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鳞片羽诗界撷拾

田间

“擂鼓诗人”田间在诗界久已闻名。我认识他是1952年夏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期间。那时田间是文研所第一期一班学员兼所部秘书长，属于领导班子成员。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二班学员。在上大课开大会等集体活动中和他时有接触，他个头中等偏瘦，一副圆圆的朴实沉静的面孔，不怎么喜欢说笑，但言谈诚恳实在，是个比较认真老实的人。

我熟悉他始于1953年夏秋之际。我任作协诗歌组干事期间，田间是干事会成员。干事会开会研究工作时，田间在会上的发言总是经过认真思考，简短而中肯。在诗歌组召开讨论诗歌形式问题的会上，根据干事会的决定，由田间和组长艾青做带头发言。艾青的诗偏重于自由体，田间的诗偏重于格律体，他们代表两种诗体的发言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田间为了写好发言稿，还收集参考了大量格律诗集，让发言内容更加充实具体，从而引发了与会诗人更多的兴趣。三次讨论会中大量的话题都集中在格律诗方面，许多人的发言都举出很具体的例子，谈论比较格律诗的特点、优点和对传统的继承，其中也不乏争论和探讨，使会议开得很成功。讨论会间隙，干事会开会部署下步工作时，除组长艾青带头请吃午饭外，田间也不甘落后积极做东。大家轮流请客，最沾光的自然就是我了。

我和田间的进一步交往是1957年在《诗刊》任编辑之后。田间是《诗刊》编委，又是重要的诗作者，我则负责联系在北京的诗人作者，需要打交道的情况就更多了。田间那时经常下到基层深入生活，写出的作品大多提供给《诗刊》。1957年他曾经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吸收和利用当地的传说、生活习俗和民歌语言，前后写出三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叙事诗。其中一部数千行的《佧佤人》在《诗刊》分成两期刊发。他还到河北怀来县南水泉大队蹲点，在那里倡导以街头诗、诗传单的形式配合政治任务做宣传。60年代初，他将解放初期出版的长诗《赶车传》续写出第二第三卷，歌颂新时代新生活。这些作品都是在坚持走民族大众化道路的基础上，以朴实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来展现的，多数都曾在《诗刊》发表。那时《诗刊》倡导形式多样化，特别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的作品。在编辑部的动员下，田间曾写过一篇近似鼓词形式的小叙事诗在《诗刊》发表，虽然还不完全适合演唱，但这种改变诗风的写法也是诗人为贴近群众做出的有益尝试。

60年代期间，田间的诗在坚持民族化群众化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一些缺陷，就是形象和表现手法比较单一，易于重复，语言运用上也常选择一些简单夸张的词汇，企图加强力度和美感;但由于不是从生活中来的自然发挥，缺少鲜活内涵，反而显得空泛单薄，缺少感染力。有的句子甚而显得生硬拗口。读者常有意见。虽然如此，他还不甚同意我们作出修改。后来编辑部收到读者提意见的来信越来越多，我们便综合整理成内部资料，一方面反映给上级领导，一方面提请他参考。当我把读者意见送给他时，他的初步反应仍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我们对他拿来的诗在处理上便改变了做法：从下到上层层把关，对诗中用词生硬、语句拗口的地方一一标出，并尽量提出修改方案，然后由我代表编辑部登门找他商谈。这样，一向为人淳朴厚道的他也就改变了态度，不但对我们的修改意见虚心接受，对我们指出的表达上的不妥之处也认真做出改动。经过这种编辑和作者之间坦诚交流，共同商榷推敲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读者的意见也少多了。

田间的家是面对后海的一个独立小院，门前有一片开阔地，有树木及水域，风景优美，走到那里令人心情舒畅。我去的次数多了，就很随便，常常直接推门而入。有时赶上他还在午休，衣冠不整便迎出来，当着我的面穿衣服也很自然。他夫人葛文和我爱人都是文研所一期一班的学员，关系很好。葛文曾邀请我们夫妇到家中做客，两家人一起包饺子吃，其乐融融。田间时常送我新出版的诗集，如《给战斗者》《英雄战歌》《田间诗抄》《汽笛》等我手中都有。可惜大都散失了。

