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家的眼光

早年读《儒林外史》，还在上高中，最初遇见“选家”这两个字，就是拜《儒林外史》所赐，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吴敬梓笔下，科举考试俨然一场闹剧，沉迷于其中的读书人，不是迂腐，就是奸猾，嘴上念着孔孟，心里攀着官场，全然一副奴才嘴脸，编纂《历科墨卷持运》一类考场秘诀的选家，充当了诱人入局的角色。

1982年12月，孙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孙犁散文选》写的自序中，起首就说：“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这是第一次有人称我为“选家”，虽然出自孙犁先生，我看着还是有点刺眼，嘴上没说，心里在叨咕，作品全是您的，我不过就是编编目录，梳理了一下嘛，怎么就成了“选家”？对自己的作品，先生反感“炒冷饭”，出版选集历来不热心，多次挡过朋友的驾，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季涤尘委托，编这本《孙犁散文选》，心里很没底，犹豫了几天，怕一开口被先生回绝，一次耕堂聊天，趁着聊得畅快，故意漫不经心提了这么一句，先生淡淡地回说：“人家让你编，你就编呗。”算是给了我一个面子，没有硬驳。我摸不清先生到底怎么想，只有编起来再说。先生的作品我熟悉，先前的大多在《白洋淀纪事》《津门小集》中，新近的，都在“百花”出的集子里，没来得及编入集子的，手稿我大都在耕堂读过，选本书不难，要紧是思路不能与其他选本重复，否则过不了先生这一关。没多久，我拟出初选目录，拿给先生过目，先生看了一眼，面容有变化，抬起头盯着我：“说说你的想法。”先生先前出过几部选集，编者大都按写作时间排目，从前往后排的，从近往远排的，都有，这一次我想打破惯例。孙犁的写作，重视亲历感，单篇看不明显，读多了，联贯起来，就是一部自传。编散文选目录时，我想尝试一下打乱写作时间顺序，把涉及作者本人生活与环境的篇章，按照所反映的年代排列，成书后再读，文字随着时间自然延伸，整体感会很强。第一次编先生书稿，也是第一次在先生面前端出个人想法，我说得小心翼翼，没想到先生听完，说了一句：“好，就这样吧。”我趁机提出：“您光说好不行。出版社希望您写个序。”先生笑了：“这个序由你来写吧。就把你编书的想法写进去。”这不成了作茧自缚？我急了，声音高起来：“人家要的是作者的自序。我写算什么！”先生见我真急了，缓了一下说：“容我再想想。”

真是难为先生了。先生有自己的原则。序，虽然写了，仍再次重申：“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漠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孙犁的“闲话”可不闲，特别是那层“一时失去真相”尚有救、要在“内心保留着真情”的意思，够记一辈子了。遵照先生提示，“编后记”我没有按“等因奉此”的程式写，说了一些尚不成熟的个人想法：“我以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不但创作需要个性，编辑工作也应当富有个性，才有利于‘百花齐放’。由于孙犁的鼓励和理解，这本散文选集，得以按照我个人对于孙犁作品的理解，来选择和编排，使我关于编辑方法的设想，有了一个实践的机会。”文末，我感慨：“在社会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能够了解别人，或是让人家了解自己，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通过编《孙犁散文选》，感觉与先生近了，出入耕堂更勤了。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欣赏先生的固执，心下还在学着做，不过对于“选家”二字，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编《散文》月刊时，大量接触自然来稿，虽然能用的很少，沙里淘金，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作者多是青年，我们尽力推上去，有的发表出来反响不俗，甚至意外地促使作者人生道路发生转折。期刊毕竟有时效性，影响囿于一时，编刊之余想到编书。如果不限于一两家刊物，在全国范围选一部青年作者的散文，一定面目一新，应该有读者欢迎。当时受观念所限，这种跨年度、跨地域的散文选集，还是迷信权威大社，虽然没有成文规定，实际上，也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隔个三五年编一部这种带有范文意义的选集。专为青年作者编的，还没有见过。

也是巧。一次在北京参加出版系统的会，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坐在一起，这位戴玳瑁眼镜的“老”干部问了我几句闲话，初次见面的拘束感很快消失。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老阙当时任什么职务，只知道在中青社是个领导。听我说起在“百花”编《散文》，老阙来了兴致，聊着聊着，编青年散文选的念头自己冒了出来。老阙是“老出版”，沾上选题反应敏锐，听我简单一说，马上表态，好哇。这正是“中青”该做的。你回去写个书面意见，我们商量一下。

