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太湖
作者: 房伟
山川风气
梦中总是有一群峨冠博带的古人。他们在水边痛哭高歌,在山间煮茶吟诗,在翠绿竹林里赏月听风,他们隐身于太湖岛屿,写出一篇篇璀璨诗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戴维·莫里说过,每块土地都有自己不可抹杀的故事,但必须要有真诚的作者来阅读与重述。太湖生态岛不仅是自然山水,也是“纸上山水”。飘荡如野马的历史尘埃,风尘仆仆的文人墨客,洒脱不羁的仁人志士,慷慨悲歌与低回浅唱。那些变幻不定的面容,游动在深深浅浅的记忆,变成地域文化最具魅力的部分。
山川始于胸怀,风气源于精神。人文化成的精神,也表现在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依托自然生长出文化,反思人对自然的征服,而山水之间,也寄托人的理想,形成奇特的共生性。比如,“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构成。利用物质荒野的原材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文明。他们曾试图用荒野的观念赋予他们的文明一种身份和意义”。太湖生态岛文化,也有显著的“移民文化融合性”。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我们已很难还原,公元前3200年那一段复杂诡谲的历史。“太伯奔吴”是权力斗争失败者的流亡,还是高逸之士的主动避让?这似乎已不再重要,我们更多关注中华文明“由北及南”的流动轨迹。太伯是最早来太湖的北方移民高士。中国文化“自北而南来”,少了北方厚重刻板的宗法约束,法儒斗争的残酷狞厉,而南方明媚山水之间,多了“个性自我”的张扬,风流蕴藉的温婉,以及情义为先的担当。比如,“荆蛮义之”表明太湖土著对太伯“谦逊让贤”的肯定,而这种“由北向南”的轨迹,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与气质,也形成了南北对峙,流通互补的格局。
文人笔下,“北方山水”与“南方山水”有巨大差别,这也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枚乘《七发》写道:“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这些北方风景蕴含着征服的主体性,与自然恐怖伟力的“力量的壮美”(康德语)。南渡后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初步形成南方山水描述特质:“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谢灵运《登永嘉绿嶂山诗》)细细读来,是一番和谐柔美的“自然的优美”(康德语)。文人写太湖生态岛的诗句中,优美更比比皆是,例如,白居易《宿湖中》:“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完全是一派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纯美之景。
然而,乱世有文化“由北向南”迁徙,治世则有文化“由南向北”流动,比如,明朝开国,南宋遗脉的南方精英,先移至南京,后聚集北京。民国乱世到人民共和国治世,也有文化中心“由南向北”的迁徙。钱穆曾讲,中国史的分是变,常是合,西洋史之常是分,其之合是一个变。他大意是站在文化比较论视野,说明中国文化主流是融合,虽有分离、战乱,但融合始终是主流。这既是中国历史客观存在,也是文明天性使然。太湖生态岛文化,这种“合”既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也表现太湖文化融汇南北的特质。它并非封闭的,而是将北方诗书教化与南方岛民的温柔细致结合,使生态文明有了生长的文化基础。
移民文化往往有包容的气质。开发美国的移民,在五月花船帆影之下,以清教徒的勇猛精进与道德自省,加之对自由与宽容的向往,来到美洲的荒野之地。他们在牛仔的枪声和丰饶神秘的土地之间,蜕变成美国熔炉文化(melting pot)。与美国不同,中国“由北向南”文化流动中,形成所谓“南渡”情结。“太伯奔吴”后,太湖迎来不少隐逸的北方士人,比如,汉初“商山四皓”,真正大规模人口迁徙,是“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大规模“南渡”。许多北方世家大族,纷纷迁徙到太湖居住,仅以太湖生态岛的西山为例,明初就有较大宗族25支,大多是北方名门,例如,秦家堡秦氏,消夏湾蔡氏,甪里郑氏,劳家桥劳氏,东村徐氏,煦巷徐氏,横山韩氏,梧巷凤氏等。
