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约

一

天刚蒙蒙亮，翠鸟叫了几声，陈婆婆睁开眼，看到大儿子站在床边，她忍不住怄气，用手指头隔空戳他：“你哟，渔船卖了九万块钱，也不分给你妈一点，你忘咯，粉刷的三千块钱，都是我出的哒……”儿子没有回答她，依旧站在床边默不作声。然后她真正地醒过来，连忙去蹲在自制的尿桶上，在稀里哗啦的声音里她望向空荡的屋子，才想起来大儿子两年前就得癌症死了。

陈婆婆这一生足够漫长，足够她送走身边所有至亲的男人。漫长的一生之间，阴天落雨，晴日刮风，河边野地的油菜花开了谢了，隔壁檐下的月季开了败了，古镇的新街子街空荡死寂，仿若一座遭受废弃的墓园，往来的鸟雀都不愿落脚。

对于仙市人来说，“陈婆婆”这三个字像是古老的咒语，人们提到时声音会不自觉压低，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就是那个开猫儿店的陈婆婆？”

她实在太矮小了，皱纹和老年斑攻占了她的每一处皮肤，半年前的一场梗阻性黄疸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她也因此瘦脱了相，手臂上的皮肤如同布袋一样，松散地挂在骨架上。手术过后，她不得不整天在腰间挂上一个黄疸引流袋。天气再热，她都会用一件长衣服遮住那个袋子。她长时间地坐卧在躺椅上，嶙峋瘦骨，给人的感觉如同摞在躺椅上的另一张躺椅，但一旦有动静她就会睁开眼睛：“要买点啥子？”

陈婆婆门框上的牌匾写着“渔夫人家”，卖冰棍、矿泉水和塑封的小玩具、不怎么耳熟能详的袋装食品。前些年主要卖茶水，暗地里容留妇女从事性交易。没有人记得住“渔夫人家”这四个字，虽然它们明晃晃地写在招牌上。这里的人们叫的是另一个名字：猫儿店。

“猫儿”，是自贡地区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

“一辈子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问她。

“没有，没有，啥子都差不多，一辈子都为了要吃饭。”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摸索半天，最后从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里掏出身份证，那上面的名字叫作“陈炳芝”。她说上面的出生日期是错的，她今年已经 90 岁了，而不是按身份证推算的 88 岁。有时候，陈炳芝的一只手会紧紧抓住一根晾衣竿，就像是她衰弱肢体的延伸，收拾床铺，撑着自己，或许对她而言，晾衣竿是比拐杖更让她感到有尊严的依靠。

1990 年，陈炳芝通过熟人担保借贷了些钱，租下半边街的一个门面，又去镇上首富高森林家央告，借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开了一个茶馆。这年她 58 岁。

陈炳芝的茶馆一碗茶水卖五分钱，一天下来，收入也没有三五块钱。据《富顺县物价志》记载，1988 年的学费是初中每人每学期八块钱，小学是每人每学期五块钱。但陈炳芝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读到初中——“还不是因为穷”，她说。

茶馆开张没多久，从前卖牛的黄居光来给她帮忙，招揽了一群卖牛的贩子，见天在茶馆喝茶、摆龙门阵。90 年代的某天，黄居光跟她说：“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啥子钱都赚不到。我帮你想了个赚钱的办法。”那天大概就是“素”茶馆开始变成猫儿店的肇始。但直到现在，若有人问起这事，陈炳芝还是会对自己经营猫儿店的过往语焉不详，她坚称：“是小姐自己找过来的，至于是不是黄（居光）叫来的，我也没有问过他。”

2019 年，陈炳芝被“扫黄打非”抓了，判了个“组织卖淫嫖娼”的罪名，因为年龄太大，两年刑期监外执行。陈炳芝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但并不是因为羞于启齿。“我没得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她的一只眼睛总是不受控制地流出眼泪，但是很快，就消失在皱纹的褶皱之处。她唯一担心的是，“将来要影响孙子的升学就业”——在中国，一个人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可能会影响到三代之内的亲属参加公务员考试、征兵、银行、国企、事业单位、军校和警校等的政审。而她的一个儿子正在为政府工作。

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四川各地的乡镇陆续出现了卡拉 OK、桑拿房、歌舞厅等场所，自贡开始流行“想逮猫儿，去田湾儿”的谚语。自贡的火车站所在地田湾附近，各种各样的歌舞厅星罗棋布。逮猫儿的意思就是找小姐。仙市镇也有了好几处地下色情场所，陈炳芝开的猫儿店，是其中最简陋的一家。