很长时间，大家都中断了联系。直到1978年，我被借调回诗刊社筹编建国三十年诗选，才重新回到诗歌界。这时田间已经调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家也迁到了石家庄。一次他回北京来诗刊社参加活动时，我才有机会见到了他。虽历经沧桑，他仍是那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久别重逢，昔日情谊依旧，那时他刚出版一本新的诗集《清明》，就送给我们几个借调回来的老编辑每人一本。当时诗刊社有意将我调回来，但由于我已隶属河北地区，又转行到教育界，按政策无法直接调入北京。诗刊社人事部门就想了个转圜办法：让我先设法调到河北省文联，再由文联调往诗刊社，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就是想借河北文联当个跳板。他们把这意思和田间商量，对这个近似无理的要求，田间不仅表示同意，还愿为我的调动尽最大努力，甚至还代我给省领导人写过介绍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调动设想没能实现，但田间这番真诚的故人情意使我感动不已。

以后我和他常有书信往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张家口的一个同事曾设想结合地方特色编一本以长城为题材的诗集，已经收集了不少作品，但还缺少名家之作。我就试着提请他写一篇有关长城的诗，其实这很有点勉为其难，不想他很快就写好寄过来了，让我喜出望外。但后来这诗集并未能成功出版，又一次辜负了他的情意。

1985年的一天，我突然意外地收到一份田间治丧委员会发来的讣告，才知田间病逝，使我震惊不已。想不到才69岁的他便过早离世，让人痛心。附信中还提到要收集田间的手迹以供登记留痕，并承诺用毕后归还。我便将他亲笔写的那首诗和一些信件收集起来寄了过去，谁知从此一去无返。那时复印技术还不普及，没能留下他这难得的手迹作为纪念，留下的就只有怀念和遗憾了。

袁水拍

袁水拍的名字最早是和《马凡陀的山歌》连在一起的。自抗战以来，在大后方重庆，年轻的诗人袁水拍就以尖刻犀利的笔触写下歌谣体风格的大量诗歌，把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和腐败内幕揭露嘲讽得淋漓尽致，读来大快人心。因此，知识界的人们或许还不知道袁水拍，但无人不知马凡陀。

我也是从看了《马凡陀的山歌》才知道袁水拍这个诗人，而且以为这一定是个喜欢说笑、谈吐诙谐的人物。当我来到作协以后，袁水拍是诗歌组干事会成员之一。在工作接触中才发现他和我的想象正相反，原来是个严肃呆板、不苟言笑的人。那高大魁梧的身躯、黑框眼镜下深沉的目光似乎自带一股威严的气势。因此，在诗歌组工作的前两年，我和他打交道时始终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态。

1955年，作家协会决定编辑出版诗歌年选，指定由我任责编，负责初选。袁水拍任主编，负责定稿，我才开始直接和他打起了交道。由于我自1953年7月来到创委会诗歌组工作时，即负责掌握全国诗歌创作动态，积累了一些优秀诗歌的资料，因此这第一部诗选收录的时间范围就定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底。我第一次担任这个涵盖广泛内容庞大的诗集编选工作，开始时不知如何着手。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就以他那老编辑的丰富经验，教给我具体选稿原则和编辑方法。他告诉我选稿时要考虑到题材的多样性和作者的代表性，题材范围应包括多种行业多方面内容和表现方式，作者范围除一些知名诗人外，更应考虑到群众作者的广泛性，要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等诸多因素。在他的具体指导帮助下，我才得以把一大堆芜杂的稿件归纳分类，逐步理清头绪，掌握遴选标准。经过和他多次商讨，进行斟酌增减，平衡取舍，终于满意定稿。最后他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介绍了近年来全国诗歌创作的概况和成绩，并对诗集中一些重点作品和重点作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评点，圆满完成诗集出版任务。在编选过程中需要时常找他商谈和送审稿件，每次都是电话约定后，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去找他。进门通报后，他便从办公室来到一楼会客室接待我。若逢他休假，我便直接到他家中去，走的时候他定要穿过几重院子送我到大门口。经过这段工作交往，我才对他有了新的认知：那不苟言笑的严肃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淳朴诚挚的为人态度，给我的感觉不再是一个威严神气的领导，倒像一个和蔼亲切的兄长。

