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生意经及其他

文人和文章，经世致用才可喜。“百无一用是书生”，此言虽有偏颇，但细想来，读书人舞文弄墨或者摇唇鼓舌者多，常以“手无缚鸡之力”自怜，甚至“油瓶倒了也不扶一下”，也真是面目可憎。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移世易，读书人也应该“洗洗脑子”，有点“生意经”，这样能写出美文，也才能有符合世情的美意。

一

“唐宋八大家”，苏东坡自有一席之地。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人画，苏东坡成为开拓者之一。宦海沉浮，悲欢离合，从京都到杭州、徐州、扬州、儋州等地，官越做越小，家越离越远，最终客死他乡，苏东坡人生令人扼腕叹息，但其诗文美名却经久不衰。

上中小学及至大学中文系，自不可避免也要熟读乃至背诵他的名篇佳作。可惜的是，彼时读苏东坡并非出于自己的爱好，当时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对其生平事迹、文学思想、政治主张知之甚少，只知其是文学家。近来，读了沙志芳先生关于苏东坡的文章《寂寞的苏堤，寂寞的苏东坡》，从游览苏堤开始，知人论世，说文析事，把一个立体、丰满、全面的苏东坡呈现给我们。掩卷长思，苏东坡的多面人生，竟如此传奇。特别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类呈现，让人拍案叫绝。

求学时，读苏东坡文章为了“应知应会”，到读沙志芳先生的论文，让我探究苏东坡的好奇心陡增。因为其中关于苏东坡经世致用的那一方面，是我闻所未闻的。说“乌台诗案”，也略知一二;说《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也能晓得几句;说欧阳修与他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我是看过的，扬州蜀冈上的谷林堂便是明证。在一个地方为官，无论时间长短，他都能以民为本，为民除害，替民着想，予民以利。看他的作品越多，越发感觉他更像“生意人”，有他独到的“生意经”。说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像生意人，有生意经，绝不是亵渎，在我看来是高看一眼，在当下也许是很时尚的褒奖。

这个“生意经”并不是官员怎样肆意盘剥百姓，而是有经济头脑和手段，让百姓富裕、地方富庶。这或许是苏东坡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最为崇敬他的地方。天地之大，大不过百姓。百姓的安危贫富应当是为官者念兹在兹的，让百姓安居乐业也应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

地方官是父母官，儿女幸福，父母必得操心，但又有多少人能“为伊消得人憔悴”？隋唐以来，科举盛行，文人做官，比比皆是。科举考试，策论最见功力，但大多数是空泛之论，并不触及现实的民生。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引经据典，洋洋洒洒，自圆其说，就会脱颖而出，走马上任，顶戴花翎。其实，民生疾苦、除弊兴利此等现实问题，远非书本里所说的那么简单。在四书五经里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在现实中更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到地方长期历练才能有所感悟。有理想抱负者，自然会去躬身实践，但因解决难题太复杂太困难，起初的满腔热忱容易烟消云散，最后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等三年五载考绩，换个地方继续做官，成了必然归宿。大多数人满足于收收皇粮国税，断断诉讼案子，搞搞社会治安，只要不出事，便心安理得。至于百姓生计，考虑得自然不会太多。

苏东坡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一反文人从政常态，不安于现状，不拘泥于成法，见不得百姓受苦，总想另辟蹊径，改变现状。他在每一处的施政都与众不同，仁政善策自然百姓拥戴。其经济理念、经济思维、经济政策，无不显示出超凡脱俗的聪明智慧、卓尔不凡的治理才能。是熟读四书五经，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还是心系民生疾苦，靠经世致用富百姓，社会有一杆秤，历史是一面筛，让昏庸与贤明不言自明。为减轻百姓负担，不惜与上司争得面红耳赤，为的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地方兴利除弊，不惜与同僚撕破脸皮，为的是让地方长治久安;为带动地方发展，不惜甘为后人栽荫凉，为的是社会繁荣。苏东坡的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呕心沥血，就是放在当代也是楷模。造福一方，为官者都有自己的招数，但苏东坡的“生意经”值得回味。

