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户服务台

“两户服务台”是我从商洛驻站回来后，农业部交我主办的一档专题节目。

这是档很新的节目。

此前无论什么名称的节目，除董其焕董老办的那档农村科技节目外，一般都由大家集体供稿，专人统筹编排的。现在由我一个人来办这样新的节目，除董老外，在其他同仁中尚属首次。另外，这是档专门回答听众来信的特别节目。过去，听众来信，只作为了解下情，看了就行了。若个别需要回答时，也只作为回信处理，少有在广播上公开回答的。像《两户服务台》这样专门回答听众来信的节目还从未有过。它与过往节目的最大不同处是对农村来信有问必答，是一档实实在在的服务型节目。而这档节目的出现完全是时势的产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大变，从农业学大寨到包产到户，异常地生动鲜活起来。长期被集体化束缚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犹如火山喷发一般被释放出来。江流拍岸，春色乍开，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时间，广大的农民群情激奋着在广阔的田野上，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向致富的道路上迅跑，便很快涌现出了一批万元户和养殖专业户来，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致富的榜样和先导。及时介绍他们的致富经验，解决他们的困难，回答他们的问题，从而向广大农民群众提供致富门路和有针对性的科学知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已经成了农业部对农村宣传的重中之重。

记得，这时候，农业部的情形也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起来，亮点是人才的被重新发现方面。比如，在曾经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了批判的、一直在农业部主任位子上多年的成方同志，一下由处级提拔到了厅级的职位上，先是副厅长，后来又正厅长。接着农业部的马希麟、李牧泉两同志，又被成方同志很快分别提拔到了省电视台副台长和省电台副台长的职位上。不久，董其焕董老被任命为厅总编辑办公室主任，简称总编办主任，统管电台、电视台两台的宣传业务。一时间，由农业部成长起来的领导成为全厅上下的一支重要的领导力量。农业部也被人们称作了培养厅台领导的党校。

董其焕董老虽然要总揽两台的宣传业务，但他心系农业部，依旧对电台的农业宣传关注有加。本来，从厅长郭成方到两台副台长马希麟、李牧泉，还有董老，原先也都是业务干部，是业务岗位上的佼佼者。尤其董老，可以说在业务上是电台编辑、记者群中的一面旗帜。他对广播语言的研究和造诣，以及对民间语言特别对农民语言的兴趣和热情，即使全国广播界也屈指可数。他曾参加了由广电部组织的全国广播志的编写工作，是重要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在农业宣传上的长期历练和经验，使他在农村形势发生变化时，便很快敏感地认识到农村专业户和万元户是农民致富的新生事物，应该从宣传上及时地加以指导和帮助，便随即设计了这档专门服务型的《两户服务台》，并指定要由我来主办这档专题节目。

说来惭愧，自我来到了农业部，董老就对我期许甚殷，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扎根广播业务，钻研广播语言，为广播宣传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次把他亲自设计的《两户服务台》专题节目，交由我办，既是他心系农业宣传的一份托付，也是有厚望于我的又一次体现。但从我过往的整个经历来看，我是有负于董老的期望了，因为我并未把精力投入到董老所钟爱一生的广播宣传事业中来，而是一直从事着我业余的文学创作。不过，董老之所以能寄望于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自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广播战线，开始是小城广播站，接着便到了省电台，十余年间，我一直在自己的业务上努力奋斗着。尽管在小城广播站我已发现，广播新闻稿件写作的用字、用词重复的多，开拓的少，重音节，轻形义，如此以来，常此以往，只重了发音对否，至于错别字渐渐地便也被忽略过去了。记得，我到了电台后，有一次，我在母校中文系见到过一位老师，他曾是省电台很是著名的记者，毕业于北京的某所大学，但他分来省电台没过几年，便要求去大学教书了。我问他原因，他和我对广播稿件写作的感觉几乎一样，却说得更为形象和深刻。他知道我也在电台工作，便热情和随意起来。当说到在电台工作和在学校教书有何区别时，他笑了，显得激动的样子，便用手比划起来。他先是将一只手举到胸前，然后不断地往下压去，一边说：“你看，在电台当记者，你的水平就会这样，越来越低。可是，在大学教书呢？”他又把压到腿部的手，慢慢地往高抬，一直又抬到了胸前，“你的水平会这样越来越高。”当然，我没有像他那样离开广播，却从小城广播站开始，便业余兼顾了文学创作，以降低广播写作所造成的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退化和无力。然而，这一切只作为一种补充而已，重要的依旧是对广播新闻事业的追求和努力。我不是新闻科班出身，所以，不必说我在小城广播站十年，一开始如何独自摸索写稿，以及向经常下来采访的陕报记者学习，也不必说由对新闻稿写作的一无所知，到后来独立写稿在报上发表，其间的挫折和坎坷，失败和成功。这一些我已在另书中写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广播稿件的一种形式，录音通讯的学习和实践，就颇费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日。

