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命

给外婆的信

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信。写信没问题，可是给谁写信成了大问题。偏偏语文老师还要求我们，信写好后，必须得寄出去。我家没什么离得远的亲戚朋友，当时离得最远的，就数外婆家。可外婆家是我们常去的，根本用不着写信。没办法，只能将就了。

那是我写的第一封信。那年我小学三年级，信写的什么内容，二十三年后，全然忘却了。大概也就是问问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从我妈那儿问清楚了外婆的名字——之前我从没听人说过外婆叫什么名字，又问清楚了地址，很郑重地写在信封上，然后把写好的两页信笺塞进去，用饭粒封好口，到邮局去寄了。寄出后，才想起，外婆是不识字的。

那时家里连固定电话也没有，后面的事，是到外婆家才知道的。

邮递员到永平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信封上写的那人是谁，这才把信交到外婆手中。可外婆不识字啊！信只能交由表哥表姐代念了——具体是谁给念的，如今也记不得了。我想，那或许是外婆这辈子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吧？

后来，我自然没再给外婆写过信。

再后来，有了电话，有了手机，但这些“新式武器”，外婆自然是学不会使用的。

永平村在县城边，离我家不过十来公里，外婆却很少到我家。这或许和外婆不怎么认路有关——县城和村子都变化太快，外婆是早早跟不上趟了。曾经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不是到我家后回去，外婆竟然能在县城迷路。

印象里外婆到我家，是好多年前了。我爸被刨木机切掉一截手指，待在家里养伤。外婆来了，夜里和我妈睡一块儿。待了几天，我也忘了，只记得外婆给了我五块钱，我一直很珍惜地压在存钱盒的最底部，直到有一天学校门口来了个货郎，我才舍得花掉那张钱。

总是我们到外婆家去。每次去，常见外婆弓着腰在扫地。外婆闲不下来，干完这个又要干那个。大姑妈（我该喊她姨妈的，不知怎么，一直喊大姑妈）说，你不要做了，闲着得了。外婆不听，嘀咕着，天天吃闲饭，那还不惹人嫌？大姑妈说，哪个嫌你？你好好歇着吧。外婆还是不听。忽然落雨了，外婆忙忙地到院子里收毛豆，大姑妈说，你歇着吧，我来收。外婆已经把毛豆收回来了，说等我死了，看你们吃什么。大姑妈说，等你死了么，我们一家都要吃草了。后来是表姐也说外婆，你好好歇着吧，有我们忙呢！外婆仍然不听，总要给自己找点儿事做。她动作很慢，但似乎一直很忙，似乎一直有无穷无尽的事儿等着她去做。

高中三年，我和弟弟每天从施甸一中骑单车到外婆家吃中饭晚饭。外婆常看我们吃饭，也不说话，就在一旁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膝盖上。偶尔，她会探听我们在学校的情况。问：今天识得几个字啊？答：一个都没有。外婆似乎吃了一惊，说那今天的饭白吃了。第二天，又问同样的问题，还是同样的回答，外婆仍然同样地感叹：那今天的饭白吃了。于是乎，三年里头，大部分的饭我都是白吃的了。

高考前某天，桌上有一碗炖猪脑。外婆说，吃什么补什么，给你补补脑。我说，吃猪脑子就补脑子，那吃猪尾巴补什么？外婆答不出来。过些天，外婆要去寺里，说是帮我烧香，求菩萨保佑我高考顺利。我笑着说，千万不要，不然等我考好了，还说是菩萨显灵了，那我努力这么长时间，岂不是一点儿功劳没有？不记得外婆是怎么说的，也不记得外婆有没有在菩萨面前求祈——我想，她一定会偷偷地求祈吧！不记得是高考后多久，我到外婆家，外婆恰巧到王母阁去烧香，我去找她，看到她和一群老人闲聊，见到了我，她有些意外，又分外高兴，笑眯眯地将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

再后来，听我妈说，外婆也和奶奶一样，不记得人了。我妈常说，她去看外婆，问：我是哪个？外婆有些不高兴，说你不就是那个嘛，还能是哪个！而“那个”可能是张三，可能是李四，就不是我妈。我想，外婆连我妈都不记得，更不记得我了。

再到外婆家，我想问一问外婆我是谁，又一直没问。外婆好像一直知道我是谁。或者说，是我一直以为她知道我是谁，又或者，她一直以为她知道我是谁。

前年我去看她，她照例坐在院子里，两腿并拢，腿上支着手肘，手上托着脑袋。阳光从老旧的瓦屋（这是在外婆手上盖的）顶后射下，将瓦沟间开着细碎小红花的土人参的影子细细描在水泥地上，也描在外婆身上。外婆见我走近，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喊：阿婆。外婆答：诶。我想，外婆竟然真认得我！这时，外婆仰起脸来，认认真真打量，问：你是哪个？

