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一、

有一张照片，一直留存于我手机的珍藏相册中。

这张照片的纸版，因为之前保管不善，受了潮，满布斑驳的黑点霉斑，背景更是已经模糊。所幸的是，照片中的人像大体清晰，表情依稀可辨。后来我赶紧将其扫描成电子版，保存下来。

那是三十五年前一个不经意时刻的定格，是在当时僻远的小山村里，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里完成的一次合照。

照片中的父亲，不期然承受了最多的黑点霉斑，尤其是嘴唇正中也模糊了一小片，仿如现实中的他，曾经承受着家庭中最多的艰难。

父母并肩坐在一张条凳上，就在他们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几间瓦房的厅中央。他们的穿着是几十年不变的蓝布衣褂，表情是那个年代农民形象的典型。还有屋梁上的挂篮，墙壁上的贴纸……一望便知，这是乡土中国的一户贫寒人家。

站在父母身边的，是我们兄妹六人。父母一生育有八个子女。最年长的大姐，当时已经出嫁；还有最年幼的一位弟弟，被拍照的架势唬住了，就是不肯合影。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外面阳光灿烂而安宁，使得原本并不亮堂的屋子里，也拥有着还算充足的光线，得以定格那个永恒的瞬间。这是父亲留存在世间唯一的真实的瞬间，也是他与妻子、儿女们唯一的一次合影。

所谓的“唯一”，自然都是事后的回忆。没有恰当的笑容，没有刻意的修饰，当时只道是寻常。应该都是刚刚从干完农活的地里回来，洗脚上田，肯定都还光着脚，只是拍照时有意作了回避。

影像艺术定格的是有意味的瞬间，这张照片不是艺术的创作，而完全出乎偶然。然而，这偶然中，不期然中，却恰恰定格下父亲一生中内心最高光的时刻；在这困窘贫寒的背后，凝固的正是我们这个家庭曾经最温馨最幸福的一幕。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再回味，惟有庆幸欣慰。不经心的偶然，却走进了最深的内心。

后来每每凝视这张照片时，我无数次地揣想，父亲当时的心里肯定是明白的，是清醒的，是意识到这份幸福与自豪的。尽管他的表情平静，看似风轻云淡，波澜不兴。

就在那个暑期，在拍下这张照片前不多久的日子，他的二儿子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努力了一辈子的梦想，终于开出了一朵花。他用全部身家下注，总算赢得了这个村子里的一位大学生。这，无论是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江西井冈山脚下的这个小山村，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家族，诚然算得上一件脸面有光的事。在父亲艰难甚至是苦海茫茫的一生中，这该是他人生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最无上的一份荣光，是对他一生辛劳的馈赠。

只是，父亲不会表露出一丝一毫的骄矜之色。记忆中父亲也没有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当面对我说过明确的表扬或鼓励的话。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在某一个赶集日的夜晚，从墟集上回到家的父亲，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告诉我，镇上的文化站门口今天贴出了录取分数线，我们过线了。颇有几分庆幸的意味。

入学前，父亲也没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摆上几桌升学宴之类。但我相信，当年的父亲，一定在他的内心，为他升学的儿子，也为他自己，曾经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大张筵席过，那一定也是他一生中最豪华的盛筵，最痛快淋漓的酒醉。

为我们拍下这张全家福的，是我的幺舅。他当时刚退伍，转业在省会城市某银行工作。利用假期回老家为外公、外婆扫墓，照例也来看望他多年不见的姐姐、姐夫一家。

外婆家在我们隔壁乡，论地埋位置，比我们家还更僻远，但因为几位颇有出息的舅舅，方圆百里，可谓无人不知晓。四个舅舅，个个长得身材魁梧，两个参了军，转业后分配在县城、省城工作，当了局长、行长，另一个在地级市的大型国企当工程师，留下老大侍奉在家，当了一辈子的大队书记。

父亲偶尔会和远方的舅舅通个信，尤其是逢年过节时，彼此互通一下音讯。舅舅们寄自部队的信件，用的是那种特制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便知。还有信封上盖着的那个“义务兵免费信件”的红色三角戳，都让人心生自豪羡慕，于我们可以说便是一件奢侈品了。很像是收音机长出的那根天线，使得小山村里的我们，有可能接收到来自省城、县城那边的一份消息。