当时的情形是，我初到小城广播站的前几年，下基层组稿和采访的多为报纸记者，并不见电台记者到基层组稿和采访。有一段时间，省电台似乎停播了大量的自采节目，以传播中央台和播报纸文章为主了。也许还有少量的自采节目，却因小城地僻县小，可采的典型不多，家有梧桐凤凰落，小城少有梧桐树，便也引不起省电台记者关注了吧。猜测而已，不足为凭。不过，我在小城广播的前四五年间，没见过下来的省台记者却也是事实。到地区来组稿，到县上来采访的是陕西日报记者，我便跟着他们学习，开始为陕报写稿。开始依旧不易，由屡屡投稿不中，到有投必中，成为报纸的重点通讯员，再到有一次，为了配合某运动，陕报记者电话约稿，我把赶写的稿子头天送去，第二天下午返回小城，下了火车，从站台读报栏前经过，当天的陕报张贴在读报栏内，回头一看，我昨天才送的那篇稿子，已上了某版头条。到此时为止，算来我已到小城广播站数年之久了，其中甘苦，不能尽述。

还在我刚到了广播站不久，有一次，陕报到地区组稿，来的是一位著名记者，叫袁澍德，经常见到他在报上发表整版的长篇通讯。陕报下来组稿，联系的是各县的通讯组。县通讯组隶属于县委宣传部，曾一度隶属县革委会政工组，只有一个人的叫通讯干事。陕报下到地区来组稿的记者，先在地区召开各县通讯干事会议，汇报情况，布置选题，然后回各县分头采写，然后再分头送地区来，由报社记者面改定稿。能否上报发表，即在此一举。有一批老通讯干事，不光写稿经验丰富，还和报社记者人熟，面改定稿时，说笑中稿子也就通过了。但对有的新手来说，面改定稿不啻是一大难关，从开始便心中发怯。加之，这次下来组稿的不是别人，是心直口快，又恃才傲物，说话不留情面的名记者袁澍德，我们县的通讯干事左文武才刚从别的单位调来不久，是位新手，更是胆怯有加，我到广播站比他大约早了一年，所以，他一从地区开会回来就来找我，把领来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也不知道其中的水深水浅，更不知袁澍德何许人也。袁澍德住在地区招待所，我家就在附近的东风电影院的巷子里，送稿子还可顺便回家看看，就勇敢地应承了下来。

很快，我就带着写好的稿子到地区招待所见袁记者来了。那时的地区招待所比较简陋，四人间，相对着两张架子床。我进去时，袁澍德正在一边架子床的下铺上靠被子半躺着休息，一脸的络腮胡，是个很粗壮的人。见我进来，忽地折身起来，腰一直，头皮擦着了架子床上层床板，显得很热情，问我哪县的，我回答后，他说：“左文武为啥不来，叫你来？”态度严肃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当面审稿，本来就紧张，便一时没回答上来，他也不再往下问，说了声：“好吧，稿子拿来我看看。”我立即把稿子递给了他。他把稿子接过去，直着的身子又向后半躺了下去。不足千字的一篇稿字，他一会就看完了。开始我站着，见他向后躺下了，我也悄悄向他脚后的床沿坐下来。刚一坐下，就听他翻动稿纸的声音，感觉那翻动的响声有点烦，又赶紧站起来。他也折起身，半低了头，这次头皮没能擦住上边的床板。他看着我，抖了抖手中的两页纸，以略带挑衅的口吻说：“你说这稿子行吗？”我不知道行是不行，脸上发着烧，没有回答。他就继续说：“那天，左文武汇报的情况，我出的题目，你在这题目下装了些材料，没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就这样拿上来了？”嘴角上有一丝似笑非笑，强调着他的质疑：“啊？”我脑子“轰”地一声，爆炸了。胸脯挺了挺，僵直得像个木头。“好吧，稿子留在这儿，你可以走了。”也许他看出了我惊慌失措的样子，是个新手，口气随即和缓了些说：“全用是不可能了，我回报社编个短讯发了吧。”从进门到出门，前后也就五分钟。走到大街上，我依然一脚深一脚浅的，原本打算要回近在咫尺的家里看看的，很长时间后，一抬头，却走到火车站来了。

