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生涯
作者： 羌人六
我再也不想割菜籽了
已经好多年没割菜籽。那些年，菜籽都是我妈让我帮她割的，我抱着助人为乐的态度，帮我妈割了多少菜籽啊。
如果不帮我妈割菜籽，她就会骂我：“砍脑袋的。”
我爸在街上打牌输了钱，我妈也是这样骂。
我和院子里的伙伴在别人家的菜籽地里“洗澡”“挖隧道”“藏猫猫”;我们把别人家刚刚种在地里的花生挖出来一粒粒吃掉。别人，也是这样骂我们。就好像，我妈长到他们身上去了一样。
今年五月份，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多年没割菜籽，我突然就想割菜籽了，我需要一块菜籽地，需要一把镰刀，需要一点好心情，甚至需要关掉手机。好多年没能割上菜籽不是我的错误，而是镰刀的错误，割菜籽的镰刀在我的生活里睡着了似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镰刀。真是叫我大吃一惊，沉睡的镰刀在冥冥之中，似乎显示了，我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了多久，走了多远。
遗憾都是可以弥补的，媳妇就高高兴兴开车带我回她娘家了。每次都是一样，这次到她娘家，天已经黑了。总是晚上才拢屋。她妈的比喻很形象：“每次回家，都跟做贼一样！”
媳妇八十多岁的婆婆不知道我是专门回来割菜籽的，她指着镇上的灯火神神秘秘地跟我们说：“你们看到了没有？镇上那些灯半夜三更都亮到起的！”
我们一头雾水。
隔了半分钟，婆婆终于难过地说道：“好费电呀！”
第二天睡到中午，又吃了午饭，又磨磨蹭蹭到下午两三点，我才想起，我是来割菜籽的，不是来度假的。我找了一把镰刀，就去地里割菜籽了。
割菜籽的时候，我想起我妈的话，我已经好多年没帮她割菜籽了，我很难过。于是，我一边割菜籽，一边自责：“砍脑袋的，家懒外头勤！”
盐亭的菜籽和平武的菜籽不一样。我老家的菜籽长得“精致”，像是浓缩过的一般，又细又矮，这儿的菜籽都是大个子，长得跟树差不多;我们那儿割菜籽是一把一把地割，这儿是一棵一棵地割。尽管这样，我还是割得很快，毕竟手艺还在。割到地中间，意外发生，我碰到一个鸟窝，鸟窝里四只刚刚出壳的小鸟，看到它们，感觉这个世界仿佛也没有诞生多久。但似乎有点晚了，因为我已经把那棵菜籽割倒了。鸟窝像一只惊呆了的嘴巴，看着我。我只是来割菜籽的，没想会这样，我连续退了几步，想让时间退后一点。
我把鸟窝高高搁在已经躺下的菜籽身上，但一切都晚了，她们说，它们的家长不会来了。
过了几天，帮她爷爷家割菜籽的时候，类似的错误，我又犯了一次，那鸟窝里，也是四只幼鸟。这些鸟，被她爷爷家的鸡吃掉了。
我吃肉，但活到现在，我连一只鸡都不曾杀过。割了巴掌大块地的菜籽，就破坏了两个家庭，让八只鸟失去性命。那八只鸟儿还没有长大，没有在这个世界飞过，就死了。那八只鸟儿今后会变成多少鸟儿啊，如果天空死了，我想我也是要负责任的。
真的，我很抱歉，我很自责，我再也不想割菜籽了。
红嘴巴鱼
一切，似乎必须从头说起，从我长势惊人的头发说起。
在绵阳，我每月都要从园艺山徒步或开车到山下的三里村理发，少则两次，多则三次。葡萄牙小说家萨拉马戈在一部小说里提到：“基于神创万物皆有联系这一整体感，甚至有人说人类是用大象的尾料做成的，同时也由于这动物的象征、内在和世俗意义。”即便如此，我对我的头发仍然怀有敌意，直白点说，我不喜欢我的头发。原因是，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感觉它们总在不停地长，如此随意、放纵，有失矜持，完全没点底线。
说到我的头发，不能不说到我的身高。小时候起，我就饱受个儿高的困扰。读书上学那些年，在教室上课，或在坑坑洼洼的水泥操场上做广播操、参加升旗仪式，为了照顾班上那些矮鸡蛋，不挡住他们向生命四周探索、猎奇的视线，我自然成了排挤对象，总是永远站在那些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尾巴上，感觉起来就像一面世界上最不挡风的围墙。我爸妈身高差不多，两个都是一米七多点儿，加起来三米四。那些已经十分遥远的日子，我不担心我长到三米四，我担心的是，以后我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衣裳，那么长的裤子;后来，我在南坝镇当老师，一群小学一年级学生，在我面前小青蛙那样蹦蹦跳跳地问：“刘老师，刘老师，你有一百岁了吗？”他们以为，身高和年龄挂钩，个子越高，年纪越老。好在如今，我的身高不再是个问题，终于踩死刹车，定格在一米八三这个高度，不再增长，不再喧声辚辚地朝上任性疯长。此去经年，麻烦没有丝毫减免，我发现，虽然我生命里那些用来长个子的力气和速度都用完了，但是，我长头发的力气和速度，又在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上，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天分。这种天分，还很惊人，有一天，媳妇说她一年多没有去过理发店，我才意识到，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