宋朝党争，历来为人诟病，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举措，现在看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后只好草草收场。不能说青苗法设计得不好，只怪基层贪官污吏层层剥削，使很好的制度走形变样，让本该造福于民的善举，扭曲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恶政。苏东坡直言，青苗法就是一个官府变相的“高利贷”，大小官吏借机敛财的“护身符”。如此不顾民意，强行推广，不是让农民渡过难关，而是变相地巧取豪夺，让凋敝的民生雪上加霜。在王安石变法之初，苏东坡就看出端倪，大声疾呼，坚决抵制。实践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其市场理念难能可贵。在那个年代，官员懂得经济规律，相信市场力量，善用经济手段，是多么弥足珍贵。苏东坡用他的理念和实践，诠释了这些富有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创见。

农耕文明，搞农田水利吃力不讨好，但农民丰衣足食需要。他每到一处，都大兴水利，徐州长堤、杭州苏堤就是极好的范例。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西湖淤塞过半，调蓄江湖、灌溉农田的功能基本丧失。他拟定方案，组织施工，退田还湖，浚深湖底，并将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成堤，修了六座桥供湖水流通，形成一条沟通西湖南山、北山的通道。此举不仅让杭州人从此告别饮水困难，而且还保障了农业发展。农民灌溉无虞，收成有望，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至于苏堤融入西湖美景，那是后话了。一座供人游览美景、体育健身的堤坝，为他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从扬州向京都运送粮食的漕运，因往返时间长、成本高，船工生活难以为继，偷盗官粮充饥时有发生，法办惩处也无济于事。他上任后发现，如果允许船主适当带点南方土特产到北方贩卖，以贴补船工生活，偷盗官粮之事便能彻底消除。于是，他斗胆上书朝廷，建议改革现行漕运体制，允许船工不超过限额捎带私货，再辅之以严格管理。方案得到朝廷批准后，官粮如数运至，船工生活有靠，公私两利，皆大欢喜。困扰多年的难题，苏东坡的一个好点子便使其迎刃而解，独具匠心的创意由此可见一斑。

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为营造官民同乐氛围，宋代的扬州每年都举行“万花会”。他深知百姓生活不易，昔日积欠的皇粮国税尚未还清，还要搞这样华而不实的盛会，是典型的劳民伤财，政府费力不讨好，百姓出钱不落好，与其这样，倒不如顺应民意，就此了断。他到任后，上奏朝廷，免除陈年积欠，断然停办“万花会”，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定前任沿袭多年的做法，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断了多少人从中渔利的好营生，不招人嫉恨才怪呢！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愿交恶同僚，也不得罪百姓，把有限的财力用到兴修水利这样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上。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在旧官场需要何等的创新勇气。

当然，除了正史中记载的苏东坡的民本思想、行事之外，笔记中记载的苏东坡更充满了十足的“生意经”，如他创制的“东坡式炖肉”，在猪肉不上台盘的那个时代，能够使黄州百姓不仅吃饱，还能吃出美味，甚至到了杭州，被追捧为“东坡肉”，惠及当下以及后来的诸多老饕;他违背誓言制作的“圣散子”，疗救瘟疫中的百姓;他在惠州发明“针挑羊脊骨”，简直就是今日羊蝎子的老祖宗;他在儋尔（今海南）发明烤生蚝;还有他充满浪漫兴致的酿酒，诸如在黄州酿制不太成功的蜜酒，在颍州酿制天门冬酒，在定州酿制松子酒，在惠州酿制桂酒等。在被贬谪的处所仍能心系民众，这样的苏东坡才是一个万民崇敬的苏东坡，才是一个中国文学史、政治史、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他的“生意经”自然也足够我们细细品味。

苏东坡的诗文固然流传千古，但他的“生意经”同样也会流芳百世。读他的诗文歌赋，念他的民本情怀，想他的经世致用，我以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即使苏东坡自己想默默无闻，其为人为文的豪放激越，其经世致用的民本情怀，特别是为民理财的“生意经”，也会让后人不断从中汲取智慧，这就注定了苏东坡永远不会寂寞。

借古而鉴今，眼下我们的许多事情其实并非唱足了经济戏，而是往往缺乏一点“生意经”的。尤其是文化界的事情，常有这种难以致用之痛，比如我们这些年谈运河文化，这条文化和经济上的黄金水道，到底有多少“生意经”可念呢？

