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寻找大月氏之路

潘西庄遗址出土的石䃚

河西走廊

公元2000年，基督教世界的第二个千禧年，原本隐含的是末世的意味，结果却被流行文化炫为最时尚的风潮和烧遍全球的喜庆。

人类步入新千年，同时也跨入了21世纪。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登峰造极的学术成就和名冠世界的学术声誉，让他的名字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的象征和符号。1972年，他曾这样预言21世纪：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中国。

然而20世纪之交，1900年的中国几乎让人绝望，一败再败，败到怀疑自己怀疑祖宗。好在千疮百孔的只是山河，而精神与文化并未泯灭，救亡复兴赖以爆发的能量依然深厚而强大。倥偬之间，又一个百年又一个轮回。这次，中国充满自信、喜悦和期待迎接自己的21世纪，并将此视为新纪元、新征程的开始。

这年暑假，王建新团队正式踏上寻找大月氏之路，对他们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开端。踏出这一步，他们开创了自己的两个第一，国内首次以考古手段寻找大月氏文化遗存，西北大学考古学科首次系统开展游牧文化的研究。

寻找大月氏的目的地当然要锁定在河西走廊西端，因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最初行牧于“敦煌、祁连间”。而锚定的研究对象则是墓葬，因为按照国际考古学界的常规，大家认为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能够留下的遗迹不过墓葬而已。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7月29日，“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会议开幕之前，王建新与自己的老朋友日本茨城大学教授茂木雅博相约，花了一周时间仔细参观了敦煌莫高窟。茂木雅博是位非常友好的日本考古学家，他在西北大学设有奖学金，后来还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捐给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8月3日会议结束后，他们从敦煌到兰州考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

共有四人结伴而行，王建新、茂木雅博、茂木雅博的中国留学生孙晓岗，以及一名日本女研究生。奇缘邂逅，好像天意注定，四个人都属蛇，茂木雅博比王建新大一轮，王建新比孙晓岗大一轮，孙晓岗又比那位日本女学生大一轮。这迅速拉近了大家的关系，四个人都很在意而且十分珍惜这样的缘分，这趟旅行从一开始就充满愉悦和趣味。相同的专业领域，相同的学术志趣，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当有人贡献新的观点和新的史料时，整个车里都充满兴奋和激动。河西走廊燥热的夏天，烘热了四处飞扬的灰尘，晒蔫了杨树和庄稼，却并没有让这一车人感到丝毫的旅途劳顿和夏日困乏。

他们从敦煌到玉门，过嘉峪关、酒泉，再到张掖、山丹、武威，最后抵达兰州，沿路参观和考察了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和重要遗址。王建新更关心河西走廊上公元前后的文化遗存，还有这里的山川河流与自然环境。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名称，是一个地理学词汇，却蕴含着更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之西而得名。从兰州向西钻出重峦叠嶂的乌鞘岭抵达古浪县，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平川延伸至视野的尽头。南边是嵯峨的祁连山，铅云、雪峰以及黛黑色的山峦，阴冷阴沉。北边是一溜土墙般的山带，当地人叫北山，往西到张掖以北，被称为龙首山，龙首山以西是合黎山，合黎山以西是马鬃山，这条山带将北边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阻隔在外，风沙把它们侵蚀成亘古荒凉的残垣断壁。祁连山与北部山带之间的平川就是河西走廊，走廊的西口与塔里木盆地相接，而东边尽头正是乌鞘岭。

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滋养她的是祁连山上丰富的冰雪融水。自东往西依次排列着四大内陆河水系：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和党河水系，清澈甘洌的河水冲出祁连山的各个山涧，在扇形的冲积平原和洪积平原上浇灌出肥沃的武威绿洲、张掖绿洲、玉门绿洲和敦煌绿洲，她们义无反顾地奔向荒漠深处，在不断跋涉中耗尽自己，荒漠戈壁中最远的一抹绿色是她们最终香消玉殒的地方。

对于西北地区，许多人有一个刻板的认知，那就是这里的干旱是绝对的干旱。其实并不然，西北地区海拔较高的山地，比如祁连山、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各山，它们的降雨量并不少。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水汽或多或少都能到达这里并积聚成厚厚的积雨云，这些积雨云的裙裾拂过高耸的山岭和起起伏伏的峰峦，降下甘霖般的雨雪，滋养着雪山、草甸、松林和牧场。祁连山的年降雨量达277毫米至600毫米，迎风坡的降雨量不低于400毫米。就连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分界线上的阿拉腾山和雅布赖山，虽然地处沙漠深处，但夏季降雨量依然可以在山间的沙土地上润绿成片的草场，在山坡的岩缝里唤醒榆树的碧绿。所以西北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不同于东部大平原农业文化形态的另外一种景象，那就是以山地为中心，以山地水系为纽带，以山间牧场和山前绿洲为生存空间的生态和文化风貌。

所有从中亚前往长安的道路，无论沿着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而来，还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而来，抑或是沿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南缘而来，最终都要汇聚在河西走廊上。河西走廊几乎成了“丝绸之路”的代名词。

这条路是“商业贸易”之路。丝绸是重要的商品，但绝不仅限于丝绸。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产自昆仑山的玉石，产自印度的象牙制品，产自阿拉伯和伊朗的香料，产自罗马的玻璃制品，产自中国的丝绸、布匹、瓷器、铜镜、漆器、铁制品，在这条线路上大规模交易，巨额的财富和税收，让周边所有的统治者都垂涎三尺。