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我怀疑它们一遍遍抵达我身体上的这个高原地带，要么是抄小路，要么是走高速。
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我甚至怀疑耳朵里那些蚊子似的嗡嗡声，是它们集体生长时带出的轰鸣。那密密匝匝的声音，就像我们眼皮底下的日子，就像我们悄悄来临又悄悄流走的生命，片刻不停。
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稍不留神，我就会变成野人。为了头上这片微不足道的庄稼地，我必须放下手里所有事情，听从理发店的召唤，去三里村理发，花钱给脑袋锄草。
园艺山，我家小区外，有好几家理发店，我到其中一家理过一次，三十六块钱，抵得上我一包半烟钱。我觉得贵了，不是贵得吓人的那种贵，是贵得咬人的那种贵。三十六块钱要是买成三十六袋盐，要吃好多年？！所以，我还是愿意到三里村理发，当然，三里村现在也不便宜，从原来十五块涨到了现在的二十一块。毕竟是形象工程，头发还是要剪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每次，去三里村理发，我都有种占便宜的感觉，感觉自己是走在节约了十五块钱的路上。去理发的路上，我总是想着哪天才能把这十五块钱取出来，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媳妇几次跟我商量，物价这么高，我帮你剪，可好？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算了。儿时，我亲爱的外婆曾拿着剪子给我剪过一次“锅盖子头”，这种发型虽然不要钱，但是要命，不好看就算了，关键是还很难看。从那以后，我死死记住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绝不让人免费在我脑袋上胡作非为。事实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理发这样的事情，我宁愿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人。尽管，我对发型要求不高，短发就行，我只是担心媳妇剪不出别人给我剪的那种味道，所以，我要到三里村理发。
到三里村理发，其实，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最开始来绵阳那几年，我一直在三里村租房子住。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就是那座鹤立鸡群的天主教堂，也叫露德圣母堂，我原来租住的房子，就在教堂后面。置身三里村，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些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参差不齐的水泥楼房，感觉起来，就像一群迷路的人，彼此都不约而同地走错了地方。
就是这么个像是彼此都不约而同地走错了地方的地方，那几年，我不但住出了感情，也住出了惯性。搬到园艺山定居，现在已三年有余，但我还是会选择去三里村理发。一个人，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重复着他过去的某些部分。
那天上午出门理发，实际上是那天晚上的饭局决定的。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过去往往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然而，那天，我才隐隐发现，其实一个人的未来也在影响着一个人的当下。我去三里村理发，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天，我轻轻松松走完为我节约了十五块理发钱的那段路，从园艺山走拢三里村那家我每月都去剪头发的理发店。奇怪的是，我已经在这里剪掉无数次头发，但我居然不知道这家理发店的名字。不光三里村的理发店没有名字，这里的菜摊、卤肉摊、水果摊、包子店，大多都没有名字。理发店的两个年轻人是我老家平武的，作为他们的老顾客，我们已经很熟。事实也证明，我们早就很熟，每次到店里，无论星期几，他们都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兄弟，学校又放假啦？！”
