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太湖

山川风气

梦中总是有一群峨冠博带的古人。他们在水边痛哭高歌，在山间煮茶吟诗，在翠绿竹林里赏月听风，他们隐身于太湖岛屿，写出一篇篇璀璨诗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戴维·莫里说过，每块土地都有自己不可抹杀的故事，但必须要有真诚的作者来阅读与重述。太湖生态岛不仅是自然山水，也是“纸上山水”。飘荡如野马的历史尘埃，风尘仆仆的文人墨客，洒脱不羁的仁人志士，慷慨悲歌与低回浅唱。那些变幻不定的面容，游动在深深浅浅的记忆，变成地域文化最具魅力的部分。

山川始于胸怀，风气源于精神。人文化成的精神，也表现在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依托自然生长出文化，反思人对自然的征服，而山水之间，也寄托人的理想，形成奇特的共生性。比如，“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构成。利用物质荒野的原材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文明。他们曾试图用荒野的观念赋予他们的文明一种身份和意义”。太湖生态岛文化，也有显著的“移民文化融合性”。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我们已很难还原，公元前3200年那一段复杂诡谲的历史。“太伯奔吴”是权力斗争失败者的流亡，还是高逸之士的主动避让？这似乎已不再重要，我们更多关注中华文明“由北及南”的流动轨迹。太伯是最早来太湖的北方移民高士。中国文化“自北而南来”，少了北方厚重刻板的宗法约束，法儒斗争的残酷狞厉，而南方明媚山水之间，多了“个性自我”的张扬，风流蕴藉的温婉，以及情义为先的担当。比如，“荆蛮义之”表明太湖土著对太伯“谦逊让贤”的肯定，而这种“由北向南”的轨迹，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与气质，也形成了南北对峙，流通互补的格局。

文人笔下，“北方山水”与“南方山水”有巨大差别，这也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枚乘《七发》写道：“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这些北方风景蕴含着征服的主体性，与自然恐怖伟力的“力量的壮美”（康德语）。南渡后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初步形成南方山水描述特质：“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谢灵运《登永嘉绿嶂山诗》）细细读来，是一番和谐柔美的“自然的优美”（康德语）。文人写太湖生态岛的诗句中，优美更比比皆是，例如，白居易《宿湖中》：“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完全是一派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纯美之景。

然而，乱世有文化“由北向南”迁徙，治世则有文化“由南向北”流动，比如，明朝开国，南宋遗脉的南方精英，先移至南京，后聚集北京。民国乱世到人民共和国治世，也有文化中心“由南向北”的迁徙。钱穆曾讲，中国史的分是变，常是合，西洋史之常是分，其之合是一个变。他大意是站在文化比较论视野，说明中国文化主流是融合，虽有分离、战乱，但融合始终是主流。这既是中国历史客观存在，也是文明天性使然。太湖生态岛文化，这种“合”既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也表现太湖文化融汇南北的特质。它并非封闭的，而是将北方诗书教化与南方岛民的温柔细致结合，使生态文明有了生长的文化基础。

移民文化往往有包容的气质。开发美国的移民，在五月花船帆影之下，以清教徒的勇猛精进与道德自省，加之对自由与宽容的向往，来到美洲的荒野之地。他们在牛仔的枪声和丰饶神秘的土地之间，蜕变成美国熔炉文化（melting pot）。与美国不同，中国“由北向南”文化流动中，形成所谓“南渡”情结。“太伯奔吴”后，太湖迎来不少隐逸的北方士人，比如，汉初“商山四皓”，真正大规模人口迁徙，是“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大规模“南渡”。许多北方世家大族，纷纷迁徙到太湖居住，仅以太湖生态岛的西山为例，明初就有较大宗族25支，大多是北方名门，例如，秦家堡秦氏，消夏湾蔡氏，甪里郑氏，劳家桥劳氏，东村徐氏，煦巷徐氏，横山韩氏，梧巷凤氏等。

何谓“南渡情结”？冯友兰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家国沦丧，自然更看重情感道义；文化地域变异，也会更注重融入当地。太湖生态岛的“南渡情结”，与广义的南迁文化不同，既有遗民之恨，仕人之清高，又有自然之爱与灵活务实的诉求，更兼有文武相济的文化传承。古人称太湖生态岛“是仙境，亦是寿域”。生态岛风景殊美，物产丰富，环水有山，处于太湖，可避刀兵之祸，也可颐养天性，养生修道。又因水道发达，距苏杭等发达地区并不太远，也可经商航运，交通文明。

