。我遇见了一座山——贺兰山。如果说对黄河是神往,那么,对贺兰山则属于偶遇。上学时从岳飞的《满江红》里读过“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诗句后,这座山就埋藏在了我的心里,但那是囫囵的,只是怀念这位民族英雄的一个意象。

刚到瓷厂的时候,要到市人事局办手续,人事局在大武口区。大巴车几乎一直沿着山脉行进。“看,贺兰山!”车上有个年轻人忽然喊了一嗓子。他的一句话拨亮了我记忆的烛火,我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去。那是一座什么山啊!如果说石嘴山段黄河的宁静曾经出乎我的意料,那贺兰山的峥嵘也出乎了我的意料。青灰的颜色,秩序杂乱的纹理,一座座山峰都像处在叛逆期,高高地倔强地昂着头,如剑如矛,直刺苍穹。后来的多篇文章中,我曾这样比喻:“那座山就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篮子瓷器,秩序杂乱,到处都泛着瓷茬的白光。”更主要的是盛夏时节,山上的植被少得可怜。年轻人卖弄说:“你知道贺兰山在蒙语里是啥意思?是骏马的意思。”我凝神细看,那座山果然万马奔腾,青鬃飞扬,但那是一匹匹桀骜不逊的马。

制瓷所用的很多矿石来自山里,看矿采样的时候,我曾数次进山。解放卡车行驶在仅容一辆车过去的碎石铺就的便道上,车轮压上去,碎石就淅沥沥往沟里滑,每次我都神情紧张地双手抓住头顶的拉环,惹得开车的师傅哈哈大笑。在惊恐万状的心态下窥视大山,那座山简直比西岳华山更险峻。我的妻子是个矿工的女儿,订婚和结婚我们都深入了大山,订婚的时候我们先坐绿皮火车,后坐着她表哥的摩托车到家的。结婚的时候,厂长把厂里唯一一辆小车——蓝鸟派给了我。不管是绿皮火车或蓝鸟,我的感受就是车子不断地在山路和更加险峻的大山里颠簸盘旋。矿区给我的印象是灰色的,连太阳都很朦胧,似乎捻手都能从空气中搓出煤末来。

真正了解大山,是因为我的岳父。他是个干瘦古怪的老头儿。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支宁过来的,开始是一个人,后来是一家人。他当了一辈子矿工,因腰间盘突出病退的时候还在井下干安检。病退后,他把家从贺兰山深处搬到了黄河岸边的惠农区。也许是在大山里待久了的原因,他脾气暴躁,与儿女合不来不说,对我这个女婿也是吹胡子瞪眼,我们都躲着他。让我对他产生敬意的是他对生命的执着态度。岳父的腰间盘突出很严重,刚来的时候,他拄根棍子,佝偻着腰,走路都费劲,像他这样的差不多都坐轮椅了。他不,绝不放弃,让小舅子背着他到处看。几个孩子中,小舅子是跟他吵得最多也最凶的,他都说他佩服老爷子,按摩师在老人后背上按摩的时候,他疼得满头大汗,却始终不吭一声。岳父尝试过多种偏方,还喝过自己的尿,因为有人说晨起的尿可以治此病。奇迹在一年后发生了,不知道是哪个偏方起了作用,他的腰不疼了。病情缓解后他并没有闲下来,开始寻摸着想干点事。他先是摆自行车摊子,后配钥匙,再后来居然开起了一家开锁店。他佝偻着腰,两鬓斑白,骑着摩托车开过几个保险柜后就声名鹊起了,惠农区甚至有人喊他“锁王”。很多时候我在想,他那么瘦弱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坚韧?是什么给了他那么大的力量?

处在生意上升期的岳父忽然遭遇了胃癌,在医院打开腹腔后又合上了——癌细胞已经扩散。病魔把他折磨得很虚弱,他一直在坚持做生意,直到第二次进医院的前一周,他把锁店的门关上了。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要到大武口区的我们的房子住几天。妻子的工作还在惠农区,我自己带着孩子在这边。妻子打来电话说老人都这样了,让我多忍让,多照顾。“其实也不用做什么,一天给他熬一碗小米粥就行了!”妻子在电话里拧了把鼻子。照顾老人果然很简单,有时候他一天连一碗粥和一个荷包蛋都吃不完。他也不上床,一直蜷缩在沙发上,给他条毛巾被就够了。老人的面相变得平顺了,紧皱的眉头、犀利的眼神和倔巴巴的口气都没有了。他总是找机会和我的儿子攀谈,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儿子跟外公以前是最亲的。老人患癌症的事情除了瞒着他本人,全家人都知道。儿子正在上初中,显然,他被生命的无常震撼了,他表现得很懂事,想尽办法照顾着他,表情却又极不自然。孩子上学,我上班,我们都忙得跟打仗似的。我不知道,在我们不在家的那一段时间,岳父到底在家里做了些什么。至少有两次,因为取东西,我中途回家,见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膝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

房子离贺兰山很近,从客厅的窗户或厨房的窗户望出去,在楼宇间空白的天空里可以看见几座山峰。晴好的天气,它们如一把把泛着锋芒的利刃;下雨天,它们就是一幅水墨山水;即便是在沙尘天气里,也能隐约看见它起伏的曲线。当然,最好看的是冬季,一场雪后,山顶就戴上了白帽子,耀眼而白亮,看一眼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凉寒。

我轻轻坐在他身边,尽量不去打扰他。正值盛夏,窗户外的槐树和垂柳掩映着,摇晃着,偏斜的阳光把树叶的影子打在窗玻璃上,如一粒粒黑珍珠在四处游走。在树木的枝叶后面,在阳光下,在楼宇的顶端和间隙里,贺兰山的几座山峰那么清晰地印在蔚蓝的天幕上,宁静、高拔、清晰、锋利。岳父那么专注地盯着它们,我进来他都不知道,他的眼球被浅浅的水雾包裹着。我的心骤然一痛,忽然明白了,他并不完全是来看我和儿子的,他是来看那座山的,他是来向那座山告别的!对自己的病他其实是洞若观火啊!岳父刚来宁夏的时候,应该和我到这里时的年纪差不多。他也一定迷茫过彷徨过,他也经历了青春和爱情,当然他的生活和我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生命有一半是在幽深的矿井里度过的。当他在井下完成了工作,升井洗漱后买了肉食蔬菜,买了铅笔本子,奔向妻子、奔向孩子、奔向家的时候,他的情感和爱一定比我要强烈百倍。作为一名矿工,每一次下井都可能是离别。他灿烂的笑容和轻快的脚步一定洒满了回家的每一条路径。在时光深处,我似乎看见了我的岳母正站在红砖平房的门口,腰上系着围裙,手搭凉棚望着归人。她的前面是一对绒球般滚动的奔向父亲的儿女;她的后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列兵般排列的房子,房顶的陶瓷烟囱里正冒着青烟;再后面是黢黑的矸石山和绵延的贺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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