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

一

一个居住的家庭空间有多种多样的循环再生产模式。家里会不断地搬运进来物品，同时又不断地往外清空物品;不断地对室内进行装饰、布置和编码，又不断地拆毁这些装饰、布置和编码;不断地吸进外部的空气，又不断地排放室内的空气。一个家庭要能良好地运转下去，就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和清洁度。这就需要不断地轮回和循环。家庭正是在这种轮回和循环中获得更新。现代家庭空间同古代家庭空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这种循环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是因为，家庭生产物质和垃圾的能力大大地增加，垃圾的处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家政。不仅是物质和空气遵循这一循环规律，对于家庭成员而言，同样也大体遵循这个家政的循环法则：当丈夫或者妻子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一个新的丈夫或者妻子走进了这个家庭;当老年人在悲戚和哀恸声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庭的时候，一个新生的婴儿则在欢声笑语中降临到此。家庭不能保持稳定性，其正常运转就会失效。这是家庭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家庭结构中，循环的技术和方式越来越多样了。除了古老的门和窗之外，现代家庭增加了大量的管道从而将室内和室外连接起来。同那些古老的家庭相比，现代的家庭四壁都被凿穿了。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孔洞，越来越趋向成为一个“破败”之家，一个开放之家。这些孔洞，不仅是它释放的渠道，甚至也是别的家庭的过渡通道：有许多其他家庭的废弃物从这些孔洞中穿越而过。许多垃圾不再是通过门从外运输出去，而是通过管道隐秘地运送出去，室内的垃圾就此神秘地消失。不仅如此，这个居住性的家庭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过渡空间，它们彼此成为相邻家庭的过渡空间。现代家庭保留了更多的出口和进口，有了更多的交换和循环技术。它有烟道，有水道，有清理人体排泄物的厕所管道，有空调管道，当然，还有供洗衣机的上水和下水道。这些处在高楼之中的家庭，尽管人们彼此陌生，但是，他们分享着同一些管道，一个管道从上而下地神秘地贯通下来，使得这些陌生的邻居无时无刻不联系在一起。当水流顺延着管道下泄的时候，它的欢快声音在每个家庭中迅速地荡漾而过。就此而言，这些彼此不可见的家庭并非不是一个整体。邻居的概念被改写了，邻居的记号并非一个相识的面孔，而是一个沟通的管道。管道的障碍唤醒了他们的邻居意识。一个现代家庭就此同别的家庭通过管道的方式连成一体。它们沿着管道共振。洗衣机就是管道的寄生物。它坐落在管道的周围，或者说，管道沿着洗衣机盘旋。清洗是家庭古老的循环方式，但是，洗衣机和管道的组装，则将家庭的清洗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循环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保证了清洗在室内的自主完成。家庭需要反复地清洗，清洗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家庭的所有部位，所有的空间布局都应该定期清洗。地面、家具、衣服， 以及最重要的人本身也应该定期清洗——这是现代社会发现病菌致害后的一个重要认识。通风和清洗，这是家庭保持卫生和健康环境的两个基本手段。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循环的清洗机器。洗衣机保证了家庭的清洗效率。大量的水通过管道从外面流入家庭，然后又从家庭中排泄出去。就此，细菌、病毒以及它们所寄生的一切污染物都随之而清除掉。清洗追求单纯性。家庭要一遍遍地清洗，它以卫生之名展开清洗，而人们有时还以阶级或者种族的名义展开清洗——这种清洗的工具不是水而是屠刀，但是，两种清洗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对病毒的清除从而向纯洁表示敬意。

