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河渠记忆

【前言】舅父张孟，1954年生人，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回村当农民。他前四十多年在农村，之后二十多年主要在城市打工。他经历曲折，又热爱学习，我于是建议他写点个人回忆。这对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自学了汉语拼音，遇到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不会电脑打字，就一笔一划写在白纸上，再交给四舅父张强录入电脑。个人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记忆是民族历史的血肉。当传统农村正在消逝，祖辈、父辈经历的那些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舅父的这份“磨河渠记忆”，自有别样的价值和意义。（张叁）

磨河渠，我生命的摇篮

磨河渠是流经我们村的一条小河，名不见经传，而且消逝已四十多年。但她对于我，意义非同一般。

我们村位于周至县东南沿山地带，在耿峪河西边，所以叫“耿西村”。周至县汉武帝时建县，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写作“盩厔”，1964年文字改革时改为“周至”。人们都把周至县叫“金周至”。“金周至”来源说法不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这样的：周至位于关中平原中南部，南跨秦岭，北临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周至境内，秦岭北麓大小峪口几十个，从东到西，比较有名的有耿峪、田峪、㠇峪、黑水峪、骆峪、泥峪等。有峪必有河，西安的引水工程，就是把周至黑水峪的水引到城里。这些河流水源丰沛，水质甘美，既是沿岸村民的生活用水，干旱时节也用来浇灌农田。与关中其他地区特别是渭北旱原地区相比，周至是旱涝保收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所以人称“金周至”。

那时我的家乡真是天蓝地绿、山清水秀。从耿峪沟里流出的耿峪河，不算大河，但长年奔流不息。很早以先，为方便生活、生产用水，先民在耿峪口主渠道之外，开凿了东西两个干渠，磨河渠是西干渠。这条渠流经大小十多个村庄。沿渠上下，人们利用水位落差，修建了二十多座水磨，其中一座水磨就在我家老屋后面，曾经是我家的私产，解放后交归集体所有。我的伯父生前曾常年看管这座水磨。

在没有电磨的年代，这条引水渠上的水磨，就是村民的粮食加工厂，水磨夜以继日地为四乡八村的群众磨糁子磨面。解放前，我们村没有正式村名，人们就把我们村叫“磨河”。那个时候，谁家的田地在哪里，就把房子盖在哪里，形成了零散分布的农庄。解放初，我们队只五家老住户，之后从陕南商县、柞水、山阳等地迁徙来不少人口，村民增加到二十多户。

那时没有电，没有机井，没有农业机械，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粮食亩产也就一百多斤，遇到好年份能达到二百斤。全村没有一辆自行车、架子车，也没有橡胶轮的马车。当时的马车，车厢、车轮、车轴全是用木头做的，套上三个牲口，只能拉一千多斤。生产队养着二十多头牲口，有牛、马、骡子，需要三个人整天给牲口铡草，一个人捺铡把，一个人给铡口喂草，另一个人递草。村里有句农谚：“麦菅滑，苜蓿夹，谷草好喂没人捺。”因为谷草粗硬，得使出大力气，才能把铡刀捺下去。

清晨，大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磨河渠挑水。怕白天有人洗脏东西污染河水，每户都备有一口大水缸。我家家大人多，那口水缸能盛八担水，一担复一担，把水缸盛满，母亲要忙碌一个早上。上午，人们把要上磨的粮食一筛一筛放在河里淘。午后，女人们端着木盆结伴来到河边洗衣服，说笑声、捶衣声、水流声交织在一起。傍晚，庄稼汉卸了犁、扬罢场，每每都要来磨河渠洗一洗，冲走污垢，洗去疲劳……

水渠两岸，人工栽植和自然生长着很多树木，有柳树、槐树、榆树、椿树、杨树、橡树、柏树、柿子树等，一个挨着一个，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绿色巨龙。由于常年水流不断，这些树木生长十分旺盛，有些树木有合抱粗。听母亲说，建立初级社前，国家修铁路伐枕木，仅我家河渠地段的大树，就用十辆马车运了三天三夜，这些都是无偿支援国家建设的。