其实我两三年没在学校教书了，他们每次总是喜欢这么问，每次都像从前一样。因此，每次我都要这样那样地解释一番。交流如此寡淡，或许是因为，我们之间除了头发，没有别的语言。
每次来理发，我都会跟理发师交待一件事，洗头不用洗发水，直接用水冲下，然后开始剪头发，即可。或许在他们看来，创造那样繁琐的一套理发程序势在必行，毕竟要收二十一块钱，抛去这二十一块钱里面所有必须、合理的成分，对我而言，这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剪头发就剪头发，我讨厌麻烦，宁愿删繁就简。
那天上午，刚走拢理发店，店里除了两个理发师，还有一位顾客正在理发。
看见我，理发师A立刻像往常那样问了一句：“兄弟，学校又放假啦？！”
那个“又”字我听得不舒服，好像老师很闲似的。
我这样那样地解释了几句，然后，告诉理发师A：“和上次一样。”
理发师B正在和那位穿着只能看见脑袋正在接受锄草仪式的顾客A兴致勃勃地聊天。以前，或者现在，或者今后，我也这样，都是这样，一边理发，一边跟理发师说点什么。或许，人和人之间的缝隙，或者距离，通过说话才能填满。
看得出来，理发师两人都对顾客A很熟悉，顾客A和我一样，是他们的老顾客。
理发师B跟顾客A说：“哥老倌，你现在潇洒哦！忙时做生意，闲时钓钓鱼鱼，安逸！”
顾客A说：“嗨，就那样！”
理发师A问顾客B：“你恐怕红嘴巴鱼钓的多哦？！”
顾客A笑呵呵回答：“不怕你笑话，我就爱钓红嘴巴鱼。红嘴巴鱼，呵呵，只要想钓，多的是哦！男人嘛，趁着年轻，多钓几条是几条，反正不亏！”
我从他们嘻嘻哈哈的谈话里捕捉到了“钓鱼”“红嘴巴鱼”这样的字眼。说起钓鱼，我是急性子，对这种慢节奏生活很不欣赏，早年在老家门前那条河里我倒是经常去钓鱼，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钓过鱼了。在三里村，在这家熟悉的理发店，我这辈子头一次听说“红嘴巴鱼”。我想，红嘴巴鱼是什么鱼？是野生鱼，还是那种鱼塘里的鱼？
我有心请教一番，问顾客A：“兄弟，你说的红嘴巴鱼，是不是黄辣丁？现在好多钱一斤？”
在我老家，有野生黄辣丁，好像要一两百块钱一斤，我想，他们说的“红嘴巴鱼”，或许就是黄辣丁。毕竟，红和黄，有时候，不那么分明。
空气沉默足足十秒钟。两个理发师和顾客A似乎想笑，又没有笑。
理发师B撕破沉默，说：“我们说的红嘴巴鱼，跟黄辣丁没有关系。”
理发师A说：“呵呵，这红嘴巴鱼啊，可比那黄辣丁贵得多！”
顾客A在他们说完，补充道：“我们说的红嘴巴鱼，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美人鱼。”
红嘴巴鱼就叫美人鱼，我恍然大悟，心里连连“哦”了好几声！原来哦，他们聊的是风花雪月，跟我以为的黄辣丁，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我自责见识短的沉默不语的空隙，顾客A开始得意洋洋分享他的风流韵事。他说自己经常以钓鱼的名义，去钓红嘴巴鱼……十多分钟的理发时间，基本是顾客A一个人在说话，一直在说话。间或穿插着理发师的只言片语和心猿意马。
“今天这个时代，没哪个男人不坏，没哪个男的不喜欢红嘴巴鱼！兄弟们，你们敢不敢承认，我们男人没得一个好东西，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
顾客A赤裸裸的“总结”振聋发聩。
花二十一块钱，在水泥楼房就像彼此都不约而同走错了地方似的三里村理发的顾客A，和两个年轻的理发师，在头发的咔嚓声中间，免费为我奉送了一个叫人面红耳赤的秘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种鱼，叫红嘴巴鱼。红嘴巴鱼不是黄辣丁，虽然，红和黄，有时候，不那么分明。
老家有句口头禅：“头发长、见识短。”
我在三里村理发，镜子里，我的头发变短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轻松，甚至还有些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