来到家里的舅舅、舅母，得知我考上了大学，也不免惊喜一番，赞扬一番。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幺舅用他自己带回家的稀罕物相机，为我们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古语曰：四美具，二难并。在引以为傲的嘉宾亲戚面前，也算有了一件值得说道的事，不难想象作为主人的父母内心的喜悦之情。也因此，这个平常无奇的下午，因为机缘巧合，因为远方亲戚的加持，定格下父亲一生中最长脸的时刻，成为奢侈无比的一个下午！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一生窘蹇辛劳的父亲，得以在这一刻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从容高贵的一面，留给他的子孙，存留于人世间。

二、

父母一生养育了八个子女。这也意味着，他们婚后每隔两三年，家里便要添一张吃饭的嘴。而起初能出去干活挣工分的劳动力，只有父亲和大姐，母亲则在家操持着无尽的家务。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后来，在我读到晚唐诗人聂夷中的那首《伤田家》时，尤其感同身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字字句句，不正是我们家当年的真实生活情景吗？千百年来农夫田家的日子，竟然如此同出一辙！

每年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存粮已经无剩，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望眼欲穿，只盼着田里的稻子能早日收割。乃至等不及足够成熟，便已经要卷起裤腿，镰刀霍霍了。

新谷一出，吃饭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可以稍微透一口气。家里其它的支出变现，唯一能打的主意，也就是粜卖新谷了。此时的新谷，能卖的价钱自然是最低贱的，可要解决眼前的急用，又哪里顾得了这么多。用日本大实业家稻盛和夫的话总结，穷人之所以为穷，就在于总是把好的东西送人，还担心着别人瞧不起，看不上。

田里的收成，命运如此；山上的油茶，地里的蔬果，命运也是如此。日子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变卖算计中，千疮百孔地延续着，生活也便在这样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中一日穷似一日。

父亲的变卖算计，绝大多数是为了填补我们兄弟数人上学缴学费所留下的一个个的坑。我想，如果不是要填这些坑，以当时家里的田产山产所出，至少温饱问题是不必太过发愁的，父亲也不必一年四季三日一墟集地往镇街上赶。

赶集的目的，就是把当时家里能变卖的东西悉数变卖出去，除换回必要的日用品，就是积攒下来支付我们的学杂费。田里出的一粒粒米，山上产的一滴滴油，一个个鸡蛋、鸭蛋排列起来，便攒成了我们上学的学杂费。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家孩子的学费公式吧。如果要仔细地罗列，那一定会是长而又长，碎而又碎的一道公式，竟或称得上公式的长城吧。

一个上学的孩子就是一道公式，一道长城。至于这道公式长城能否延续下去，能否最终成立，需要小孩的努力，更需要父母家庭的接续拼凑。

父亲的艰难在于，他需要同时应付几道公式。父亲生前坚守着他的一个信念，也反复地对我们说道，只要我们的学习不出现留级，他砸锅卖铁也会供缴我们一直读下去。也就是说，在我们家，这道公式能否成立，只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成效，而不大可能因为家庭的断供而辍学。

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人皆有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在孩子读书的这一问题上，父亲执行起来，似乎比常人更执着，更不打折扣。最吃紧的时候，我们兄弟有四个同时在县、乡、村不同的年级上着学，但从没听过父亲要有所放弃的任何抱怨。

我没有机会问过父亲，何以能如此执着，如此重视我们的读书？当然，也并不难理解。高小毕业的父亲，在当地也算得一个读书人了，对于读书自有他某种神圣的看法。他也肯定心知肚明，读书是唯一有可能改变我们自身及家庭命运的途径，舍此别无它路。

