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米大如须弥山

作者: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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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粒米大如须弥山

多年前父亲去世,留下来几本日记,还有一摞书信与账簿。粗略翻翻,鲜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

尤其日记,内容几乎全部与工作有关,事无巨细,不厌其烦,读来乏味。当然还有一些政治学习的心得体会,应该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不得不说,父亲的思想算是改造得非常彻底。

但在一九六一年的那本日记中,我意外发现有两件父亲亲手绘制的表格,值得过细探究一番。

先说其一。表格抬头为“长沙市城镇各类人口、工种口粮定量标准”,共计十七页。首页右上角有“61年一季度”的字样。

这份口粮定量标准分类之详尽与精妙,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也反映出其时国家粮食短缺到了何等地步,而那些掩藏在背后的标准炮制者,亦是如何煞费苦心,殚精竭虑。我很好奇,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表格共分为:采矿冶金、土木建筑、水上运输、市内运输、公路运输、机械、手工业、轻化工、公安、交通、邮电、文艺、学生、居民、儿童、服务、其他、干部脑力劳动及其他脑力劳动等十八大类。每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再细分为若干工种,再就是每个具体工种的粮食定量标准了。

共计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约三百七十余种。原则上是按劳动强度的高低来定量口粮之多少(计量单位均为市斤)。

我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最高定量者,属采矿冶金类的井下挖掘工及井下运输工,每月52斤。劳动强度看来最高。其次是井下支柱维修工,每月50斤。定量50斤以上者仅此三个工种。

最低定量者则是一岁以下儿童,每月8斤。这很好理解,年纪小,吃得少。

但我发现,此份表格亦有重大缺陷,即所有工种及人员定量标准之依据与说明,均付之阙如。再细读数遍,仍百思不得其解。

如:搬运装卸工共有四个等级。甲级搬运装卸工48斤,乙级搬运装卸工44斤,丙级搬运装卸工40斤,丁级搬运装卸工36斤,劳动强度之区别在哪里?

又:家务劳动亦有四个等级。重家务劳动(甲)26斤,轻重家务劳动(乙)25斤,一般家务劳动(丙)24斤,轻家务劳动(丁)23斤,其劳动强度之区别又在哪里?

再:制香烛鞭炮工25斤,纸盒工(裱糊、衬壳、金花工)26斤,制发夹工27斤,磨刀剪工28斤,制纽扣工28斤,修理眼镜、钢笔、收音机、钟表及打字机修理工28斤,制绳索工29斤,制雨具工(含雨具修理)29斤,制鞋工(修套鞋、皮鞋、布鞋工、打鞋底工)30斤,制乐器工30斤,修缝纫机磅秤工31斤,制肥皂工(制香料工)32斤,胶轮车修理工33斤,手工搅螺丝工34斤……

如此最少相差不过一斤的细分,理由何在?

也实在想不通,凭什么糊纸盒子的要比制香烛鞭炮的每月多一斤?制发夹的要比制纽扣的每月少一斤?磨刀剪工与修理眼镜、钢笔、收音机、钟表及打字机的为何又都是28斤?

令人惊讶者,还有类如制灯泡工的工种定量之细分程度:吹大泡、拉管、坩埚制造工为33斤,玻璃和料、吹山泡、割头、锯管、封口排气、蕊柱、喇叭、退兰(似应为退蓝)光工为32斤,玻璃烫珠裁杆、绷丝、装钩、掀头、接导丝、选蕊柱为28斤,灯泡剪丝、验光、打印工为27斤……

此外,抬埋运柩者(即抬棺材的)38斤,人力屠宰工(即杀猪的)35斤。

“文艺类”亦品种繁多。例如剧团内细分到电影演员、布景、管乐、弦乐、服装、美工、电影录音、剪接、摄制,等等,但均为29斤,这便令人有点替吹管乐者抱屈了。无论如何,鼓起腮帮吹唢呐总比拉二胡费力气,难道不能多加一斤吗?另,武功杂技演员与专业舞蹈演员为35斤,这倒可以理解。此外,其中居然没有发现文学工作者(即所谓作家)的定量标准,不知何故。