想法并非一时，写起来就快，我在寄给老阙的《关于编辑“青年散文选”的设想》中强调，迄今还没有为全国范围的青年作者出过散文选集，“这些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致使散文创作方面这一支新生力量，未能受到应有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散文的发展。”那时年轻，写什么都爱往大处使劲，好像自己做的是天底下最大的事。除了拟订青年散文的编选年代与作者年龄，还提出：“本书所选，除坚持一般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之外，应能反映新时期青年一代对于生活的思考和追求，有益于增进青年读者的文学修养和思想修养。并要求篇幅短小，文字精练，可作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现在想来，这大约就是朦胧意识中我最初认可的“选家”职责。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我心里不大抱有希望，老阙回信了，看来他们经过了慎重研究，“来信及方案都收到了。编这样一个选本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问题想和你先商量一下。我们的《青年佳作》及《青年诗选》，是分别用《青年文学》编辑部和本社名义编选的，散文选仍想用上述名义（选一种）编选，以便保持风格的统一;但编选工作仍请你做。至于选目还可以征求有关报刊编辑部的意见，请他们推荐作品。佳作及诗选就是在报刊编辑部推荐的基础上选定的。”这些话显然代表出版社说的，下面一小段，则恢复到那个与我聊天的老阙的口气，“这样做是否可以，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如果同意，可与王维玲同志进一步联系（主管文学编辑室及《青年文学》）。我即将出差，如果等我回来，就得要延到六月初了。”这封信是1984年5月4日收到的。

在部队呆了些年，我脑子里对人事关系毫无概念，其实是怵头，心想一事不烦二主，编书不是急事，还是等老阙回来吧。七月间，《青年文学》编辑部发来一封盖着红印章、内文手书的公函，行文客气，却透着不容商量的语势：“您热心地提出了关于散文选的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不过，我们也早有这个意图，拟每两三年编一本，和《青年佳作》《青年诗选》及报告文学配套。根据您的来信，我们与领导做了研究，决定还是以青年文学编辑部的名义来编，邀请您参加此书的编辑工作，具体方案如下……”一二三四，列了一串条款，最后表示，“如您同意上述方案，我们当进一步联系，协商具体事宜。”从私心讲，我对自己这个选题有些得意，从未奢想独自去完成，能看到书出来已是最大满足，其他都无所考虑，对方提出，“由您首先进行初选工作，提出一批选目，我们依据这个选目，再做调整或补充。我们负责二选、三选及有关出版工作，当选目确定后，付给您一定的编辑费，并在出版者的话中提及此事，编者署名为《青年文学》编辑部”，我毫无意见。只是在编选范围上，对方“限定82、83、84三年内发表的作品。82年以前均不选”，我有些困惑。1980-1982年，正是《散文》初创的这三年，接触一批散文新作者与作品，才促使我萌生编书的想法，《青年文学》按说不会隔膜，提出这样奇怪的“限定”，不知所凭何据？我隐隐感到对方的眼光没放在散文上，这次合作不会太顺当。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借出差到北京当面与《青年文学》编辑部协商，他们确实对散文状况不甚了了，让我不必拘泥年代，先编起来再说，并指派刊物兼管散文的詹少娟与我联系，这位身材高挑的福建妹子，说话柔曼文静，给我印象很好，后来才知道，詹少娟就是斯妤，斯妤的散文在女性写作中已崭露头角，文字和人一样悉心安静。

老实话说，第一次编全国范围的散文选本，又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真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有一批热爱散文的年轻朋友，《人民日报》副刊朱碧森，《萌芽》赵丽宏，《海南日报》黄宏地……他们的推荐，弥补了我的局限，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辗转听到消息，主动寄来作品，或介绍自己喜欢的作者。散文世界竟然还有这么多年轻面孔！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年轻，与散文相遇，激发出内心单纯的美，使人坦率，真诚，乐于与人分享。《新疆日报》列子，办《散文》时的作者，写信像老朋友：“我很喜欢散文作品，不忙的时候读一读，心里就像有一条温暖而明净的小河流过，有一种变得纯净的自我感觉。后来有机会自己也学着写一点，写得不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因而也不敢奢望出选集什么的，当然，一点念头也是有过的，但一看作品，真拿不出手，也就断了这个念头。”正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梅绍静信中说：“我很喜欢散文的‘自由随便’，看一篇好散文就像听人闲谈似的，当然这种看起来随便的文章，也是作者多年积蓄的感情、思想的一种喷发，它应当是新鲜、生动而深刻的，使人无意之中得到益处。”仅凭爱好散文，就能够倾心交流的文友，让我感受到信任，这一年年终，《青年散文选》初选目录大体拟就，社里编书任务渐渐重起来，嗣后又面临着岗位变动，我把选目寄出，初选任务算完成了，等着出书就是。

一晃就是一年多。1986年5月，我从散文编辑室调到《小说家》编辑部，工作稳定下来，想起一直没有音信的《青年散文选》，遂致信詹少娟，很快得到回复：“散文选事，前不久我又提交编委会研究了。考虑到时间拖得较长，决定让一位副主编再看一下书稿，然后决定怎样调整，何时发稿。此书碰上出版低潮，一拖再拖，实在抱歉。但愿最近能促成。”小詹的回信我能理解，出版社经常面对作者出书慢的诘问，我也会同样答复。然而，这样一部标着“青年”的选集可拖不起，再拖下去青年就拖成中年了。小詹还是温馨的，她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仍在编刊物，但业余时间已写不了东西了——全给儿子占领了。”那段时间，我参与花城出版社《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编选，约了斯妤的稿。

