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花与诗词的关系是一部审美的历史

受访：刘 琼   采访：李旭光

李旭光  文娱评论人、活动策划人，多年混迹于文化传媒领域，作品散见于《北京晚报》《新京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代表《美文》采访刘琼。

《花间词外》是学者、作家刘琼新近推出的一部散文集，收入了《兰生幽谷无人识》《落梅横笛已三更》《春入平原荠菜花》《却道海棠依旧》《紫樱桃熟麦风凉》《正见榴花出短垣》《七月芙蓉生翠水》《忙踏槐花犹入梦》《去年岩桂花香里》《采菊东篱下》《丁香空结雨中愁》《不作天仙作水仙》等12篇散文作品。作者以“花”为媒，串联起现实生活和古典诗词，探讨了中国文化中影响国人几千年的内在审美方式。

《花间词外》是我脱离固定的模式化写作的一个尝试

李旭光：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开始写这个有趣的专栏？《花间词外》的书名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刘 琼：2019年年末的时候，当时《雨花》的主编朱辉约我写个专栏，因为《雨花》是月刊，我就想也行，十二个月每个月写一种花，跟时序对起来，大概齐让花跟节气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为什么想到写花呢？

这些年出版界有很多关于植物的图谱类书籍，比如诗经草木图一类的书，甚至还有出版社出了鲁迅的植物图谱。我肯定不是写一本完全植物学意义上的书，植物学是科学，有很多的科学家和植物学家的书写、阐释，这些书籍的专业知识足够丰富。我写的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与植物有关的书。

开在《雨花》上的是一个散文专栏。散文是创作性写作，因此，我在写植物、写花的时候，主要写花和人的关系，写花是怎么进到人创作的诗词里并被人们歌咏、鉴赏、传播。我这个专栏，每一篇都有一个由花入词的词句来作为题目，比如说第一篇兰花，题目就是《兰生幽谷无人识》。为什么第一篇要选择兰花？兰花在阳春三月开花，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所以我第一篇选兰花。我用了与中国传统节气相对应的顺序来编这本书。

其实写专栏的时候，第一篇写的是菊花，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入题。编入这本书的时候，《采菊东篱下》放在第十篇了，让它进入秋天了。这是从专栏到成书的一个变化。

至于书名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从我们老祖宗开始，花就进入诗词了。写到花和词，必然写到植物和人的关系。花和词是两个明确的范畴，花、词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打开的面向。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集体意识、集体记忆，比如日常生活习惯、审美习惯，以及在这种大的背景或者坐标系下面发生的人的故事和人的命运。通过我的视角，用散文的形式，把与花有关的词的集体记忆和“我”的个体的记忆勾连起来。所以，这是一棵大树，这个树有两个主要枝干，一个是花，一个是词，枝枝叶叶相连。它们之间的勾连特别重要、格外有意思。

枝枝叶叶相连，才会形成有面积、有体量、有故事的立体空间。书名叫《花间词外》，其实也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名字。一开始还有点顾虑，害怕被误解为写“花间词”。“花间词派”和《花间集》是专有名词，广泛流传，《花间词外》从内容上看与它们没有关系。

《花间词外》实实在在地写花和词的关系。所以好多人问我《花间词外》这个书名，结构是“花间+词外”还是“花间词+外”？我说，是“花间+词+外”，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我觉得《花间词外》这个书名还是比较能够准确地表达书的内容。感谢这个书名，因为有“外”这一图谋，写作的时候我的笔自由了。恰好，我也希望借写这组文章表达自己对于散文写作的一些想法。

散文写作要有创造性，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我们要能摆脱模式化写作。《花间词外》既不是一组标准的诗词鉴赏文章——有鉴赏但不是全部，也不完全是植物学栽培学文章——虽然写到一些植物学方面常识，也不完全是一个随笔感悟，还有很多学术和知识融入其间。我给自己提供了自由腾挪的空间。