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专题协调会上，有识之士指出，要发挥论坛影响力，有机嵌入产业发展、城市推介元素，真正把论坛打造成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推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重要引擎。这种提议其实正是切中时弊、务求实效。回溯既往，不难发现，一些活动“套路化”，邀客老面孔，程序老规矩，搭台唱戏，蓝底白字背景板，立式话筒两三根，领导主持，嘉宾致辞，宾朋餐叙，大多是“见了面换了片、吃过饭断了线”，热闹闹的开场，乱哄哄的收场。也有些活动随意“拉郎配”，为应付任务，广发邀请函，貌似高朋满座，实则互不关联，与会者东拉西扯，自说自话，不知所云，直到会议结束，很多来宾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更有离奇的，纯属瞎折腾，工作不用心，没事搞活动，请人来捧场，内容老生常谈，目的就是造势，受邀单位不派人去怕得罪人，想派人去又抽不出人，勉强派个人，也只是穿梭在各个活动现场，弄得身心疲惫。

把搞文化与抓经济对立起来，是一些人的潜意识，也是若干文化活动行之无效的症结。细想想，所有的活动不都带有经济性吗？往小处说，搞活动至少要花点钱吧？即或不花钱，那么多人的时间难道没有机会成本吗？往大处说，搞活动就是互利双赢，聚力聚智聚财解决问题，效应、效率、效益都应在活动不同层面得到体现。有些人对花钱搞活动得心应手、乐此不疲，对搞活动赚钱却畏苦怕难、心生抵触。这是活动层次不高、效果不好的思维屏障。花钱不用想，人人都会做;赚钱要多想，做到不容易。于是乎，“硬的拖锹过，软的挖一锹”，对花钱搞热闹的活动不厌其烦，报纸上有事迹、电视上有形象、网络上有视频，轻轻松松就会刷到存在感，何乐而不为？而通过活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慢工出细活，需要甘坐冷板凳，需要甘做铺路石，这是何等的难事！增强活动的产业思维，就是要牢固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持以活动推动发展。这就需要搞清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这样，活动的经济性自然会体现，活动的目的性一定会实现。

其实，过去扬州城里，这样的“生意经”就无意间念过，不过到今天才发出光亮。“中国四大名园”的扬州个园闻名遐迩，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巧夺天工的艺术价值、以假乱真的叠石技术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个园主人怎么也想不到，他自鸣得意“以竹胜”的个园，真正让人脑洞大开、兴趣盎然的竟是“四季假山”。个园不大，但很精巧。主人用笋石、太湖石、黄石、宣石，借助天然地势，营造出春夏秋冬人间四季景色。大凡外地来过个园的，都对其赞不绝口，本地人也都以此为荣。据《扬州文史资料》介绍，个园的“四季假山”一说在历史典籍中并无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也并未有人提及过，直至1956年扬州文物普查时才被发现。说到此事，我们应该感谢先贤，他们独具慧眼的发现、恰如其分的概括、富有诗意的表达，让个园“四季假山”从此蜚声海内外，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

凡事需要机缘，更需要眼光。“四季假山”的发出光亮，源于文化工作者张青萍。他在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了个园假山的四季景色，并对其做了富有美学意味的诠释，使它以此声名远播，后来的园林美学大家陈从周，对张青萍先生的独特发现赞赏不已，其权威首肯让它从此成为经典案例。

一座本来“以竹胜”的古代园林，经高手提炼、名师指点，华丽转身为以“四季假山”著称的名园，这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也不得不让人心生愧意。只以扬州为例，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古代园林自不待多说，雕版印刷、玉漆器、戏剧、曲艺、剪纸等，数不胜数。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大都显得步履蹒跚，让人心疼不已，又爱莫能助，束手无策。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瑰宝，我们不能将文化原料加工为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所谓“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让人扼腕叹息。

张青萍从一堆乱石中发现了“四季假山”，赋予个园文化新的时代价值，让个园身价陡增，而且经久不衰。这其中固然有他个人学识才华过人的因素，但更有他那代人对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抱负，那就是古为今用，物为人用，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活在当下，造福于民。对不可移动的古代园林，他用慧眼发掘了文化富矿，用妙手提炼了文化新意，用金口讲述了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