这次成功的合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我们还有过一次未成功的合作，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算编一本青年诗作者的诗集，已经初选了一批较优秀的作品，特邀我为之做责编，并邀请袁水拍做主编。能够再有一次与他合作的机会，我自然十分高兴。这个额外工作要靠业余时间完成，但业余时间有限，常被临时写稿任务占用，不免拖延了些时日。本想袁水拍工作更忙，早晚把稿给他看都是一样，不想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问我诗稿选好了没有，我却只完成了一半。既然他催问，我便集中精力突击了几个晚上把工作完成，并详细说明我对编选的总体意见和做法，对尚拿不稳的稿件也注明我的看法请他定夺。当我把选稿全部交付他以后，却迟迟得不到回复。时间拖得一久，这项工作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还是由于我起始时的拖拉，错过了他百忙中恰好出现的时间空隙，才导致这项工作流产的吧。这不免辜负了出版社的厚望，也成了我一个不圆满的憾事。

解放以来，以辛辣的讽刺诗成名的袁水拍诗风大变。除有时写点针对时弊的政治讽刺诗之外，多是以满腔热情歌唱新生活，写出了大量歌颂祖国建设成就以及国际友谊的作品。其实他更擅长的还是抒情诗，有一首取材于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抒情诗《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上世纪50年代曾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还被谱成独唱歌曲，听起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但他并非专业作家，解放后始终负有工作重任：从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如果不是为繁重的行政工作所累，被过多的政治任务分散精力，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更美的抒情诗来的。正如徐迟所说“诗人需要的是桂冠，不是乌纱帽”。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宣部成了被砸烂的“阎王殿”，身为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则成了“大判官”，在批判中自然首当其冲。不知遭受了怎样的冲击，不堪其辱的正直诗人竟愤而服毒自杀，幸而被及时抢救过来。随后中宣部全部人马被下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五七干校”劳动。在那大西北风沙烈日的艰苦环境中，对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袁水拍来说更是严酷的考验，经受了不少折磨。后来，他才得以返京工作。这个老实人又被“四人帮”选中，升任文化部副部长，不论他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服从安排。这段短暂的不光彩经历便成了他一生中莫大的耻辱，不仅为同行所不齿，更受到党的长期审查，迟迟未能恢复工作。大约1980年的一天，我在回到北京时，有机会参加了一个作协组织的诗人集会。会上见到了不少隔绝已久的诗界故人，大家都非常高兴，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座中我突然发现了独处一隅的袁水拍，他的形象把我吓了一跳：头发花白稀疏，面容苍白憔悴，全身消瘦得几乎成了一副骨架，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我不禁惊呼道：“水拍同志，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一看周围也没人搭理他，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好，只好默默走开，但他那异乎常人的形象和抑郁的神态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难以想象，是怎样的痛苦煎熬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才把这一向庄重自持的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来得知，两年后他便在苦闷和期待中病逝，生前迄未得到党做出的结论。为他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不愿随众投石，不忍他身后过于凄凉的邵燕祥和朱子奇为他送了花圈。由于晚节未保，生前身后饱受诟病和冷落，袁水拍可算是个悲剧人物了。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犯了多大错误，如今斯人已逝多年，盖棺论定，该给他个公正评价吧。不知社会舆论有无共识，我却总认为对他情有可原。他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唯命是从，坚决完成党的任务，不会质疑，不敢违反，已经成了他的思维定势。在那个一切反常，是非难辨的年代，他这天真虔诚得近迂的老实人，对四人帮的错误路线盲目紧跟、忠实照办，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这不慎失足的错误行为虽属咎由自取，却也是身不由己。他既已彻底痛悔，且已得到了足够的惩罚，又何必再做苛责呢？全面公正地看待他，充分肯定他的成就和贡献，还他诗人的荣誉桂冠，享受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该是公正合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