此后，我便几乎每周都要向陕报投稿，有时候，还两篇两篇地投，泥牛入海，也坚持不断。终于有一天，我投去的稿子见报了。小城较远，当天报纸下午才能来到邮局，第二天一大早才由邮递员送到单位来。我为了看到当日的报纸上登没登我的投稿，便每天傍晚步行数里，由县城去址在岳庙镇的邮局先睹为快。那日傍晚，我再次来到了岳庙街上的邮局院子里，暮色已起，星星未出，天空很深邃地蓝着，院子深处办公室的电灯已经亮了，我知道邮递员正在那地方分发新到的当日报纸。我正要快步赶过去，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不知一只什么鸟在高空里正从我头顶飞过，一点鸟粪，不偏不倚，“啪”一下，正好落在了我的鼻子尖上。用手一抹，水似的，白色。便在心里叫一声：“晦气。”就想往回走，却已来在了那个分报的办公室门前了。又转念想，既然来了，何妨进去看看也罢。分报的都是熟人，顺手便把一张报纸递给了我：“郭记者，快看看那上边登了你的文章没有？”“我不是来看那个的。”我掩饰说，“我是来看看这报上，有没有可供明天广播的文章哩。”可是，奇迹出现了。我一打开报纸，一眼就见了三版上登了我投的一篇稿子，立时激动起来。我是从四版往前翻的，又一翻二版，呀，二版上还登了我的一篇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张报纸能发我两稿子？不是做梦吧？刚还在院子里，天空那只飞过的鸟，空中落下的鸟粪，我再次摸了摸鼻尖儿，室内黄亮的灯光，分报纸的邮递员，又再次看了遍了报纸，当我确定这一切不是梦，而是真实后，便忽地拿起报纸，快步走出邮局大门，看四下没人，飞一般跑回广播站来了。

以此为契机，便终于踏上了向陕报投稿的坦途。之后，命中率越来越高，几乎每投必中。那年唐山大地震后，小城地面在救治伤员上出了个典型，由我执笔的长篇通讯《似海深情》也在陕报整版发表了，被选为了当时的中学辅导教材，恰是证明了我那时在新闻业务上的奋斗和进取，而且，要感谢袁澍德记者那次的面审和刺激。袁澍德先生性格爽直，在报社是位富有正义感，常爱打抱不平、很可爱的人。我调进省电台，相互熟了以后，我向他提起那次审稿的事，他哈哈大笑着：“有这种事？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可以说，在我与陕报记者交往的几年里，还从未见有省电台记者下来采访的。广播站和省电台的联系，也就是每晚必转的秦腔节目。省电台记者到基层采访，是后几年的事了。这一情况的改变，想来应该与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有关了吧。在这一时期，也许省台才又恢复了正常的自办节目。总之，这一时期，陕报记者到小城来的反而不多了，常常看到下来采访的几乎又全是省电台的记者了，便是两三年间，记得到小城采访的省电台记者就有政教部少儿组的马景华、邢继英，政教部学习组的王悦强;农业部的肖方、李效生、王先锋;渭南驻站记者田秉义，还有中央台驻陕记者站的老叶叶进前。而且，不同的是，陕报记者下来接头的多是县委通讯组，省台记者一下来，直接找的就是广播站。于是，我和周朝旺便很是忙碌和兴奋了好多年。

通常的情况是，凡有省电台记者来了，必先要在饭店请一次，为他们接风，以示礼貌和热情。然后的伙食便安排在了广播站的大灶上，伙食费和粮票也都由他们自己来交。而饭店的这一顿便是我和朝旺私人请的。但因我的月工资是四十七块五，比朝旺只有三十八块钱的工资高许多，所以，每一次便是我出钱。那时候，小城内只有两家饭店，一家公私合营的，一家国营的。公私合营的这家只卖两样吃的，一样是开花包子，一样是懒麻食。开花包子要比普通包子大了些，两头尖，菱角状，包子背上开口，露着粉条馅，吃的时候，就从开口处浇进去油泼辣子，吃起来味道很鲜美。懒麻食，就是油豆腐烩粉条。这两样吃的主要都是粉条。饭店一大间门面，里面一边是灶火，一边摆着两张不带漆的八仙桌，后边靠墙就堆着半墙高的粉条包。墙是土墙，墙角处有老鼠洞，粉条包里常有老鼠出没，所以，吃包子，有时侯一不小心，一口饺下去，那开花包子里会咬出一颗老鼠屎来。因有如此不便，这地方也算是小城著名小吃，招待起客人来，还是觉得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