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作者: 陈桥生一、
有一张照片,一直留存于我手机的珍藏相册中。
这张照片的纸版,因为之前保管不善,受了潮,满布斑驳的黑点霉斑,背景更是已经模糊。所幸的是,照片中的人像大体清晰,表情依稀可辨。后来我赶紧将其扫描成电子版,保存下来。
那是三十五年前一个不经意时刻的定格,是在当时僻远的小山村里,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里完成的一次合照。
照片中的父亲,不期然承受了最多的黑点霉斑,尤其是嘴唇正中也模糊了一小片,仿如现实中的他,曾经承受着家庭中最多的艰难。
父母并肩坐在一张条凳上,就在他们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几间瓦房的厅中央。他们的穿着是几十年不变的蓝布衣褂,表情是那个年代农民形象的典型。还有屋梁上的挂篮,墙壁上的贴纸……一望便知,这是乡土中国的一户贫寒人家。
站在父母身边的,是我们兄妹六人。父母一生育有八个子女。最年长的大姐,当时已经出嫁;还有最年幼的一位弟弟,被拍照的架势唬住了,就是不肯合影。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外面阳光灿烂而安宁,使得原本并不亮堂的屋子里,也拥有着还算充足的光线,得以定格那个永恒的瞬间。这是父亲留存在世间唯一的真实的瞬间,也是他与妻子、儿女们唯一的一次合影。
所谓的“唯一”,自然都是事后的回忆。没有恰当的笑容,没有刻意的修饰,当时只道是寻常。应该都是刚刚从干完农活的地里回来,洗脚上田,肯定都还光着脚,只是拍照时有意作了回避。
影像艺术定格的是有意味的瞬间,这张照片不是艺术的创作,而完全出乎偶然。然而,这偶然中,不期然中,却恰恰定格下父亲一生中内心最高光的时刻;在这困窘贫寒的背后,凝固的正是我们这个家庭曾经最温馨最幸福的一幕。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再回味,惟有庆幸欣慰。不经心的偶然,却走进了最深的内心。
后来每每凝视这张照片时,我无数次地揣想,父亲当时的心里肯定是明白的,是清醒的,是意识到这份幸福与自豪的。尽管他的表情平静,看似风轻云淡,波澜不兴。
就在那个暑期,在拍下这张照片前不多久的日子,他的二儿子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努力了一辈子的梦想,终于开出了一朵花。他用全部身家下注,总算赢得了这个村子里的一位大学生。这,无论是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江西井冈山脚下的这个小山村,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家族,诚然算得上一件脸面有光的事。在父亲艰难甚至是苦海茫茫的一生中,这该是他人生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最无上的一份荣光,是对他一生辛劳的馈赠。
只是,父亲不会表露出一丝一毫的骄矜之色。记忆中父亲也没有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当面对我说过明确的表扬或鼓励的话。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在某一个赶集日的夜晚,从墟集上回到家的父亲,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告诉我,镇上的文化站门口今天贴出了录取分数线,我们过线了。颇有几分庆幸的意味。
入学前,父亲也没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摆上几桌升学宴之类。但我相信,当年的父亲,一定在他的内心,为他升学的儿子,也为他自己,曾经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大张筵席过,那一定也是他一生中最豪华的盛筵,最痛快淋漓的酒醉。
为我们拍下这张全家福的,是我的幺舅。他当时刚退伍,转业在省会城市某银行工作。利用假期回老家为外公、外婆扫墓,照例也来看望他多年不见的姐姐、姐夫一家。
外婆家在我们隔壁乡,论地埋位置,比我们家还更僻远,但因为几位颇有出息的舅舅,方圆百里,可谓无人不知晓。四个舅舅,个个长得身材魁梧,两个参了军,转业后分配在县城、省城工作,当了局长、行长,另一个在地级市的大型国企当工程师,留下老大侍奉在家,当了一辈子的大队书记。
父亲偶尔会和远方的舅舅通个信,尤其是逢年过节时,彼此互通一下音讯。舅舅们寄自部队的信件,用的是那种特制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便知。还有信封上盖着的那个“义务兵免费信件”的红色三角戳,都让人心生自豪羡慕,于我们可以说便是一件奢侈品了。很像是收音机长出的那根天线,使得小山村里的我们,有可能接收到来自省城、县城那边的一份消息。