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且以为,在那个饥馑的年代,粮食定量标准乃每个人至关要紧之事,倘稍有不公,会不会引发群体矛盾甚或工种之间的争斗?但居然从未有所耳闻。

父亲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尤喜记账。他的账簿里,金额最少为一分钱(两担自来水),次之两分钱(一盒火柴),最多至五十四块五(每月工资)。印象最深的是有关买火柴的记载。每次买回一盒火柴,必定要数火柴根数,并记在账本上。这倒也罢,更有甚者,旁边还有条备注,云:

上次一盒总计九十五根,此次一盒总计九十一根,少四根也。

想起父亲好歹也是民国时期名牌大学统计专业的高才生,后来沦落到只能以统计每盒火柴根数来发挥特长的地步,不由得让人啼笑皆非。

即便读古书,父亲也要逞其所长。他保存的一本《训诂谐音》,乃民国四年长沙谦善书局的版本。扉页的左上角用钢笔写下“共8707字”。目录中的记数更加详细,对“平上去入”四类谐音字全部进行了精确统计,分别写下“3435”“1790”“1984”“1498”,并且用标准算术格式予以相加,得出总数为“8707”字。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对该书正文中每个字的谐音,亦全部数了一遍,且同样予以相加,以印证目录上谐音总字数的准确性。

与父亲惊人相似者,便是我的姑妈,一位守了一辈子活寡,独自将儿子哺养成人的苦命女人。且姑妈吃面条的故事,与父亲数火柴根数的故事堪称双璧。“苦日子”时期,姑妈虽然跟我们家同住倒脱靴十号,但自从祖父去世后,就一直单独开伙。那时的面条属配购品、稀罕物,姑妈吃面吝啬至极简。盐少许,酱油数滴即可,连葱花都不舍得放。每次从粮店买回一筒面条,必定要数根数。可惜我记不住具体数字了,大约在六七百根左右。煮面条之前,姑妈必定细细过数,每次一百根,半根都不许多。倘若发现有半根甚或三分之一根者,则必定将其细细拼拢,不到一根按一根计。

偶尔也听见姑妈自言自语地哀叹,这筒面比那筒面又少了多少根。

其实姑妈的书读得也不错,还会背不少古诗词。记得表哥曾回忆过,姑妈最爱吟诵的是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每每读到“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时,眼泪便夺眶而出,感伤自己所遇非人。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姑妈的日子尽管过得很苦,但我行我素的性格始终不改。我亲眼见她做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将一只鸡蛋放入一只特制的布袋中,贴身挂在胸前,试图孵出小鸡来。过些时日让我拢近去听,里头果然发出叽叽的叫声。可惜最终脱壳时,小鸡的翅膀仍粘在蛋壳上,出不来,死了。姑妈因此伤了好一阵心。

父亲与姑妈一样,也喜欢读点古诗词,偶尔还写几首打油诗苦中取乐。有段时间,某邻居养了十几只鸡,却不关养,任由它们闲庭信步,随意拉屎。其他邻居只得睁只眼闭只眼。父亲却用粉笔题打油诗一首,写在堂屋的木门上。诗曰:

鸡婆进房,跳上水缸。屙屎屙尿,不得清场。

来往同志,请你帮忙。喂鸡喂鸭,请用笼关。

其实姑妈与父亲这对姐弟,因种种缘由,平时相处得并不太好,但两个人的某些秉性及日常行为却如出一辙。我有印象,两人连在脸盆里搓毛巾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一般人是左右手互相搓,但姑妈与父亲不然。他们永远只用一只手搓,另一只手攥着毛巾不动,换只手亦然,且发出一模一样古怪的、咕叽咕叽的声音。

至于那年父亲得了水肿病,姑妈竟然也得了水肿病,这便只能说是命运对他们姐弟俩的过分拨弄了。正所谓一事无成百不堪。此即为我的父辈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再说在父亲的日记中,另外一份他亲手绘制的表格,即一九六一年为全家制定的用粮计划安排表。近六十年过去,这份表格应该属于一件特定时代的特殊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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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苦日子”时期,父亲为家庭成员手绘的用粮计划安排表。每人每天口粮之计量单位细分至“两、钱、分、厘、毫”。