如果说，清洗是一种古老的水的功能律令的话，借助于管道的清洗就是一种现代的循环方式。洗衣机是现代家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现代的住宅设计都将洗衣机作为一个空间性的想象客体，这个小的方形机器出现在建筑师的头脑中。不仅如此，它填充了现代家庭的社会语义：同电冰箱和电视机一道，人们曾经将它视作是年轻夫妻组成的新家庭的不可或缺的内核——洗衣机的匮乏就意味着家庭的匮乏，就意味着这并非一个完美而标准之家。但是，人们真的进入一个家庭中时很难像目击到电视那样会一眼目击到洗衣机。相较于电视机而言，它呆在家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仿佛家庭中不存在洗衣机一样。同别的家用电器相比，洗衣机对室内的位置要求非常低，它甘愿成为一个边缘角色。人们并不愿意将洗衣机置放在显赫之处，它能够被隐藏起来最好，洗衣机尽可能地占据一个无用的角落从而充分利用任何一处多余的居住空间面积，它尽量地想填充一个空间空白。洗衣机不是象征性的炫耀之物。电视机的面积和冰箱的体积既是它们的功能之所在，也是它们的符号价值之所在，或者说，它们的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它们的符号价值来呈现。但是，洗衣机的等级很难通过肉眼一目了然地呈现。它排斥了视觉的符号欲望。人们根本不在乎它的符号价值——只是考虑它的功能，它是单缸的还是双缸的，是否是自动的，是否有烘干功能，是否有除菌能力，是否节水节电——总之，是否有效率地清洗，这是洗衣机唯一的考虑原则。一旦消除了它的符号价值，那么，它不会有任何的展示性（大体上来说，家用电器的符号价值都不显赫），因此，它的摆放只有唯一的要求——那就是，它需要一个特殊的管道与之组装。同所有的家用电器不同，它除了需要接上电源之外，还需要接上管道。这个管道仿佛是洗衣机的一个漫长的埋在墙壁深处的看不见尽头的配件。它并不外在于洗衣机，相反，它是洗衣机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和洗衣机相互镶嵌。洗衣机也是这个管道的连接部件。就此，洗衣机并不单纯是它自身。只有和一个管道接通，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洗衣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洗衣机的摆放是最灵活的，同时又是最死板的; 是最随意的，但又是最严格的。电视机置放于客厅，冰箱靠近厨房，空调悬挂于白墙之上并且总是呼应着床铺。这所有的家电，都有它们的置放秩序。但洗衣机可以出没在所有的方便同管道对接的隐秘之所。洗衣机的场所要求不是取决于人的使用便利，而是取决于房屋的内在结构。它只有装置的语法，而没有部署的语法。洗衣机的分布如此地没有规律性（它可以放在阳台，可以放在厨房，可以放在卫生间，可以放在客厅），以至于人们闯入一个陌生家庭，并不能像发现其他家电一样轻而易举地发现洗衣机的位置。洗衣机如此地不引人注目， 但是，它又被家庭赋予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二

事实上，人们对洗衣机也毫无兴趣。它不工作的时候，从来不会进入人们的目光之中。它是一个单纯的工作机器。洗衣机的工作频率是均衡的，它有自身的稳定节奏。人们会依据节目、心境和忙闲选择性地打开电视机;对空调和电扇的使用取决于季节和温度;而冰箱则从不休息，从不变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节奏。只有洗衣机长期充满间断性地富于节奏感地工作。这种节奏甚至并不取决于人的生活节奏。生活节奏的变化，可以令人做出许多取舍，人们可以放弃做饭，放弃电视，但是，人们无法放弃洗衣服。就此，洗衣机遵循自主性的节奏， 它昭示了生活稳固的一面——即便是充满动荡之机，洗衣机也富有规律地正常工作。

洗衣机有特殊的工作方式。家用电器的运转规律是重复。冰箱保持着一个恒定的温度，一旦超越了这个温度，它就再次运转，再次恢复到这个温度，它始终保持着一个标准的温度。空调和电扇打开之后，它就一直让风向重复地来回吹动。但是， 洗衣机则有一个复杂的叙事过程，它有一个开端， 一个发展，一个高潮，一个结局。也就是说，它有变化，有差异。它像是一部叙事小说一样起起伏伏。它发出的声音充满着变奏：有时候是轻快的水流声，有时候是间断性的嗡嗡声，有时候发出迅疾的低声轰鸣，最后是戛然而止的警报提示音。这些声音不仅变化多端，甚至还会反复出现——它们丝毫不单调，它甚至可以挤进声音艺术的范畴。每一种声音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进展——进水、洗涤、漂洗、脱水、再进水、再洗涤、再漂洗、再脱水，直至最后的烘干等等，仿佛这多变的声音在述说一个命运的传奇，仿佛这方盒子里面在上演戏剧。但这方盒子则将这跌宕的过程紧紧地捂住了，这戏剧无法看见， 只能倾听。声音对这种被捂住的隐秘之物进行传导和再现，它是内在叙事的外化。这是声音和表意完美的语言学结合，也是表象和意义匹配的实践典范。