来到家里的舅舅、舅母,得知我考上了大学,也不免惊喜一番,赞扬一番。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幺舅用他自己带回家的稀罕物相机,为我们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古语曰:四美具,二难并。在引以为傲的嘉宾亲戚面前,也算有了一件值得说道的事,不难想象作为主人的父母内心的喜悦之情。也因此,这个平常无奇的下午,因为机缘巧合,因为远方亲戚的加持,定格下父亲一生中最长脸的时刻,成为奢侈无比的一个下午!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一生窘蹇辛劳的父亲,得以在这一刻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从容高贵的一面,留给他的子孙,存留于人世间。
二、
父母一生养育了八个子女。这也意味着,他们婚后每隔两三年,家里便要添一张吃饭的嘴。而起初能出去干活挣工分的劳动力,只有父亲和大姐,母亲则在家操持着无尽的家务。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后来,在我读到晚唐诗人聂夷中的那首《伤田家》时,尤其感同身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字字句句,不正是我们家当年的真实生活情景吗?千百年来农夫田家的日子,竟然如此同出一辙!
每年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存粮已经无剩,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望眼欲穿,只盼着田里的稻子能早日收割。乃至等不及足够成熟,便已经要卷起裤腿,镰刀霍霍了。
新谷一出,吃饭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可以稍微透一口气。家里其它的支出变现,唯一能打的主意,也就是粜卖新谷了。此时的新谷,能卖的价钱自然是最低贱的,可要解决眼前的急用,又哪里顾得了这么多。用日本大实业家稻盛和夫的话总结,穷人之所以为穷,就在于总是把好的东西送人,还担心着别人瞧不起,看不上。
田里的收成,命运如此;山上的油茶,地里的蔬果,命运也是如此。日子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变卖算计中,千疮百孔地延续着,生活也便在这样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中一日穷似一日。
父亲的变卖算计,绝大多数是为了填补我们兄弟数人上学缴学费所留下的一个个的坑。我想,如果不是要填这些坑,以当时家里的田产山产所出,至少温饱问题是不必太过发愁的,父亲也不必一年四季三日一墟集地往镇街上赶。
赶集的目的,就是把当时家里能变卖的东西悉数变卖出去,除换回必要的日用品,就是积攒下来支付我们的学杂费。田里出的一粒粒米,山上产的一滴滴油,一个个鸡蛋、鸭蛋排列起来,便攒成了我们上学的学杂费。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家孩子的学费公式吧。如果要仔细地罗列,那一定会是长而又长,碎而又碎的一道公式,竟或称得上公式的长城吧。
一个上学的孩子就是一道公式,一道长城。至于这道公式长城能否延续下去,能否最终成立,需要小孩的努力,更需要父母家庭的接续拼凑。
父亲的艰难在于,他需要同时应付几道公式。父亲生前坚守着他的一个信念,也反复地对我们说道,只要我们的学习不出现留级,他砸锅卖铁也会供缴我们一直读下去。也就是说,在我们家,这道公式能否成立,只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成效,而不大可能因为家庭的断供而辍学。
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人皆有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在孩子读书的这一问题上,父亲执行起来,似乎比常人更执着,更不打折扣。最吃紧的时候,我们兄弟有四个同时在县、乡、村不同的年级上着学,但从没听过父亲要有所放弃的任何抱怨。
我没有机会问过父亲,何以能如此执着,如此重视我们的读书?当然,也并不难理解。高小毕业的父亲,在当地也算得一个读书人了,对于读书自有他某种神圣的看法。他也肯定心知肚明,读书是唯一有可能改变我们自身及家庭命运的途径,舍此别无它路。