镇上最开始出现的是卡拉 OK。何四娃和楚哥都把各自的地盘装修得富丽堂皇，打门口过，就能瞥见浓妆艳抹、年轻漂亮的小姐。后来何四娃赚到了一点钱，就搬回乡下去；而楚哥因为干这个事，把他老婆气得跳河，送进了精神病院。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后摔断了一只，现在吃着低保。“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正街上的徐四孃说，“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

“他们两处的女人要周正点，我呢就是捡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这里来。”陈炳芝并不在乎小姐的质量，她提供的是场所，获得的是几块钱的抽佣，“我想管他妈的，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床铺反正又睏（睡）不烂的”。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开店，但是陈炳芝笃定主意：“我说管我的，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附近乡镇许多老、弱、残、穷的男人，他们路过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卡拉 OK，那里面年轻漂亮的女人，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然而他们到了陈炳芝的房子里，只要付出二十块钱，甚至十五块钱，就能换来和一位小姐睡觉的机会。

陈炳芝的低价策略非常彻底，她从不曾为了提高猫儿店的营业额而添置任何家具或者装饰。有的床坐上去摇摇晃晃，有的床是板凳垫起来的，她也将就着使用。“很多人喜欢往我这里跑，就是都晓得我收费便宜，有时候三块、两块都在收。”

她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实在看不出来曾是个淫窝，就连她自己睡的床，都是用几个木头板凳搭起来的。她说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床铺，早先是买不起，后来觉得也没有必要。房间里光线阴暗，一股潮湿的气息使人疑心墙角长满了青苔。这间房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既是小卖铺也是厨房。放在门槛位置最显“气派”的透明冰柜装满饮料，然而其实并未插电——“想着好点。”缺胳膊少腿的粗木家具胡乱堆在一起，陈旧、过时，委顿于地。

无论成交价格多少，陈炳芝每单生意都只抽五块钱，如果没有生意她就不收钱，却依然给小姐们提供一天三餐。

陈炳芝一个人煮饭、洗衣、赚钱，五块五块地攒起来，养大所有的孩子，给所有的儿子买房子。她的一辈子跟了几个男人过日子，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

时间退回到 1932 年，陈炳芝出生在富顺县鸡公岭。她的父亲陈细蓝是教“鸡婆学”的蒙学先生，学生拿一些谷子就可以跟着学习一年；母亲毛淑芬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女人。陈细蓝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就抛妻弃女，和“小妈”一起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毛淑芬带着四个女儿艰难生活，只能在深山挖一些橛子菜或者砍柴卖钱。卖得一点钱，就买一棵青菜，放两粒盐巴在水里，煮一下就吃；卖不到钱的时候，把盐巴直接炒一下就着米饭也是一顿。

陈炳芝 18 岁离家，她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帮工是能换口饭的唯一活路。她先是离开瓦市去富顺县少湖路，帮一个叫何怀壁的人家带十个孩子，后来又在瓦市区里面的黄支书家帮工，再后来去帮一个老师。因为常年没通过信，也没钱回家，妈妈毛淑芬以为她淹死在河里了，就沿着富顺的河坝头走，一边喊一边哭——人家说如果人淹死了，亲人去喊，人就会浮起来。那之后没过多久，毛淑芬就饿死了。

陈炳芝在富顺去茶馆帮工，有天来了个川剧团在茶馆演出，他们唱《柳荫记》，也唱《一只鞋》《萝卜园》《陆文龙》《张羽煮海》《陈三五娘》等剧目。人声鼎沸中，她在干活的间隙偷眼望去，那个唱花脸的也正好看向她。

花脸叫邓修玉，结过婚，有过孩子，那又能怎样？陈炳芝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条件”挑选。他们遇到了，在一起了，但并没有如同当时的习俗那样成婚：如果两个人欢喜，男的要拿一两个大洋去算八字，合适就在一起，不合就算了，当然大洋也不用退。他们就是简单地住在了一起，没有仪式，也没有大洋。

旧时代戏班漂流四方，戏子不仅被划入“下九流”之列，收入也不固定，请的茶馆多，才能挣到一点吃饭钱。稍不留意还会碰上“砸戏台”的厄运。据《自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自贡“品玉科社”有一年在资阳临江寺演出，会首点唱《破单于》一戏，有一位丑角佚名唱道：