我只能说了我是谁，也不知道外婆听懂没。她不再理会我，和她身边的老奶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静静地，外婆的一只手拉着那老奶奶的一只手。

似乎是大表哥说的，这两妯娌，做了一辈子仇人，到老才和好。

一只小花狗拱到外婆身边，外婆慢腾腾地给它挠痒痒。小花狗是二表哥过世后留下的，外婆一直很宝贝它。它不知跟谁家的大狗打了一架，一只眼珠子给抠出来了。找兽医做了手术，将那只掉出的眼珠重又塞回眼眶里——自然，那眼珠只能起装饰作用了。本不好看的小花狗，瞎了一只眼就更丑了。外婆仍然对它很宝贝，常偷偷拿饼干罐头之类的喂它。小花狗越来越老，那样子，看上去简直和外婆一样老。

外婆还是那样，慢腾腾地走路，慢腾腾地说话，慢腾腾地做事，似乎事情永远做不完，永远等着她去做。时间慢腾腾又不容置疑地流逝，连她的重孙重孙女也长大起来，可以和她顶嘴了，她便慢腾腾地和他们拌嘴。

爸妈或许是想，再等等，外婆肯定没法出行了，就接她去家里。我妈说，本来是打算着要让她多住几天的，谁想得到，外婆刚睡下没多久，翻身起来到处找，连床底下都找了。我妈问她找什么，外婆说，找小花狗。我的小花狗呢？小花狗不见了！我妈安慰她，小花狗睡着了，你别把它吵醒了。外婆说“哦”。不一会儿，外婆又不安生了，说这是哪儿？我妈说，是你女儿的家，我们的家。外婆说，想得美！我女儿家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房子？！

这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我妈年轻时讲述的外婆了——

我妈和大姑妈读小学时，某天中午，在野地里发现一片黄花籽，那大概是可以充做药材的，有专门的地方收购。我妈在野地里摘黄花籽，让我大姑妈回家给她带饭来吃。外婆看到只有一个人回来，问明情由，拿出一只空空的火油瓶，撴到桌上，却没给一分钱。大姑妈哭着，拎了火油瓶去找我妈。姐妹俩齐心协力捋了不少黄花籽，拿去卖了，换得一角五分钱。一角钱打了二两五火油，五分钱买了一小茶杯瓜子——我妈说，那卖瓜子的真奸，茶杯底垫了纸不说，却告诉你，尖儿堆得多高。姐妹俩回家晚了，自己烧饭，忙乱中大姑妈把饭烧糊了，外婆用竹棍狠狠揍了她一顿，并且把烧糊的饭分给她吃。

我妈说，你不知道，你外婆年轻时多狠。而就在今天，我妈却在手机里和我说，外婆兴许只能熬过中秋——前几天摔了一下，外婆变得异常虚弱。躺了几天，今天勉强可以坐起，但状态仍然很不好。大姑妈递给她香蕉，她不接，她或许不知道那是什么；大姑妈剥了香蕉要喂她，她闭紧嘴，她或许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之所以活得像孩子那样小心翼翼，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堪一击了吧？这九十二年的光阴，是怎样让一个“狠角色”一天天变得柔弱的？

“杨自珍”，漫长光阴里鲜少被人提及的名字，看上去平凡又笃实。

问了我妈，才想起，当年我郑重写在信封上的，是这三个字。

——当我写完这篇东西，过了三天，2017年10月2日下午两点，外婆离开了。下葬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留在上海，没能回去。

大  命

这是三十年前的生死豪赌，赌的是我的一条命。

高考前夕，我看着模拟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好，不由得踌躇满志。吃饭时，大姑妈却迟疑着，说：“你小时候……嗯，现在能考上一般的本科就很不错了。”我有些愕然，才意识到，大人们并未淡忘这事。然而，我记不得多少了。多数情节，是从爸妈口中得知的。

爸妈曾经一遍又一遍讲起这事，当着自家人或亲朋好友的面。你讲一个情节，我补一个细节，一遍遍讲述后，那些早已消逝的日子仿佛获得了无限的延展性，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实。我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又像是凭借了言辞的灯火，望向那记忆不能烛照的昏昧渊林。我已经分不清，哪些细节是自己真正记得的，哪些细节，是因了爸妈的讲述而想象的。

这件事发生时，我才三岁多——

某一天，我感冒了。到县城医治，护士扎针多次，都没能命中静脉，阿爸和护士吵了几句，来了一个手法娴熟的护士，说血管太细，将针扎进了我的脑门。我至今记得，我半躺在街边小诊所的藤椅上，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大姑妈来了，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罐头。不多时，大姑妈买来一个菠萝罐头，摇一摇，玻璃罐里一瓣一瓣黄色的菠萝在糖水里沉浮。我抱着罐头，继续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