好在村里便有完整的小学，离家近，便多了些许回旋的余地。学费一时给不上，便找校长通个人情，暂时拖欠着，赊着账。记忆中，我的小学阶段，几乎从未能在开学时便按时缴交学杂费。那时大哥正在乡中学读高中，肯定要优先保障他，就像大哥毕业后，家里便优先保障我一样。有很多次甚至是到期中考试过后，在学校反复的催促下，才勉强缴上学费。上学可以有所通融，但课本之类的，肯定是要缴清学杂费才发放。所以，小学五年，有多半的时间，我的课桌上都是空空如也，只能靠着两只耳朵“盲听盲学”。

无论如何艰难，甚至到了顾不上所谓面子的地步，父亲都一直维持着，让我们不至辍学。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直到父亲后来因故早逝，这条脆弱的“资金链”再无法维持了，一道接一道公式无法再运算下去，便只能悲伤地无解。几位弟弟后来陆续都辍了学，和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的生活轨迹。

在我读到初三的时候，成绩稳步上升，考上中等师范学校也就成了父亲的期盼。因为中师三年毕业后，便可以分回到乡里的某所学校当老师，从而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

那时的我，其实并无任何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理想是由一匹骏马和一匹劣马共同驾驶的马车，骏马以遥远的天空为目标，而劣马则匍匐在地面前行。我那时应该还处于懵懂无知状态，还在贪玩的年龄，并没有特别地仰望过遥远的天空，为所谓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但班主任对我的期望是明确的，并为此付诸行动。他知道，中师生对考生的身高、体貌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不为我的成绩担忧，却为我的身高着急。为此，好心的班主任特意为我申请过一个学期的生活补助，让我可以去学校教工食堂改善伙食，也叮嘱父亲一定要给我加强营养。所以，那时周末回到家，母亲总会想办法给我煮上两个荷包蛋。

然而，我终于是辜负了他们。

成绩达标后，去县教育局体检面试。我姑父当时还在教育局担任股长，那天早上，他亲自领着我去体检。第一项就是量身高体重。负责的是一位女工作人员。看见姑父来了，她高声地打着招呼。姑父把我领上前，她问，这是您什么亲戚呀？姑父说是外甥。她紧接便摇头，唉呀，他这肯定是不够呀，都不用量的。她的嗓门够大，大到此后我再没忘得了。

招录的标准是男生身高1米55，而我当时连1米5都不到。

为此，家里很是懊恼过一阵。已经上了线，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便难免百般滋味在心头。譬如炒股，本来有机会及时获利套现，终究还是砸在了自己手里。

中师上不成，不得不继续寒窗苦征。

当时我选填的高中志愿是乡镇中学，考虑的无非是价位低。但人算不如天算，县中学捷足先登把我给录走了。

乡镇中学有意挽留我，许诺父亲可以在学费上有所优惠。父亲去了县教育局打听，说是学籍档案已经被县中学调走了，实在要转可以去县高中找他们协商，但是县高中难道不好吗，为什么要转回乡下去呢？

于是，究竟是让我去县城，还是就近在乡镇读，成为困扰父亲多时的一道难题。去县城，便意味着要付出多得多的学费、生活费。实际上，这可谓押上全部身家的赌博。而“豪赌”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还会是一场空吗？只有天知道。

在县中学就要开学报到的前一天，一个晴朗多云的日子，父亲领着我往乡镇中学走，准备再去找那位见过面的校领导，问一下他们究竟能给予哪些学费优惠。

正对着乡镇中学的大门，是一条有着四五百米长的笔直的大马路，一条走过无数来回，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

那天，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行人。在走到离校门约两三百米远的地方，父亲停下来转身问我，也许他是在自问，你想去哪里读？我答，都行。父亲默然。又往前走了几步，猛然，他坚定地回身，对我说，算了，不去问了，我们就去县城吧，再坚持三年。

就这样，我去到了县城念高中。

父亲的那一句“算了”，似乎随口而出，但这个决定肯定不会是随意的，肯定在他的心中盘算过无数个日夜，无数遍来回。也许，是在那一刻，父亲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我模棱两可的回答，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心。

我的命运，很可能也便在这声“算了”中被改变。如果不是这声“算了”，没有那天的转身折返，选择退身下了县城，而是继续往前，再度跨进那道熟悉的大门，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