从古诗词写花的文字里面读出人和历史

李旭光：这个书，我越看越觉得写得非常有趣，您自由地出入很多领域，就是诗词、时令、节气这些，还有个人的经历，还有一些正史和野史。它们之间串联得特别自然。您在写法上，有哪些独到的体会？

刘 琼：今天上午他们还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下笔比较晚。写专栏，我一般都是到截稿前三四天开始动笔。虽然没动笔，但我会一直在“酝酿”。跟写评论不一样，这种“酝酿”不是具体的思考。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人说读起来感觉有意思、爱读，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跟评论文章不一样，充满了意想不到、感性和跳跃的火花。

这里面是创造性的文字，写的时候没有主题先行。比如说，写菊花，写之前会一直在思考，9月份了，按节气，菊花开了，关于菊花的诗词，最打动我的是哪一句？这个诗词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一定是最打动我的。关键是诗词如何选择，包含了我的诗词鉴赏口味、标准，也还有伦理和道德的一点考量。这句诗词背后有没有故事，也是选择的一个潜在标准。除了写菊花的诗词之外，喜欢写菊花，跟菊花有故事的诗人还有谁？

当然，大家都会想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我自然也会想到这一句，所以，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一个基本结构，比如第一段写什么，写谁，第二段写什么，写谁，也没有一定要用到哪些诗人的哪些词句。那样的话，在我看来，是设计好的写作，模式化。我的写作习惯是，写之前阅读和消化大量的资料，打开电脑开始写的时候，旁边是基本不放任何书籍，让自己心无挂碍地往下写。我认为，写作是记忆的唤醒、知识的唤醒。比如，我开始写“采菊东篱下”这五个字的时候，我的大脑里立刻想到的就是陶渊明、五柳先生和“不为五斗米折腰”，想到桑落洲。所以，我就从桑落洲开始写。陶渊明当时写“采菊东篱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首诗？过去读了很多关于这首诗的名家赏析，这些赏析文字都会储存在我的记忆中，成为知识点。一旦点燃引信，并急不可耐地往外窜，劈里啪啦，成为闪光点。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对这些知识点，我会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我会想，我们一直把陶渊明作为一个隐者来看，这首诗也表达了隐者之生趣。但是后面那一句“悠然见南山”更吸引我。“隐”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大隐隐于市”，隐在繁华当中，也是一种隐。还有一种归隐，陶渊明就是回到田园，回到桑落洲。这种“隐”既是价值观的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桑落洲位于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交界之地，是魏晋时的军事要地。可以想见它的自然环境，人烟稀少，各种植被丰茂。南山就是庐山。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写到桑落洲，写到在桑落洲练书法的王羲之，写到与菊花有关的诗词和人事。

写得这么杂，可能跟我爱读杂书有关。我的阅读杂七杂八，不只读本专业的书，而会花大量时间来读历史类的、科学类的书。这种阅读会对我有帮助。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也是这样的读书习惯所造成。正史里面的知识，野史里面的趣闻轶事，会选择性地记住。这些记忆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大脑皮层里某个地方，一旦开始写作，比如写到“桑落洲”这个关键词时，一个引信引爆了，那些记忆就全燃烧起来了，自然就会有各种的创作性的联想。这个引信是写作的魂。

比如说菊花跟隐士文化有关，那么，由此还可以联想到更多类似植物，比如说“四君子”。中国人把梅花、兰花、竹子、菊花看作四君子，画成画，挂在家里最重要的位置。植物怎么就成了君子？

这是一个长期沿袭的命名。植物本身，按科学解释，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客观物象。我们给它赋予“君子”之称，实际上是我们作为审美主体对它的一个情感投射。这个“我们”是谁？是中国人。那么这种长期沿袭的命名是怎么回事？追溯到流传过程，诗词起到重要作用。我们的老祖宗，从先秦开始，在唐宋的时候，诗词文化里面，都会有“君子”之吟。我们又是一个诗教大国，大家通过吟诵诗词，学习诗词，使君子文化成为集体认知。君子文化自然而然传承至今，沉潜到血液里，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许多人都参与了这种流传，不断地添加内容，赋予信息。我写的时候，虽然没有想一定要写到什么人，但随着文字的流动，那些人自然就出现在笔下了。我要特别感谢编辑对我的包容，他们没有给我提出什么规范，所以，我能够有这样一种实验性写法。