这条路是“文化交流”之路。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景教，以及佛教造像艺术、西域乐器通过它传入中原，而中原的佛学思想、儒道思想、礼教政制，以及工笔画也传播至西域。正如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之后才能隆起喜马拉雅山一样，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才更有利于新的思想文化的孕育和创新。

这条路是“技术交流”之路。新的农作物经此传入中原，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晚期，小麦就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黄河上游和关中平原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地区，相比于粟米，小麦产量高、热量大，可以供养的人口更多，而人口是征战的基础。周、秦、汉、唐统一中国，都以渭河关中平原作为根据地。西汉时代，苜蓿、石榴、胡萝卜传入。苜蓿对于战马，就像油料对于坦克，这种平常的草本植物却推动了一次军事实力的极大进步。冶铜、冶铁技术，战车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国人将这些技术消化吸收之后，根据自己生活生产的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然后又反哺至西域。缫丝、冶铁、灌溉、造纸、印刷等等技术通过这条通道传播至欧亚非。

然而在古代，河西走廊成就的并非自己，而是千里之外的长安城。

许多人到现在还认为，长安被选作周秦汉唐的都城，主要原因在于四关守长安的军事价值。其实这并非唯一的因素，甚至是最不重要的因素。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看，中国有两条重要的区域分界线。一条是南北分界线，即秦岭淮河一线。另一条是东西分界线，即胡焕庸线，也就是阴山、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一线。这两条线不仅仅是气候分界线也是地貌、水文、植被、生态、人口的分界线，最为重要的，它们还是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的人文分界线。而这两条线交叉之处，恰恰就在长安城所在的关中盆地的西边，古代称之为关陇地区。长安处于北方的最南边，东方的最西边，从文化角度来讲是东西南北汇聚之地。统治和驾驭的前提是理解和包容，这里的理解指的是生活理解和文化理解，这里的包容指的是习俗包容和价值包容。长安，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有容乃大，有开必先。

这还不算什么，长安的地位更有丝绸之路的加持。因为丝绸之路，长安成为中国的财富中心。因为丝绸之路，长安成为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因为丝绸之路，长安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周秦汉唐，长安城的思想观念、知识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一直在引领全国。

成也丝绸之路，败也丝绸之路。

唐代中期以前，海洋对于人类的认知和经验来说是畏为险途的黑暗之处或者灰暗之处，欧亚大陆的交通依然以陆路“丝绸之路”为主，这个时期的长安城繁华阅尽。唐朝后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推动海运逐渐兴起。到了宋代，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和海运的发展并步前行，司南的发明和季风规律的发现，让远洋航行成为可能。速度快、载重大、关税少、成本低的优势让海运贸易异军突起，以海洋线路为主要通道的东西方经济、技术、文化交流跃为主体，陆上“丝绸之路”迅速走向衰落。全国商贸中心，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创新中心逐渐东移南移，东南沿海城市迅速崛起，长安城从此没落不再复往。其实，纵观上海的发展历程，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当年长安城繁荣的原因和密码。

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中原政权最早并未控制河西走廊。秦代最西的疆域在乌鞘岭以东的洮河流域，那里置有陇西郡，当时的河西走廊被月氏控制。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几次击败月氏，夺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大汉帝国经过“文景之治”之后国力强盛。人口从汉初的1300万增加到3600余万。鼓励民间养马的“马复令”颁布之后，战马数量迅速增加。雄厚的赋税收入和义务兵役制的推行，使大汉帝国供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冶铁技术不断被改进，经过反复锻打的“百炼钢”已经出产，钢铁冶炼技术被应用到兵器生产之中，部队普遍装备了钢制环首刀和钢制戟戈。大汉已经全面超越匈奴。匈奴几乎没有常备军，除过少数近卫军外，大多数是战时为兵闲时放牧的牧民，精于骑射的他们，单兵战斗力确实很强，但整体战术素养却无法和汉军相比。匈奴的兵器也落后一个代级，仍然停留在青铜时代，以铜锤、铜斧、铜刀、铜戈为主。战端未起，胜负已决。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卫青北出云中，夺取了河套地区，汉朝设置朔方郡。而一年前，逃亡中亚的大月氏已经占领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国土。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歼灭浑邪王的部队，夺获河西走廊。匈奴哀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大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凉州四郡。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部大战，歼敌七万人，一直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在此举行了祭天封礼，然后扫荡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才班师。此战之后，匈奴一蹶不振。

经过汉武帝、汉昭帝两代人对匈奴的征战，到汉宣帝刘询时代，大汉逐渐控制了天山南北各个绿洲。公元前60年，大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任命郑吉担任第一任西域都护，大汉帝国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东方段。

沿河西走廊一路而来，当年大汉和匈奴之间的烽火狼烟早已消散。浩渺的大漠，奔流不息的河水，绿洲上的泥舍炊烟和饮食男女，并没有记住那些立马横槊、万里封侯的英雄们，关于他们的往事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传说，像烟尘一样时有时无地盘旋在沙漠戈壁之上。

王建新发现，河西走廊上的文化遗址大多是汉代以后的城堡、墓葬和石窟遗址，也有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特别是山丹的四坝滩遗址和武威的皇娘娘台遗址，让人印象深刻。但考察过的地方却并没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游牧文化遗存，这多少有点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