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即放荡

失意即放荡

四年一晃就快过去了，诗人已经二十四岁。

杜甫游兴正浓，江南的山山水水已经饱览，胸中丘壑已然纵横。

杜甫一点儿也不满足，他还想到更远的世界去看看。

熟读儒家经典的杜甫，脑子里一定浮现着圣贤孔子或孟子关于大海的箴言。

杜甫打算漂洋出海！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戛然而止。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秋冬际，杜甫可能收到了一封家书，或者是看见了一份朝廷邸报。

总之，杜甫得到了一条消息，不得不结束快意四年的吴越漫游。

是什么消息让杜甫终止了人生第一场漫游呢？想家了，还是资费不够用？在所有的理由中，只有一个理由足以让杜甫改变主意，那就是要获取功名而必须参加的科举考试。为了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兆举行的全国大考（贡试），得先参加州郡举办的解试才行，考试科目包括诗赋和策论。冬天时节，通过解试的举子们由州郡政府登记造册，作为次年全国乡贡考试的入门券，贡试则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主考官。

等待来年春天贡试期间，举子们也没有闲着，或者向显贵行卷，或者以各种方式做自我宣传，或让歌妓传诵自己的作品，以引起更广泛的注意。杜甫也在向世人尽情展示着才华，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赋写得像汉代博学的扬雄一样好，诗歌则写得如建安代表诗人曹植一样棒。同时，还结识了长安文艺圈儿中两个厉害人物。在后来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杜甫写道：“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北海）是碑志大书法家，王翰（子羽）是边塞大诗人，绝对都是一流的“老苍”，后来杜甫还专程去山东北海（青州）看望李邕，和李邕成为忘年交。

杜甫参加贡举考试的时间，差不多所有的杜甫研究者都系年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只有洪业系年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中国科举考试中是不平凡的一年，据《新唐书》及《唐摭言》等记载，主考官是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这个人的学术修为并不高，性格急躁，评卷过程中时有偏颇，引得举子们不满，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发生了冲突，举子们面对面进行抗议，杜甫就是抗议者之一，言辞颇为激烈，有人还因此而下了狱。科考在古代中国事关重大，这事儿后来闹到玄宗那儿去，玄宗也觉得仅仅让一个考功员外郎来主持如此重大的考试，份量着实轻了点儿，“位卑而权重”，于是，玄宗皇帝颁布一道诏书，从此以后的全国贡试，均由一位礼部侍郎担任主考官。

杜甫诗中写及这次考试风潮：“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杜甫所参加的考试，显然就是由开元二十四年考（736年）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诗中的“忤下”二字正是对杜甫参与当年抗议活动的一种真实记录。杜甫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哪怕为此付出了代价，为此初尝人生失意的滋味儿：“独辞京尹堂。”从这句话中可以明确得知，杜甫参加的考试地点在长安京兆，而不是在洛阳。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贡试地恰好不在长安而在洛阳的崇业坊福唐观，主考官是考功员外郎孙逖。如果杜甫参加的是洛阳考试，那么落第之后，“独辞”之地怎么会是“京尹堂”呢！

长安首战失利，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打击不算小。杜甫完全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独辞长安，奔向远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失意即放荡，失意是放荡最好的借口和理由。尽管“独辞”的行为中，包含着孤独、愤怒和无奈，总的姿态是洒脱的。杜甫为何如此超迈，和宋人梅尧臣、陆游落第时的悲伤完全不同。是不是杜甫太过自信，还是没有完全形成成熟的心智？

朱东润提示我们注意唐宋科举制度的不同：宋代的科考每三年才放一次进士，有时多至四百余人，假如每人任职时间是三十年，全国的官员约有数千人，再加上一些非进士出身，带个“右”字的官员，还是可以勉强敷用的。唐代的进士科考每年举行，录取的人员很少，通常不过三十人，有时一年一个也不录取。这种情形下，如果每人任职三十年，则全国当官的进士不足一千人，而全国实际上的大小官吏在万人以上——唐代的官员百分之九十都没有进士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唐代青年来说，是否被科场录取，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科考对唐人来说不重要，唐代的进士的魅力还是很大的，能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肯定是人生的莫大荣耀。杜甫何尝不想呢，但是已经“忤下”了，不“独辞”又能如何！