磨河渠一年四季各有其景，是我儿时与小伙伴们玩耍、游戏的好地方。春天，柳树发芽时，我们来到磨河渠，折几根笔杆粗的柳枝，做成柳笛，笛声唔哩唔啦，响彻村寨。夏天，我们经常在磨河渠游泳，一边耍水，一边逮鱼、捞虾、掏螃蟹，拿回家让大人给我们炒着吃。夏天最惊险、最刺激的游戏要属钻“龙窝”。水磨房底下，有一个圆形水潭，水潭内有一个直径四米的水轮，通过同心轴和上面的石磨相连。水潭上边的进水口，是一条四五米长、六十多度倾斜的水槽，河水从水槽疾速落下，落差产生的冲力，打动水轮从而带动石磨旋转。河水在水潭内回旋缠绕，形似蛟龙，人们便称之为“龙窝”。水磨停止工作时，我们便顺着水槽往下溜，冲进龙窝深处的水潭里，感觉非常刺激。有时水磨运转时，我们大着胆站在水轮上，背靠轮轴随水轮转动，像打轮子秋一样。那时，我们无忧无惧，快活得像河里的一条鱼。

到了冬天，磨河渠开始结冰，河面上凝结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飞禽走兽，有刀枪剑戟，十分耐看。河边的草叶溅上水后形成冰棒，掰下放在嘴里，格嘣格嘣脆响。当河面上的冰越结越厚，能站住人时，我们就在上面滑冰，追逐嬉戏，摔个四仰八叉，也不觉得痛。有时冰未冻厚，我们刚踩上去，就扑通一声掉进水里，瑟瑟发抖回家，还要做好挨骂的准备。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电力运用普及，七十年代后期，水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机井也越来越多，人们有了新的生活和灌溉用水。磨河渠上的大树也在1967年春天的乱伐乱砍中消失殆尽。在1978年至1980年之间，生产队平整土地，磨河渠被填平，变成了耕地。

磨河渠虽然从地理上消失了，但她一直在我的心中流淌。她养育了我们祖辈几代人，是我生命的摇篮，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母亲生过七个女儿后，有了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1954年，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一年。

母亲是民国二十六年和我父亲结婚的，当时她二十一岁，父亲十六岁。第二年就有了我大姐。大姐长得像父亲，大眼睛，盘盘脸，全家人都很喜欢，特别是祖母，视大姐为掌上明珠。祖父去世早，老屋烧炕上常年就祖母一人。大姐两岁上下，祖母就让大姐随她睡，一直到大姐出嫁。大姐晚年清口、信神，包括她的长寿，都像祖母。

过了两年，母亲生下我二姐。一看还是女子，父亲就不高兴。襁褓中的二姐连续多天发高烧，父亲懒得给他看病，母亲只好用土方子，一会儿用针扎，一会用被儿捂，给耽搁了。二姐从小听力受损，大脑反应也有些迟钝。

再过两年生下我三姐。还是女子，父亲当时就要把三姐提出去活埋，接生婆和邻居反复劝说，父亲才作罢。他一气之下躲了出去，好几天都不回家。

接下来几年，母亲又连续生了两个女子，一个生下来几天就夭折了，另一个送给亲戚抱养，长到两三岁病死了。

1948年，我四姐出生。父亲那一段正好外出，四姐才存活了下来。

四姐还不到百日，一天，一匹战马从村头跑过，马上的人一路喊着：乡亲快逃啊，遭殃军（中央军）就要来了！大姐那一年十岁，她一直忘不了全家出逃的那个下午。一挂牛车停在家门口，全家都上车了，祖母却丢心不下家，死活不上车，说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想活多久，遭殃军再歪，能把我一个老婆连骨头吃了？没工夫劝说，父亲直接把祖母抱上车，用鞭子猛抽牛胯骨，向耿峪沟里逃。

进山沟不远就没有牛车走的路了，只有步行。全家老的老，小的小，包包蛋蛋，祖母是小脚，爬山十分艰难。山上山下都是逃难的乡亲。山外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母亲脚下一滑，摔倒了，差点和怀里的四姐一起掉进深沟。父亲转过身对母亲说：把四女子给我！母亲刚要把四姐递出去，见父亲脸色铁青，凶神恶煞的样子，就没有松手。父亲一把拽过四姐，就要往沟里扔，说：“大人都快没命了，还抬举她弄啥？！”母亲扑上去抱住了父亲，涕泪俱下：“你要撂娃，把我一起推下去……”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解放军驻扎在耿峪河西边，国民党军驻扎在耿峪河东边，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拉锯数月难分胜负。周围的老百姓都在山里逃难。我们一家人寄住在耿峪马岔沟一个亲戚家里。

十年间一气儿生的都是女子，加上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父亲的脾气变得很差，经常拿母亲出气，稍不顺心就对母亲拳打脚踢。