但人们并不关心洗衣机的内在运动，也并不关心这一切。人们只是将衣服扔进去了，摁动了指令，然后等待它的结束，最终从方盒子里面掏出这些裹成一团面目不清的衣服。尽管洗衣机的声音在拼命地述说，在大声地宣讲它的劳动，在吵闹着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洗衣服的劳动过程被忽略了， 好像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劳动过程，好像衣服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过渡后自己变干净了。人们并不关心这样一个洗涤过程。洗衣机越是自我声张，越是喧哗，人们越是讨厌它的声音，希望自己远离这种声音，希望能够和工作的洗衣机保持距离，把发出声音的洗衣机关闭起来。洗衣机的工作和人的工作各行其是，二者离得越远越好。人和机器相互分离。洗衣机是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存在着这样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也存在着一种单纯的娱乐机器。存在着一种处理事物的机器，也存在着一种处理人的机器。洗衣机和电冰箱是对付事物的，是工作机器;电视机和收音机则是对付人的，是娱乐机器。还有一种机器是通过对付事物来对付人——空调和电扇是这样的机器：它们对付空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付人的。对付人的机器当然需要人的在场性投注，但在处理事务的机器中，有些需要人的投注（吸尘器）;有些不需要人的投注，而是要把人充分地排斥出去。这正是自动化的法则。作为一种自动的机器，洗衣机不仅将人排斥出它的领土，还将人赶出了洗衣服这个古老的生活领域。准确地说，将妇女赶出了洗衣服这个令人苦恼的领域。

三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洗衣机的发明是对妇女的重大解放。它是对妇女烦琐劳动的解脱。洗衣机斩断了妇女和洗衣服的关联，妇女从她的洗衣服的顽固姿势中解脱出来。就像当娜·哈拉维所说的：“到现在为止（从前），女性的具体体现似乎都是规定的、有机的、必要的，女性的具体体现似乎只意味着做母亲的技能以及由此扩展出来的隐喻性引申。”就此，机器摧毁了妇女的一个固定形象。洗衣服不再附着于一个形象之上，它找不到一个动作形式。妇女坐在一个矮板凳上，面对着一个装满衣服冒着水泡的木盆，低身弯腰，双手并拢用力揉搓，像斜坡一样的后背一起一伏——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已经永逝了。这不仅是一个妇女的劳动形象，而且也是一个妇女的经典文化形象。一系列的隐喻性语义撰写在这个形象中：深陷家政之中，乏味而重复的劳作，持久地屈身，手工活动，轻度的但却是持续的体力，日复一日，无怨言的忍耐。洗衣机解除了衣服和妇女的劳动关联，而且还解除了这种关联中的身份征兆。它不仅将妇女从洗衣服中解放出来，从家政主角中解放出来，甚至将妇女从一个劳作形象中解放出来，最终将妇女从这一受难式的被压抑的文化视角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衣服总是和妇女关联在一起的。这不仅体现在洗衣服这一劳动环节，还体现在购买衣服这一消费环节， 也体现在着装这一展示环节。衣服是许多妇女的快乐内核。而洗衣服则是对这种快乐的损耗。购买衣服和清洗衣服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经验极端。洗衣机打破了这一对立，让衣服毫无障碍地成为妇女的完全快感之客体。洗衣机使得妇女可以充分地享用衣服而不必面对洗衣服所带来的烦扰。

没有任何一种劳动像洗衣服那样同妇女有一种如此紧密的归属关系。这看起来像是妇女的天命。人们当然知道它的历史性根源，几乎所有的室内后勤工作都是由妇女担当的，这是古老的男女空间分工的一个现代延续。洗衣服，这一安全的室内劳动，这一轻度的体力劳动，这考验耐心和细致的劳动，交给了妇女，就如同高强度的充满暴力和风险的户外劳动交给了男人一样。但是，现在，传统上许多的室内工作逐渐被男人取代，或者说，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分担，以至于工作的性别之分和空间之分已经不再显著了——男人们甚至纷纷涌进了由妇女主导的厨房。但是，在洗衣机发明之前，洗衣服（甚至是折叠衣服，熨烫衣服和收拾衣服）这个领域却顽固地保持着它的封闭界限，一直没有男性介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或许，衣服本身就被文化建构为一种特定的性别——这不仅指的是男人的衣服或女人的衣服的性别之分，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衣服都是女性化的。衣服似乎具备着女性气质。衣服这一物件本身之所以是女性化的，或者说，之所以被历史设想为女性化的， 是因为它是装饰性的，是被摩挲、被碰触和被观看的对象，是缠绵和轻柔之物，是恋物客体——衣服本身是柔顺的。衣服本身的柔顺性和妇女的柔顺性不是相契合吗？ 衣服的温顺气质，似乎在召唤妇女。它和男子气具有排斥性：一个粗糙的男性之手，能够奋力地揉搓这种女性化的柔弱衣服吗？妇女才是衣服（即便是男人的衣服）的归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