杜甫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尽长安花，长安不是他的福地，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正好，父亲杜闲已由奉天县令迁升为兖州司马。洪业认为杜闲可以通过荫被入仕（从六品上即可），其仕宦经历很可能是先任武功县尉（正九品下），次任奉天县令（正六品上），然后才是兖州司马（正五品下），也是杜闲最后的官职。

二十五岁的杜甫，可以较为平等地和父亲交流。

游历过吴越的杜甫，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一个以“奉儒守官”为“素业”的家族成员，必须到齐鲁朝圣！

杜甫齐赵间行踪，北至邯郸（丛台），东至青州（青丘），一路打猎一路狂歌，过足了“快意”人生：“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春天歌唱，冬天打猎，呼鹰逐兽，引臂射鸟……这是我们印象中的杜甫吗！尤其那专注且专业的马背上的射箭技巧，英气逼人，简直酷毙了，和后来诗人所描绘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种种不堪沾不拢边儿。这也太不像杜甫了，太像另一个很快就会相遇的大诗人。大诗人虽然这时还没有出现，在徐州兖州地区却出现了另一个人，杜甫引为一生知己的兄长：“苏侯”苏预（源明）。闻一多是这样描绘的：“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打从相识之后，两人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杜甫晚年《八哀诗》中的第六哀即为苏源明而作。苏源明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大文人，对杜甫的人生却影响甚深，他可能还是杜甫的骑射训练老师。苏源明的豪侠做派，让杜甫初次见识了吴越温柔之外，还有齐赵的英姿。这些丰富的昂扬的经历，都将在日后的岁月中，在杜甫的诗中发出回响。杜甫晚年在夔州时，意外地遇见苏源明的儿子苏徯，杜甫为作《君不见简苏徯》。

杜甫二十岁前主要生活在洛阳，虽然已经健如黄牛，但骑马射箭的机会应该不多。之后游历吴越四年，也不太可能学习骑射技术，那一带是水乡，没有什么好马可以骑乘。只有到了齐赵地区才有这种可能性，那儿不仅多良马，还有杜甫在《进三大礼赋表》中所说的“麋鹿同群”和“丰草长林”。齐赵处于黄河两岸，既有高峡深谷，亦有平原山岗，遍布森林草泽，鸟兽众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苏源明教会了杜甫的骑射功夫，所以，当他看见自己的骑射弟子杜甫已经习得一手好手艺时，才会有“据鞍喜”的欣然表情。

正是在这种兄弟和师友之间射飞纵鞚的痛快经历中，培养了杜甫对苍鹰和骏马的酷爱。

在此期间，杜甫写下了心中最初的马和鹰：《房兵曹胡马诗》和《画鹰》。

“《房兵曹胡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画鹰》：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两首诗写得英姿飒爽，气血充盈。清人浦起龙认为诗中所表现出的“少年气盛”，纯粹是“自己写照”。确实如此，无论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胡马，还是“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画鹰，都对未来充满梦想，嫉恶怀刚肠，心中唯有自我又豪气纵横。“侧目似愁胡”一语虽然来自汉代王延寿和晋人孙楚，由于有“身”与“侧目”的动态铺垫，益增其逼人杀气，就像一个带有异质和异域气息的杀手，锐利的眼睛深陷在死亡的阴影中。这是杜甫所喜欢的，在《王兵马使二角鹰》中，诗人再一次写道：“二鹰猛脑绦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杜甫诗中的凤凰和鹰（包括雕等鸷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向度：凤凰代表着爱和悲悯，鹰则代表着力量与杀伐。杜甫诗中写马的近三百处，写鹰的也有近三十处，我们称杜甫为大唐马与鹰的歌者，一点儿不为过。杜甫常常和马与鹰混淆：孤独困苦时，他就是一只待人呼唤的“饥鹰”（《韦左丞丈济诗》）；失魂落魄时，远比一匹被战争遗弃的东郊“瘦马”还可悲（《瘦马行》）。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至二十八年（740年）四年多的时间，杜甫一直在齐赵间漫游。在汶水畔，杜甫认识了大诗人高适，还有张玠。知道张玠的人不多，知道他儿子张建封的却不少，知道张建封小妾关盼盼和燕子楼的人更多。杜甫两首《题张氏隐居》中的张氏，很可能就是张玠。张玠经常邀请杜甫去他家饮酒、钓鱼，吃最好吃的梨子（张公大梨）。在山东任城（济宁），杜甫还认识了一位姓许的主簿，并写下《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两首诗作，其中的“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已有名家风范。