无碍道隐

初春的雨，密得仿佛牛毛般的针脚，不断落在洞外。

李弥大盘膝而坐，数着呼吸，与雨声应和着。石床又冷又潮，洞内有小厮生起小炭炉，又要摆在洞口通风处，热量不高，但总是有了些温度。他并不感觉冷，兴许是修炼了辟谷之术和道家养生导引。洞内幽暗迷蒙，钟乳千奇百怪，潺潺流淌的，是蜿蜒其间的地下暗溪。他放了些蜡烛在那里，曲曲折折的石路，通向后洞，也通向未知，洞有连环，似鬼斧神工开凿而成。有人说，洞中有大禹所留天书数卷，可治国平天下。

热闹都远离了他。那些刀光剑影的厮杀，朝堂的明争暗斗，甚至是普通的人生享乐。隐居于山洞，远离了烦恼，享受了清闲，还要忍受那“逼上门的寂寞”。好在他不以为苦，以云霞为餐，以月光为友。隐士可以修炼道法，也可以俯仰天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一个官员远离了官场，“隐”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象征。他需要林屋洞这片“道教第九洞天”，更需要一片园，来记载他的心志。

南宋平江知府李弥大，福建连江县人，是个不得志的主战派。他提拔韩世忠，与金人死战。他反对求和，皇帝看着他碍眼。他和当朝首辅吕颐浩交恶，处处受排挤。绍兴二年（1132年），他弃官归隐，在林屋洞建“无碍庵”“道隐园”，他住的山洞名为“易老堂”。《太湖备考》中说：弥大知平江府被劾，遂筑室于西山名“易老堂”，自号“无碍居士”。隐居的心态是复杂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居住之地都带着一股怨气。当然，这里既有孤傲清冷的伤痕，也有山水自娱的旷达。他忍不住写下诗句：“流水天常洗，桃花春自迟。年年深洞里，闲着一枰棋。”（《亲旧有问山中事者示之以诗》）

那是怎样理想的桃源之地？《道隐园记》中，李弥大这样叙述：“林屋洞山之南麓，土沃以饶，奇石附之以错峙。东南面大湖远山翼而环，盖湖山之极观也。”土地肥沃，奇石、远山，围绕大湖而居，“一山飞峙太湖中，千娇深藏林洞”，令人难忘。雨洞、丙洞、旸谷洞，三洞会于一穴，抬头仰望，巨型石板悬挂于上，“洞内广如大厦，立石如平野森林，其顶则平如屋，故称林屋”。洞中有石室、龙床、银房、石钟、石鼓、金庭、玉柱、石燕、隐泉、鱼乳泉等石景。大自然以石为风景，为器物，又全不以人工开凿打磨，浑然天成，又处处通着灵性，这岂不能让隐居的人感到欣喜？

山浮群玉，万顷光涵，洞中可以爬山。山石宛若动物，如牛羊，似犀象，起伏蹲卧，各具神态，称十二生肖石，即所谓“齐物观”。无雨无雪之日，隐士自洞而上，与诸多石物相交为友，实在别有一番情趣。而从山上向下看，也很有意思。曲岩、鳞岩，天成石罅，入地而生，蜿蜒起伏，在山顶大声呼唤，看那渔船帆影，山鸟归巢，又有袅袅炊烟，弥漫于浓密森林之间，此景为“林屋晚烟”。岩石前面，要种上梅花树，山的中段建小亭，就叫“驾浮”吧，驾驶着浮云，当的人生笑傲，或者哪天也能“蹑虚空”，见到路过的神仙？还要有个花圃，种上“奇殖嘉茂”的树木花草，春光灿烂之日，侍弄花草，岂不知又是一番乐趣？

这些不是最好的，他还要篇“石刻美文”。人们总是试图挽留时间，记录言行，以便追求某种永恒存在感。石头无罪，却背负文字，成为石碑石刻，留下人类活动的痕迹。李弥大沉思片刻，刷刷点点，就在春雨的早晨，在易老居山洞里，写就了那篇《无碍居士道隐园记》。他要把它刻在前洞的山石之上，这样来此的人，都能看到。“吾少尝为儒，言迂而行踬，仕则不合而去，游于释而泳于老，盖隐于道者，非其身隐，其道隐也。”老子曾说“道隐无名，隐者有道”，出世的逍遥之中，又包含了多少悲愤和无奈？