李旭光：我最喜欢写辛弃疾的那篇《春入平原荠菜花》，不但具备其他篇的风格，还能读出一股英气来，把辛弃疾怀才不遇的落寞，与荠菜花的特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角度非常新颖。

刘 琼：比较有意思的是，开新书发布会时，李敬泽老师说他在里面发现了很多过去没有读到的诗。这也是这本书的特点。“立足之本”当然是诗词，我用我的眼光，提出一些人们平常不大注意的诗词。比如辛弃疾的词那么多，我们过去都读过，但是“春入平原荠菜花”，大家可能关注的就不是很多。而他写荠菜，还不止这一首。这就有对比，有联想了。

也有人跟我讲，这是一本可以推荐给中小学生看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古诗词，像工具书一样。在这本书里，很多诗词被重新发现。这些诗词都打动了我，感染过我，有审美和流传价值。比如说关于梅花的诗词，有名或有流传价值的词句，我基本上都检索了一遍。

李旭光：很多切入角度都是非常巧妙的。

刘 琼：对，一方面要创新，你不能还谈大家都谈腻了的话。可以讲“采菊东篱下”，但要讲出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系列文章跟普通鉴赏文章不一样。鉴赏文章只在文本上做文章。但这一系列文章，除了鉴赏之外，还有跳出鉴赏范围的写作。比如《采菊东篱下》，就从文字跳到文化，又从文化的角度写审美气质的由来。

说到创新，一个是对诗词本身的新发现。比如“去年岩桂花香里”，把“岩桂”打捞出来。又比如 “春入平原荠菜花”，把著名诗人的一些不常被人提起的诗词挖掘出来，但又不是故意猎奇。

另一个是对植物的新发现。荠菜花本身打动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荠菜花。在平原上，在田间河边，都能看见白色的荠菜花，蹲下去看一看，会发现荠菜花跟苔花一样，非常之小。有点植物知识的人都知道，荠菜开花就不能吃了，就老了，所以去田野里采摘荠菜的时候，不能挑已经开花了的荠菜。我们经常说花季少女，花代表着一个人最有光泽的时代，是充满生命力的美好时期，甚至有“青春”这样的寓意在里面。但荠菜开花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年。这正是中年辛弃疾在诗词里的自况。

历史上的辛弃疾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领兵打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收复失地。自从金兵南下，过了黄河，南宋朝廷只能偏安一隅，辛弃疾也落户江西，被朝廷冷落。实际上，他的内心一直渴望着带兵打仗报效国家，但没有机会。他的诗词，也就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惆怅。

他后来基本上就生活在江西了，当然也写过田园风格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但这两首荠菜的诗，绝不是偶然所为。到了春天，野菜花满地开，包括田间和河边都有荠菜花，是生活给他启发，用的是比兴手法。我们讲“诗言志”，诗是用来抒情表意的，像辛弃疾这样的诗词家，实际上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寄予着深沉的情感。这两首写荠菜花的词，相隔时间并不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作者的心境已经有所变化。

写人，写词和人的关系，写人的命运，这些《花间词外》的“外”是我笔墨用力之处。

再拿《去年岩桂花香里》来说，我们大家都喜欢桂花，一到满城桂花香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南方。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关于桂花的诗词特别多，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当时用的“岩桂”跟我们平常说的“桂花”是不是一回事。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篇里，植物学也是重点之一。谈到植物的变化，谈到迟桂花，都是一种“格物”。

在这个格物当中，我们也要学会辨析。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古人会写那么多关于桂花的诗词？他们写的桂花是不是同一种桂花？为什么喜欢桂花，也有一个传承习惯。是不是同一种，怎么判断？我怎么看？

李旭光：对，桂花的人缘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