在大耿峪口，磨河渠上下，说起母亲，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我舅家在集贤大堡子，书香门第，外祖父是是清末秀才、教书先生。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家庭的熏陶下，知书达理，还略识诗文。在我们村，不管谁家婚丧嫁娶，在礼仪方面若有含糊，都会来领教母亲。邻居小两口吵架，媳妇住娘家不回婆家，邻居会请母亲去娘家斡旋说和。她下得厨房，出得厅堂，因为没有生男孩，就遭受无端的辱骂殴打，她想不通，曾跳河自尽，但被人打救了上来。

195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天将亮时，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划破了乡村的寂静。我五姐出生了。

祖母从屋子西南角烧炕上抬起半个身子，对着东北角的厦房高声问：“生了个啥？”厦房的门半掩着，接生的巩家婆回应道：“天黑很，看不清。”祖母哇地一声哭了：“亏了人了，咱亏了人了，张家这是要绝后啊！”一边哭，一边骂。

刚刚生产过的母亲蜷缩在炕角，像做了天大的错事似的，连哭都不敢出声。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她的脸上水光闪闪，说不清是汗是泪。父亲蹲在前房檐台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家里的一只小狗摇着尾巴走到他跟前，他飞起一脚，狗像一块泥巴被甩出丈外。

天亮了，他走进厦房，对母亲说：把这女了撂到炕席背后，不准管，不要给吃奶，死活由天！

父亲在家从来说一不二。母亲不敢管，四个姐姐却不管这些，她们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不到三岁。一会儿这个进屋掀开炕席看一下，一会那个又来了。看了都说，妈你看，妹妹好奴（漂亮），你看她不停地哭，不停张嘴，她饿了，妈你给她吃些奶吧！母亲连头都不回一下，泥塑木雕似地枯坐着。

白天过去了，又是一个黑夜。炕席背后的哭声慢慢弱了，小了，最后止了。父亲觉得这女子一定饿死了。他披衣而起，准备天亮之前把这个女婴抱出去埋掉。新政权刚成立，宣传不许残害生命，他不敢让旁人看见。当他掀开炕席，却看到一双眼睛，睁着，闪着明亮的光。父亲忽然有些胆怯……他在厦子脚地走来走去，最后对母亲说：看来这女子命不该绝，你给她吃些奶，我一会儿把她送给别人家。

父亲把五姐送给了本村本族没有儿女的五妈家。第三天，我大姐偷偷跑到五妈家，说五妈五妈，我妈的奶胀痛，在家哭呢，我想把我五妹抱回去，让我妈给她吃个奶，再送回来。五妈答应了。

就这样，五姐又回到自己的家，却再没有被送出去。几个姐姐舍不得这个妹妹，母亲也舍不得。

五姐长到半岁，还没有名字。一天，楼观台一个道士路过家门口，想要些水喝。喝水毕，母亲说，大善人，给俺这毛蛋娃起个名子吧。道士问了生辰八字，掐指一算，说你家前面生了四朵花，这女子就叫“花落”吧——花落生贵子，你家以后不会再生女娃了。

道士的话应验了！一九五四年，我出生了。

我之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

一九五四年，我们家真是“双喜临门”。先是五月间，在外当兵十三年、杳无音讯的伯父，突然从天而降般地回来了。到了七月，母亲又生下了我。从此，十几年间，母亲因没有生下男娃而过的囚徒般的生活，终于告一段落。

有一年，父亲与人吵架，对方咒他说：“你这辈子没儿，下辈子还没儿！”现在，这句恶毒的咒语不攻自破。我出生后，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腰挺直了，声变高了，走路快了。他恨不得站上终南山顶，向全世界宣布我出生的消息。为给我过满月，父亲把一头大牛卖了，又杀了一头猪。别人家给娃待满月，只待一天客；我家不是，我满月之后一个多月，亲戚朋友你来我往，全家一直沉浸在吃喝迎送的喜悦之中。祖母、父母和五位姐姐，都把我当成宝贝疙瘩。我说个一，他们不会回个二；我要天上的星星，他们都想搬梯子给我去摘。这样的溺爱和娇惯，助长了性格中的自负和任性，我这一生因此吃了不少亏。

风雨飘摇中，伯父是我们家的压舱石

1954年，我大姐十六岁。麦子即将黄熟的时节，一天上午，她与怀着我的母亲在后院做针线，回家里取剪子，忽然看见一个穿黄军装的人，背着黄背包，拿马勺在家里的大水瓮缸舀水喝。来人显然是从虚掩的前门进来的。大姐吓了一跳，跑到后院：“妈，妈，咱家来了个军人！”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缓慢起身，走进屋里。老屋进深长，光线暗，母亲一下看不清。她又走近了些，揉揉眼，再看，忽然高声喊道：“二哥，是你吗？你可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