只能继续等。1987年元旦，小詹似乎猜到我的心理，选择新年第一天写信告诉我：“老赵（赵日升）已将书稿看过，并有一些建议，诸如作者年龄、所选范围等方面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您来京一趟，咱们当面商量一下。好吗？”我心里明白，八四年的初选权当练练手，直到此时，中青社才算将《青年散文选》正式列入工作日程。八月间，同在《青年文学》编辑部的舒洁寄稿子来，“听少娟说，《青年散文选》已开始编辑工作”，从侧面证实了我的判断。三月间，小詹又来一信：“《青年散文选》已定年底发稿。您如最近来京，请到社里谈谈。赵日升意见选目要做些调整。此书一拖再拖，实在抱歉，现在终于有了准信，但愿能早些印出来。”

时间真是奇妙。有的时候，搁置，延宕，甚至偷懒，也可能开出新的局面。在《青年散文选·编后记》中，我记下这样的体会：“对于编好一本名副其实的《青年散文选》，这三年的搁置大有好处。只要对散文稍加留心，就可以看到，恰恰是最近两三年间，文坛上悄悄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散文作者，他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长成于八十年代，可以看做是十年动乱后的一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新鲜活泼，较少羁绊，恰如他们的内心世界，给散文园地注入一股青春气息。另有一部分写作时间长一些的作者，在这两三年中，散文创作有了新的突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格局，这就为本书的编选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在新作者涌现的同时，初选名单中也有一批较有影响的散文作者，渐渐退出了青年的行列，步入中年。限于书名规限的年龄范围，他们的作品虽然各具特色，也只好割爱。至本书定稿时，初选篇目，只保留大约五分之一。对于时遭冷落而仍在默默前进中的散文事业，这是一个雄辩的佐证。”

当年的我已经四十出头，步入中年行列了，自认为比我年轻就算“青年”。从与作者往来信件中看出，1987年，是我走回“年轻”之年。《青年散文选》由中青社正式启动，也不分什么二选、三选了，回到我手里重新编过就是。我在“百花”被调到《小说家》编辑部，接触作者面宽了，对散文添了新的认识：文体不是最重要的。一些认真写小说的作家，下功夫打造自己的文笔，不喜欢按常规套路出牌，一旦以散文出手，常有力作。根据平日阅读，我选了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张抗抗、张新奇、何立伟、矫健、徐晓鹤、赵玫等青年小说家的散文，丰富了选本，又方便为《小说家》约稿，一举两得。韩少功复信：“遵嘱寄来你要的东西。我那篇散文，你从严处置，稍不顺眼，掷之纸篓就是。”何立伟复信：“散文寄来，因为极短，故缀以两则，称之‘小品二则’，不知可不可以。也不是没有稍长的，但我以为小品文过于的受到冷落，大家不乐写，冷落得使其消失掉了。我每每读东坡《承天寺夜游》，心生感念，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赵玫复信：“谢谢您在编散文选的时候能想到我。我们现在开始评职称，比较紧张，但总还有些时间，写点小说和评论之类，于是很累。若有可能，一定为《小说家》效劳，只是心里一直有些怵。”徐晓鹤写的小传，比散文有趣：“徐晓鹤（1956 -？），男，鄂裔粤籍湘人。当过知青、工人、编辑各数年，写过诗和散文，现写小说为生。工余买书看书，或随处走走。性好交游偏不擅处世。集自私、偏狭、妒嫉等恶习于一身，常招人恨到筋痛而不肯罢休。”张新奇寄稿来，同时推荐了聂鑫森。厦门大学林丹娅，熟悉的朋友称她“小精灵”，在北京刘再复家里见过一面，写信挺逗：“回得学校来，整天忙乎乎的，琐事甚多，另外还有一事我告诉你，就是忙着谈恋爱，谈婚论嫁呢！这样子我总没有力量去完成那个中篇，常常是零敲碎打地写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我也忘了前两年有选过哪两篇散文。现就寄上这几篇您挑挑看。如果时间能等的话，《青年文学》有篇《女人的星》，即发，我觉得挺不错，自我感觉挺好呢。”河南王英琦依旧直通通的脾气：“你又编什么散文集了？尽想捞钱！寄二篇给你，你可要把我都选上呦！现在我已成了‘河南媳妇’了。长期以来，我渴望的就是那种宁静温暖的家庭生活，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诗人李钧寄来亡妻曹建玲的作品：“现寄上小曹的两组小散文。发表时因篇幅原因压去一些，我又找出原稿将压去的加上了。没什么特别原因，盼你不要给她再删压了。我还是那样，时时悲不打一处来，惧怕未来，总感到活着太累了……”李钧与小曹，原都是天津警备区军人，一个写诗，一个写散文，我亲眼见证了文学使两个年轻人相恋、结合的美好，小俩口先后调到北京军区，1987年5月，小曹因车祸殉职，年仅32岁。2021年，就在我断断续续录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传来李钧病逝的噩耗，对着信、稿，我呆坐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