何谓“南渡情结”?冯友兰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家国沦丧,自然更看重情感道义;文化地域变异,也会更注重融入当地。太湖生态岛的“南渡情结”,与广义的南迁文化不同,既有遗民之恨,仕人之清高,又有自然之爱与灵活务实的诉求,更兼有文武相济的文化传承。古人称太湖生态岛“是仙境,亦是寿域”。生态岛风景殊美,物产丰富,环水有山,处于太湖,可避刀兵之祸,也可颐养天性,养生修道。又因水道发达,距苏杭等发达地区并不太远,也可经商航运,交通文明。
无碍道隐
初春的雨,密得仿佛牛毛般的针脚,不断落在洞外。
李弥大盘膝而坐,数着呼吸,与雨声应和着。石床又冷又潮,洞内有小厮生起小炭炉,又要摆在洞口通风处,热量不高,但总是有了些温度。他并不感觉冷,兴许是修炼了辟谷之术和道家养生导引。洞内幽暗迷蒙,钟乳千奇百怪,潺潺流淌的,是蜿蜒其间的地下暗溪。他放了些蜡烛在那里,曲曲折折的石路,通向后洞,也通向未知,洞有连环,似鬼斧神工开凿而成。有人说,洞中有大禹所留天书数卷,可治国平天下。
热闹都远离了他。那些刀光剑影的厮杀,朝堂的明争暗斗,甚至是普通的人生享乐。隐居于山洞,远离了烦恼,享受了清闲,还要忍受那“逼上门的寂寞”。好在他不以为苦,以云霞为餐,以月光为友。隐士可以修炼道法,也可以俯仰天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一个官员远离了官场,“隐”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象征。他需要林屋洞这片“道教第九洞天”,更需要一片园,来记载他的心志。
南宋平江知府李弥大,福建连江县人,是个不得志的主战派。他提拔韩世忠,与金人死战。他反对求和,皇帝看着他碍眼。他和当朝首辅吕颐浩交恶,处处受排挤。绍兴二年(1132年),他弃官归隐,在林屋洞建“无碍庵”“道隐园”,他住的山洞名为“易老堂”。《太湖备考》中说:弥大知平江府被劾,遂筑室于西山名“易老堂”,自号“无碍居士”。隐居的心态是复杂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居住之地都带着一股怨气。当然,这里既有孤傲清冷的伤痕,也有山水自娱的旷达。他忍不住写下诗句:“流水天常洗,桃花春自迟。年年深洞里,闲着一枰棋。”(《亲旧有问山中事者示之以诗》)
那是怎样理想的桃源之地?《道隐园记》中,李弥大这样叙述:“林屋洞山之南麓,土沃以饶,奇石附之以错峙。东南面大湖远山翼而环,盖湖山之极观也。”土地肥沃,奇石、远山,围绕大湖而居,“一山飞峙太湖中,千娇深藏林洞”,令人难忘。雨洞、丙洞、旸谷洞,三洞会于一穴,抬头仰望,巨型石板悬挂于上,“洞内广如大厦,立石如平野森林,其顶则平如屋,故称林屋”。洞中有石室、龙床、银房、石钟、石鼓、金庭、玉柱、石燕、隐泉、鱼乳泉等石景。大自然以石为风景,为器物,又全不以人工开凿打磨,浑然天成,又处处通着灵性,这岂不能让隐居的人感到欣喜?
山浮群玉,万顷光涵,洞中可以爬山。山石宛若动物,如牛羊,似犀象,起伏蹲卧,各具神态,称十二生肖石,即所谓“齐物观”。无雨无雪之日,隐士自洞而上,与诸多石物相交为友,实在别有一番情趣。而从山上向下看,也很有意思。曲岩、鳞岩,天成石罅,入地而生,蜿蜒起伏,在山顶大声呼唤,看那渔船帆影,山鸟归巢,又有袅袅炊烟,弥漫于浓密森林之间,此景为“林屋晚烟”。岩石前面,要种上梅花树,山的中段建小亭,就叫“驾浮”吧,驾驶着浮云,当的人生笑傲,或者哪天也能“蹑虚空”,见到路过的神仙?还要有个花圃,种上“奇殖嘉茂”的树木花草,春光灿烂之日,侍弄花草,岂不知又是一番乐趣?
这些不是最好的,他还要篇“石刻美文”。人们总是试图挽留时间,记录言行,以便追求某种永恒存在感。石头无罪,却背负文字,成为石碑石刻,留下人类活动的痕迹。李弥大沉思片刻,刷刷点点,就在春雨的早晨,在易老居山洞里,写就了那篇《无碍居士道隐园记》。他要把它刻在前洞的山石之上,这样来此的人,都能看到。“吾少尝为儒,言迂而行踬,仕则不合而去,游于释而泳于老,盖隐于道者,非其身隐,其道隐也。”老子曾说“道隐无名,隐者有道”,出世的逍遥之中,又包含了多少悲愤和无奈?