“天黄黄，地黄黄，人黄黄。天黄有雨，地黄有灾，人黄有病……”会首认为这几句台词含沙射影，挖苦这个地方，于是叫狗腿子们向台上抛砖头、掷石子，演员和锣钵匠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被打成重伤。

邓修玉随着戏班四处唱戏，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也没给老婆留下一分钱。1957 年，陈炳芝肚子大了就快生产，通知不到邓修玉。居无定所的她，就在仙市的河边找了间废弃房子栖身，连草席都没有一张，只能把谷草铺在地上当床，所幸尚有一床薄被。邻居罗启看不过，拿来几个瓦盅、两双筷子送她。她自己又腆着肚子从野外搬来一坨石头做桌子，没有板凳就席地而坐。陈炳芝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子里，偶尔拿根棉线放在桐油碗里点上灯，等孩子降生，或者等丈夫突然回转。临盆时候天已黑透，身旁无人，她拿着把旧剪刀惊慌失措，隔着薄薄的墙壁，问邻居冯大孃：“这脐带咋子剪嘛？”

冯大孃生过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隔着墙壁教她：“剪刀比起磕膝头儿（膝盖）剪起，然后用线来套起。”

“这娃儿落下来，耙嗒嗒（软绵绵）的，咋子包起来哦？”

“莫慌，你拿裙子来兜起嘛。”

她小心翼翼地拿裙子裹起婴儿，抱在身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她顾不上痛，就起来打扫、给自己做吃的。

几年以后，生下第二个儿子没多久，邓修玉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被逮进了监狱，总之这个男人从此在陈炳芝的生命中消失不见。30 岁的陈炳芝拖着两个儿子，跟了一个叫作张运成的渔民。

张运成是退伍军人，打过仗，离过婚，性格暴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打断了左手。那时候还没有退伍转业费，国家能提供给这位残疾退伍军人的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去供销社打招呼，预留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肉和酒。

张运成嗜酒如命，每天要喝一两斤酒。看到陈炳芝和哪个男人多说了一句话，拖过来就打。张运成身材高大，即使只剩下一只右手，力气也大得很，身高不到一米五的陈炳芝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把我按到地上，我躲了一下，他的手敲到咸菜坛上，都能留下很长一条血口。打一次架，我头发都能被他扯脱几攥。”

陈炳芝挨打是家常便饭，他酒喝多了打，推船推得累了就按到河边打，把她的头浸在水里面，直到她气都出不过来，才又把她拉起来。周围的渔民看见了喝止，他才住了手。

“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报官，可以离婚。很多夫妻都那样。”陈炳芝说。

既然“都那样”，日子也就可以忍着过下去。在陈炳芝给张运成生下了儿子小俊和女儿小红之后，她忍无可忍跑掉了。张运成就来找她赔小心、说好话，陈炳芝一辈子也没听到过几句甜言蜜语，俩人就又在一起，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小五。

打架之外，两个人便在釜溪河上撒网捕鱼，又上岸到很远的地方卖鱼。那个时候人们没什么钱，改善生活通常是割猪肉，很少有人吃鱼，把鱼卖掉也是件难事。很长时间他们才回一次家，几个孩子在家自己做饭喂饱自己，自己哄着自己入睡。

仙市小学的老师古四和陈炳芝的女儿小红从小是同学，经常放了学去她家玩，却几乎没有见到过陈炳芝夫妇。“她哥哥和她好像永远没人管。每次去她家都没有大人，也没有饭吃。她常年脖子都是黑黢黢的，还是我们去她家给她烧水，督促她洗澡。”

1969 年，陈炳芝生下小五，坐月子第七天，张运成喝了酒去鱼洞捕虾，脚在崖上没踩稳，摔下来断送半条命。陈炳芝求两个邻居去帮忙抬，谁料想刚到河边拐弯处，绳子断了，又把他摔了一下。到家后找赤脚医生拿了药吃，转天睡醒，陈炳芝发现男人已经断了气。

第二个男人也死了，陈炳芝又在世界上无依无靠了，张嘴要吃的孩子倒是有五个，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之中，没办法，只好把和张运成生的大儿子让张家领回去养。

“后来张家把张运成抬回玉河坝去埋的，再后来，他兄弟也死了，妈妈也死了，嫂嫂也死了，全家都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