好在村里便有完整的小学,离家近,便多了些许回旋的余地。学费一时给不上,便找校长通个人情,暂时拖欠着,赊着账。记忆中,我的小学阶段,几乎从未能在开学时便按时缴交学杂费。那时大哥正在乡中学读高中,肯定要优先保障他,就像大哥毕业后,家里便优先保障我一样。有很多次甚至是到期中考试过后,在学校反复的催促下,才勉强缴上学费。上学可以有所通融,但课本之类的,肯定是要缴清学杂费才发放。所以,小学五年,有多半的时间,我的课桌上都是空空如也,只能靠着两只耳朵“盲听盲学”。
无论如何艰难,甚至到了顾不上所谓面子的地步,父亲都一直维持着,让我们不至辍学。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直到父亲后来因故早逝,这条脆弱的“资金链”再无法维持了,一道接一道公式无法再运算下去,便只能悲伤地无解。几位弟弟后来陆续都辍了学,和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的生活轨迹。
在我读到初三的时候,成绩稳步上升,考上中等师范学校也就成了父亲的期盼。因为中师三年毕业后,便可以分回到乡里的某所学校当老师,从而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
那时的我,其实并无任何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理想是由一匹骏马和一匹劣马共同驾驶的马车,骏马以遥远的天空为目标,而劣马则匍匐在地面前行。我那时应该还处于懵懂无知状态,还在贪玩的年龄,并没有特别地仰望过遥远的天空,为所谓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但班主任对我的期望是明确的,并为此付诸行动。他知道,中师生对考生的身高、体貌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不为我的成绩担忧,却为我的身高着急。为此,好心的班主任特意为我申请过一个学期的生活补助,让我可以去学校教工食堂改善伙食,也叮嘱父亲一定要给我加强营养。所以,那时周末回到家,母亲总会想办法给我煮上两个荷包蛋。
然而,我终于是辜负了他们。
成绩达标后,去县教育局体检面试。我姑父当时还在教育局担任股长,那天早上,他亲自领着我去体检。第一项就是量身高体重。负责的是一位女工作人员。看见姑父来了,她高声地打着招呼。姑父把我领上前,她问,这是您什么亲戚呀?姑父说是外甥。她紧接便摇头,唉呀,他这肯定是不够呀,都不用量的。她的嗓门够大,大到此后我再没忘得了。
招录的标准是男生身高1米55,而我当时连1米5都不到。
为此,家里很是懊恼过一阵。已经上了线,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便难免百般滋味在心头。譬如炒股,本来有机会及时获利套现,终究还是砸在了自己手里。
中师上不成,不得不继续寒窗苦征。
当时我选填的高中志愿是乡镇中学,考虑的无非是价位低。但人算不如天算,县中学捷足先登把我给录走了。
乡镇中学有意挽留我,许诺父亲可以在学费上有所优惠。父亲去了县教育局打听,说是学籍档案已经被县中学调走了,实在要转可以去县高中找他们协商,但是县高中难道不好吗,为什么要转回乡下去呢?
于是,究竟是让我去县城,还是就近在乡镇读,成为困扰父亲多时的一道难题。去县城,便意味着要付出多得多的学费、生活费。实际上,这可谓押上全部身家的赌博。而“豪赌”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还会是一场空吗?只有天知道。
在县中学就要开学报到的前一天,一个晴朗多云的日子,父亲领着我往乡镇中学走,准备再去找那位见过面的校领导,问一下他们究竟能给予哪些学费优惠。
正对着乡镇中学的大门,是一条有着四五百米长的笔直的大马路,一条走过无数来回,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
那天,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行人。在走到离校门约两三百米远的地方,父亲停下来转身问我,也许他是在自问,你想去哪里读?我答,都行。父亲默然。又往前走了几步,猛然,他坚定地回身,对我说,算了,不去问了,我们就去县城吧,再坚持三年。
就这样,我去到了县城念高中。
父亲的那一句“算了”,似乎随口而出,但这个决定肯定不会是随意的,肯定在他的心中盘算过无数个日夜,无数遍来回。也许,是在那一刻,父亲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我模棱两可的回答,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心。
我的命运,很可能也便在这声“算了”中被改变。如果不是这声“算了”,没有那天的转身折返,选择退身下了县城,而是继续往前,再度跨进那道熟悉的大门,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