李弥大不是最早在林屋洞隐居修道之人。1980年,吴县政府清理林屋洞,就挖出梁天监二年(503年),20名道士居洞生活记载的石碑,以及唐宋期间,祭神所用金龙及青铜鎏金龙等道教文物。可《无碍居士道隐园记》,成了太湖地区迄今为止尚存最古老、最珍贵的摩崖石刻。世事如棋,天公不语,无论人事纷争,宦海沉浮,都会随风而逝,甚至他自诩的平生功业,只有洞还在,流水绕钟乳,幽深不可闻,那篇摩崖石刻也许就会在。后人就可从此了解他,记住他。由此,身隐还是道隐,又有何关系?
绍兴五年(1135年),李弥大在林屋洞隐居两年,收到朝廷征召,又毅然出山,出任静江知府兼工部尚书,上任不久,广西提刑又弹劾他“自持广西边务,日断强盗死罪”,再次被罢。秀美的山水,没有熄灭进取心,隐居生涯,也难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李弥大的最后岁月,正史所载不多。《宋史》简单记载,绍兴十年(1140年),李弥大病逝。当他抑郁而终,是否为再次出仕后悔?是否想念林屋洞小小的“道隐园”?
沧海桑田,时间又过去两百多年,元至正年间(1141—1368年),天下大乱,中原有红巾军起事,福建也有亦思巴奚兵乱。太湖胜景,却一直活在李氏后人记忆中。为重返先祖梦中桃源,李弥大四世孙李肇一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从福建连江迁徙到太湖生态岛石公村可盘湾,后又分出阴山和植里两支,繁衍生息。清乾隆年间,李氏族人李小白曾修《洞庭李氏族谱》,对此曾有记载,可惜此《族谱》毁于刀兵,不复现于人间,“道隐园”也毁于“文革”。
世人常说,隐士有真隐与假隐。陶渊明是“真隐”,以山水之爱,融入生命意志,以诗文之美,融入自然风物。熙巷徐氏徐素行,也是真隐,还告诫子孙不得出仕。生态岛琦里邓氏的迁山始祖,宋高宗朝中书省右正言邓肃,也是南渡为官。他辞官隐居太湖,遂以终老。李弥大可称为“假隐”,山水陶冶心性,养生以待时机,刻石名胜之前,邀名于后世。然而,“真隐”与“假隐”之间,不应有太过苛刻的界限。“真隐”与“假隐”,都有抱负不得伸展的遗憾,爱自然的心性,也都有与主流政治保持距离的个人节操与审美情趣,也正因为李弥大的“用世之隐”,林屋洞才多了摩崖石刻,才有了这么多故事。
大宋烈士
此去必无归期,有死无生。
初春已至,可汴京城仍是一片肃杀。狂风暴雪的天际,涌动出奇诡的灰色线条,好似冷笑的亡灵之印,更像一个邪恶的暗示。汴京郊区,青城金军大营,辕门更近了,他擦亮了眼,看到了营门外一排排垒起的人头。他们死不瞑目,有的还圆睁双眼。也许不久后,他的头颅也会来此作伴。兵器闪耀光芒,与大门边的篝火,互相辉映。地上是暗红色血液,已被冻住,成为一块块惊悚紫痂。空气回荡着焚烧尸体的,令人作呕的恶臭气息,还有无数汴京女子绝望的呼喊。他来时喝了点壮行酒,肚里有团火,在熊熊燃烧。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他只期望能与官家圣上在一起,与大宋在一起,无论生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无疑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原大地整体落入异族之手,大宋皇族受到了异常屈辱的对待。金太宗下旨,将宋徽宗、宋钦宗废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众被俘官员瑟瑟发抖,无人阻止,只有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手下割喉而死。金人热烈庆祝胜利,继续着烧杀抢掠,数十万汴京军民哭声盈野,自缢而死者众,数十里外都能清晰耳闻,实为惨不忍睹。
徐汴河,河北永清府的一名教授(学官),品秩很低的小官,他携家从浙江衢州搬到汴京后不久,赶上了靖康之变。徐汴河有三子徐揆,小名七郎,刚中举人,尚无官职。徐揆年纪不大,但有一腔热血,目睹金军破城惨祸,深受刺激。他竟孤身犯险,主动请缨,要去城郊金军大营,索还被扣押的二帝。千年之后,我们依然无法猜度,徐揆此举后的心灵轨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心有大勇”的读书人,虽无杀敌之力,但有英雄之胆与烈士之节。汴京城破,仕人有逃走者,有投降者,也有人选择追随二帝,奔向五国城,但如李若水这般义烈抗争者,却并不多见。徐揆也是一名反抗者。虽然,他明明知道,这是一场“鸡蛋与石头”的战争,但鸡蛋的意义,并不在于战胜石头,而是以自身的碎裂,彰显石头的野蛮无耻。鸡蛋的胜利,是在时间的转轴之上,是在史书的斑斑血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