李弥大不是最早在林屋洞隐居修道之人。1980年，吴县政府清理林屋洞，就挖出梁天监二年（503年），20名道士居洞生活记载的石碑，以及唐宋期间，祭神所用金龙及青铜鎏金龙等道教文物。可《无碍居士道隐园记》，成了太湖地区迄今为止尚存最古老、最珍贵的摩崖石刻。世事如棋，天公不语，无论人事纷争，宦海沉浮，都会随风而逝，甚至他自诩的平生功业，只有洞还在，流水绕钟乳，幽深不可闻，那篇摩崖石刻也许就会在。后人就可从此了解他，记住他。由此，身隐还是道隐，又有何关系？

绍兴五年（1135年），李弥大在林屋洞隐居两年，收到朝廷征召，又毅然出山，出任静江知府兼工部尚书，上任不久，广西提刑又弹劾他“自持广西边务，日断强盗死罪”，再次被罢。秀美的山水，没有熄灭进取心，隐居生涯，也难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李弥大的最后岁月，正史所载不多。《宋史》简单记载，绍兴十年（1140年），李弥大病逝。当他抑郁而终，是否为再次出仕后悔？是否想念林屋洞小小的“道隐园”？

沧海桑田，时间又过去两百多年，元至正年间（1141—1368年），天下大乱，中原有红巾军起事，福建也有亦思巴奚兵乱。太湖胜景，却一直活在李氏后人记忆中。为重返先祖梦中桃源，李弥大四世孙李肇一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从福建连江迁徙到太湖生态岛石公村可盘湾，后又分出阴山和植里两支，繁衍生息。清乾隆年间，李氏族人李小白曾修《洞庭李氏族谱》，对此曾有记载，可惜此《族谱》毁于刀兵，不复现于人间，“道隐园”也毁于“文革”。

世人常说，隐士有真隐与假隐。陶渊明是“真隐”，以山水之爱，融入生命意志，以诗文之美，融入自然风物。熙巷徐氏徐素行，也是真隐，还告诫子孙不得出仕。生态岛琦里邓氏的迁山始祖，宋高宗朝中书省右正言邓肃，也是南渡为官。他辞官隐居太湖，遂以终老。李弥大可称为“假隐”，山水陶冶心性，养生以待时机，刻石名胜之前，邀名于后世。然而，“真隐”与“假隐”之间，不应有太过苛刻的界限。“真隐”与“假隐”，都有抱负不得伸展的遗憾，爱自然的心性，也都有与主流政治保持距离的个人节操与审美情趣，也正因为李弥大的“用世之隐”，林屋洞才多了摩崖石刻，才有了这么多故事。

大宋烈士

此去必无归期，有死无生。

初春已至，可汴京城仍是一片肃杀。狂风暴雪的天际，涌动出奇诡的灰色线条，好似冷笑的亡灵之印，更像一个邪恶的暗示。汴京郊区，青城金军大营，辕门更近了，他擦亮了眼，看到了营门外一排排垒起的人头。他们死不瞑目，有的还圆睁双眼。也许不久后，他的头颅也会来此作伴。兵器闪耀光芒，与大门边的篝火，互相辉映。地上是暗红色血液，已被冻住，成为一块块惊悚紫痂。空气回荡着焚烧尸体的，令人作呕的恶臭气息，还有无数汴京女子绝望的呼喊。他来时喝了点壮行酒，肚里有团火，在熊熊燃烧。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他只期望能与官家圣上在一起，与大宋在一起，无论生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无疑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原大地整体落入异族之手，大宋皇族受到了异常屈辱的对待。金太宗下旨，将宋徽宗、宋钦宗废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众被俘官员瑟瑟发抖，无人阻止，只有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手下割喉而死。金人热烈庆祝胜利，继续着烧杀抢掠，数十万汴京军民哭声盈野，自缢而死者众，数十里外都能清晰耳闻，实为惨不忍睹。

徐汴河，河北永清府的一名教授（学官），品秩很低的小官，他携家从浙江衢州搬到汴京后不久，赶上了靖康之变。徐汴河有三子徐揆，小名七郎，刚中举人，尚无官职。徐揆年纪不大，但有一腔热血，目睹金军破城惨祸，深受刺激。他竟孤身犯险，主动请缨，要去城郊金军大营，索还被扣押的二帝。千年之后，我们依然无法猜度，徐揆此举后的心灵轨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心有大勇”的读书人，虽无杀敌之力，但有英雄之胆与烈士之节。汴京城破，仕人有逃走者，有投降者，也有人选择追随二帝，奔向五国城，但如李若水这般义烈抗争者，却并不多见。徐揆也是一名反抗者。虽然，他明明知道，这是一场“鸡蛋与石头”的战争，但鸡蛋的意义，并不在于战胜石头，而是以自身的碎裂，彰显石头的野蛮无耻。鸡蛋的胜利，是在时间的转轴之上，是在史书的斑斑血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