这个情节是如此深切地印刻在我的脑海。我一直记得，这是后续的治疗，然而，妈坚持说，这是之前的事了。灾厄的到来，是在这之后三四个月。

那天，家里割谷子（水稻）。早上起来，妈给我用开水泡了一碗白米饭，米饭里放了稍许白糖。我用勺子舀了饭，却没吃进嘴里，而是鼻子额头地到处抹。妈让阿爸看。阿爸蹲下，捏住我的手，将勺子喂进我嘴里，刚一松手，我又将勺子抽出，鼻子额头地到处抹。爸妈忙带我到县医院，初步诊断后，怀疑是脑炎，须得立即做进一步检查。家里正割谷子，那是半年的收成啊！怎么办呢？爸妈决定先带我回家。回到家里，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一天里收尽了田里全部的谷子。到得晚上，爸妈再次将我带到县医院。

抽血，抽脑脊液，种种化验做下来，确定无疑了，是脑炎。

我住进病房。后来，想起这病房，我总想起初中宿舍，光线昏暗，床铺拥挤。病房里住了六七个小孩，最大的不过十来岁，得的都是脑炎。爸妈说，那年脑炎很“流行”。陪护的大人们或坐或站，让本已拥挤的病房愈发拥挤。我躺在靠窗的位置，窗后一座小山——近三十年后，我陪妈到县医院看牙齿，特意查看住院楼后是否紧挨着山。我的记忆没错，还真挨着，是几十米高的石鼓坡。

不久后，病房里又住进一人。大概十四五岁，是个大孩子了。妈说，他刚住进来那晚，病房里沉闷的气氛被这孩子的妈妈打破了。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她大着嗓门说，我家小娃没事的，他爸取钱去了，家里不缺钱，我们医得起……然而，到第二天晚上，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钱取来了没有，那孩子已然断气了。女人哭得声嘶力竭，孩子由沉默的父亲横抱着出门，长长的腿耷拉着，碰到门框上。妈说，她和外婆吓坏了，忙用裹被的带子将我的一只手绑在床头，生怕我的“魂灵”跟了那死孩子走。

刚开始习练小说这种虚构的技艺，这段记忆便难以阻遏地跳出来，成为小长篇《刻舟记》里的一个重要细节：

“我漫长生命中第一个来访的记忆正如一片孤零零的胚芽……窗户被一座矮矮的山塞满了……一个女人从玻璃窗下端走上小路……她缓慢地往上走，两只手费力地托着一个白布单包裹的孩子，孩子已经死去多时，小脑袋沿她的手臂垂下，小小的脸蛋浮现出青草的颜色。床上的孩子清楚地看到了这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同时感到自己正缓慢上升，跟躺在摇篮里没什么两样，甚至比那还要舒服……”

这情境固然有许多小说化的演绎，但现实里，我确有这么个模糊的印象。一个女人抱着死孩子上山。也许只是一个女人抱着一包肥料上山。是我把肥料附会成了死孩子？肥料，死孩子，于宇宙来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的病况持续恶化，日日高烧难退。退烧针打了，没什么效用，得物理退烧。然而，医院里冰块奇缺。怎么办呢！阿爸只好出门买冰棒。整整一箱冰棒倾倒在我光溜溜的身上，冻得我皮肤通红，嘴唇发紫，仍然没把烧退下去。这细节，我隐约记得起来，冰棒散发出的香甜、冷冽的气息仿佛仍升腾萦绕在周身。那是我平日里想吃又吃不到的冰棒啊！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化成水。

有天晚上，某种我必需的药告罄了——爸妈说了具体是什么药的，我记不得了。怎么办呢？这时候，给我打针的护士说，她家里存有这药的。阿爸问小护士，能不能去她家里拿药。小护士同意了。就这样，阿爸骑单车，带着小护士往她家里赶。路不近，又没路灯，只有一轮月亮朗照大地。拿了药赶回医院，已经是三四个小时以后。

突发情况一个接一个。多年以后，爸妈讲起来，仍然提心吊胆。然而，我最终大难不死，又让他们得以轻松地说笑。比如，爸妈说，我刚进医院，医生过来检查，看到我的脚掌特别宽，竟找了尺子来量。阿爸很恼火，说你们不忙着看病，怎么忙着看脚啊。——爸妈讲述这事儿时，不再气恼，反倒笑出声来。再比如，我刚住下第一晚，在床上搞了件大事。爸妈没在医院待过，全然不知如何处理。情急之下，把我抱起，卷了床单，换到没人的隔壁床上。次日护士来查房，发现情况，捂着鼻子，连连问，哪个干的啊？昨晚住这儿的是哪个啊？爸妈心中有愧，又难免有种恶作剧的快乐，只能别过脸去，装作毫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