杜甫在山东地区所写的最早一首诗《登兖州城楼》，多数研究杜甫的学者认为也是杜甫现存作品中最早的一首诗，还是杜甫现存诗中唯一写到自己生父的诗。随着年龄的增长，杜甫与父亲和继母的关系趋于缓和，他理解了父亲的难处。同时，父亲杜闲对于长子杜甫（杜甫很可能还有个堂兄或早逝的哥哥所以才有杜二之称）亦怀着愧疚感，他知道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抚养责任，尽管在经济上一直在资助这个儿子，包括漫游吴越的一些费用。从杜甫诗中只字不提继母卢氏的事实来看，卢氏对杜甫不会太好（否则就不会被寄养在姑姑家），更没有视若己出，卢氏亲生的有四个儿子（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和一个女儿（嫁韦氏）。

“《登兖州城楼》：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所谓“东郡趋庭”，就是到山东兖州来看望父亲，用的是《论语》中孔子教儿子孔鲤学习诗礼的典故。杜甫的齐鲁之行，不仅仅是来看望父亲的，还在于游历齐鲁的风土和历史。这首写及父亲的诗，也是在他登临兖州城南楼时所写，可以视作登览泰山的预演。虽然此诗可能受到乃祖杜审言《登襄阳城》的影响，但从“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的广阔视野里，已隐然可见“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气势。

漫游是有成本的，或者说漫游是要有资本的，尤其是动辄数年的漫游。

唐代官吏的俸禄主要由禄米、俸料钱、职田和禄力四项构成。此外还有不完全固定的各种实物，有时发放的实物之全面，细到不可思议，比如细米、粳米、面、酒、羊肉、酱、醋、瓜、盐、豉、葱、姜、葵、韭和木炭等等（官阶不同得到的多少也不同）。当然，这得做到一定程度的长安城中的官员（京官）才能享受得到。地方官员（外官）的俸禄要单纯一些，主要来自禄米和职田。

洪业采用《新唐书》所载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的一些证据，给杜闲一家算了一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经济账：每人年平均谷物消耗量为七点二斛，占一个人生活资料的三分之一，如果全部折换成谷物，人年均总消耗量在二十二斛左右（当时一年亩产谷物平均为半斛）。普通家庭人口以七口计，一个家庭的年均谷物消耗量在一百五十斛以上，所需土地为三百亩。作为兖州司马的杜闲，可以获得两份土地，一份是任期内的七百亩，一份是终生拥有的八百亩。每年还可获得三百二十斛谷物和一万一千枚铜钱作为俸禄，并可享受二十五名仆人的服务，仆人服务可以折算成货币，约为四万九千枚铜钱。这些货币折算成谷物（当时通价是一斛一百三十钱，偃师一斛只有三十钱），并假设土地租金是收益的三分之一，杜闲的三百二十斛谷物俸禄之外，还能额外得到近一千五百斛谷物，加起来近一千八百斛——这个收入是唐代普通家庭的十一倍，杜甫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了。

看来，杜闲的长子杜甫，有足够的资本去放荡于齐赵之间，衣轻裘，骑怒马。后来，时常落魄的杜甫，对那些“衣马自轻肥”的五陵少年同学们既羡慕又不屑，完全忘了自己当年就是这样一位放荡的主儿。

到泰山去，这是杜甫游齐赵的一个重要目的。

圣人孔子一定登过泰山，才会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

所以，杜甫是必须到泰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