此表格系用圆珠笔垫拓蓝纸复写而成。如今拓蓝纸应该濒临淘汰了,但从前的用途极为广泛,尤其是单位开具发票保留存根之必备。

如图所示,表格最左边为我们全家人名字的简写。往右依次是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指标及折合两数、每日的平均两数、每日安排的用粮两数、全月合计两数、尾数、每人保留八两作为周转粮后的实际找尾两数。从备注中还可看出,该年九月我即满十周岁,定量将增加一斤,由25斤变为26斤了。

另需说明,因父亲当时在坪塘石灰厂工作,属集体户口,且每周只回家一次,不在此表计划之列。但他要求全体家庭成员必须严格按此表用粮,绝对不能超量,以免月底断顿。

从此表中亦可看出,当时的计量单位还是沿用一市斤等于十六市两的老秤。而父亲竟然将全家每人每日安排的用粮数精确到两、钱、分、厘、毫。如我二哥每日的平均用粮数为13.9354两。

看着这张表格,我不禁大声朗诵起来:十三两、九钱、三分、五厘、四毫。于是疑惑也随之而来,尾数的“四毫”,有几粒米呢?且自然而然地,终极追问来了:

一粒米,到底有多重呢?

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算术成绩虽然不好,但喜欢钻牛角尖。上述提问一时令父亲有几分难堪。但他到底不愧为学经济的高才生,此等问题于他不过小菜一碟。转眼之间便对我说,这个问题虽然无聊,但我还是告诉你一种方法。

我赶紧洗耳恭听。

父亲说,方法其实简单。先数出一百粒米或者一千粒米,称出它们的重量,再除以一百或者一千,不就成了?

我大悟,摸摸脑袋,嘟哝说,我原来光想到把一粒米放到秤上去称。父亲便有些不屑,说如今哪里找得到这样的秤呢?除非用戥子。先前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作戥子。那次算知道了。原来这是一种发明于宋代,专门用来称金子、银子、人参、燕窝之类贵重物品的精密小秤。

但我们的讨论随即遭到母亲的讥讽。她说我们这是花子穷快活,并且不无挖苦地批评了父亲精心炮制的用粮计划安排表,竟然算出一斤后面的四位数“毫”来,却根本不去考虑能不能具体执行,终究不过纸上谈兵。

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母亲根本不懂得统计学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我也再没打算去数一百粒米、一千粒米,还要去称,去除。饿肚子的人,毕竟干不出吃饱了撑的事情来。

至于计划用粮,最后还是按母亲的办法做了。她将家庭成员每人每月的粮食用一杆老秤分别称好(绝对没打算精确至“毫”),分发给每个人自行保管,除开两个妹妹。每人每月八两周转粮预先扣出另存,以防不虞。且用细竹筒做了几只小米升。做饭时由母亲亲自监督,可少不许多,各自将自己每餐用量小心翼翼舀出来,放在属于自己的那只碗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七八只形态不一的各式饭碗,由母亲分作两层放入一只生铁炉锅里蒸。每天放学归家,必定听见炉锅底部的瓷瓦碴子因水开发出啵啰啵啰的响声,煞是诱人。

记得母亲还采纳过一个被到处推广的“先进经验”,即在蒸饭时加入少许食用碱,效果果然不错。蒸出来的饭呈半透明的浅黄色,显得比平时多很多,既软且烂,口感也好,几乎不用下饭菜,三扒两嚼便进了肚。母亲暗暗高兴。不料吃了几顿不行了,肚子比以前饿得更快。后来才明白,碱是刮油的东西。那时我们肚子里本来就毫无油水,再用碱这么一刮,更加饿得发慌,遂很快中止了这个自欺欺人的把戏。

幸亏作为城里人,我家尚未如乡下一样饿到吃树皮、吃观音土的地步。不过直到小学毕业,我的身高仅为一米二六,体重才五十二斤。这是我的一本小学生手册里面记载的,应该不会错。

回忆至此,居然还是不知道一粒米到底有多重。想想,饿肚子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我亦干过不少“吃饱了撑的”事情,何妨再干一件。不过没有打算去找一斤等于十六两的戥子。太麻烦。最便捷的办法是先上网去查。不料网上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极度无聊”。即便如此,此君还是无私地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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