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涉大川

一

第一次和吴宝麟见面，大约在2020年儿童节前后。其时她以博士后身份暂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跟随廖名春先生研读《周易》。宝麟有着婴儿般的面庞，喜欢薄棉布书包、森系插画小卡片，喜欢有人类表情的动物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东墙巍然悬挂着张载“四句教”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我们好像携手回到了我们的少女时代。

宝麟摘下口罩，叠成一小卷，用挂耳绳固定住。两年后的今天，我居然还记得这种无关紧要的瞬间，并因此回到那个口罩极端匮乏的春天。2020年1月末尾，武汉暴发新冠疫情，新病毒开启了地球的新景观。如今已近三年过去了，病毒几经变异，还在和人类殊死搏斗。而人间发生的故事未免太多。思前想后，唯有低眉垂目、默然无语。时空仿佛叠成一小卷，过去和未来，都被口罩过滤成为当下的一呼和一吸。

“在不确定的尘世……”我每每以此开启新学期的课程，以佛经的表达，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安住”。经中说“住虚空中”“住淳善地”，那是涅槃寂静、如如不动的“出世间”;以时空之网把人封控在口罩里的“世间”，却是泥沙俱下、轮回不已。然而，即便如“阿鼻地狱”“五浊恶世”这种汉语中最黑暗的命名，亦可能因为“安住”而令不同形态的生命甘之如饴。想象一只小虫在莫比乌斯环的“阴”面爬行，阴阳相即的一瞬，它已经翻转至莫比乌斯环的“阳”面了！

阴阳翻转、七日来复，这是《易》的剥卦和复卦。复卦乃剥卦之反卦，剥卦是五阴一阳，唯一的阳爻是上九，阳气即将剥落，剥极必复，复卦是一阳五阴，唯一的阳爻是初九，阳气正在复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卦卦辞）。“七”既是卦象的六爻往复之数，也是古人对时间循环更新的信念。为了探究“七”的奥秘，我借助互联网和数据库上天入地找材料。这种偏僻的好奇心，源于2019年和谷卿、李延睿、冯松三位小友同行考察陇东石窟时，在泾川南石窟寺和庆阳北石窟寺所见的两组七佛大像。那是“无疫时代”的最后一年，此后，“旅行”这个词将被赋予新时代独有的哀欢，那些因为新病毒而无比艰辛的旅行，那些因为不能旅行而阴阳两隔的伤痛，不知不觉间已在人类历史中自成篇章。

说起旅行，自会联想到旅卦。旅卦乃丰卦之覆卦，丰卦爻辞数次提及“日中见斗”，“斗”即北斗七星。在下一年疫情起伏的间隙，我到甘肃博物馆，在北凉石塔和宋代经变绢画的展陈处久久驻足。作为中国最早的塔例，北凉石塔共存世十四座，不止一座刻有八卦、北斗七星和七佛。《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经变画上部亦有七佛，两侧是连环故事画。北凉石塔的铭文中出现了一种佛教传入之前中土典籍中未曾有的奇特表达：“七世父母”。“七世父母”亦见于北朝时期的造像碑。“北斗七星”“七佛”和“七世父母”同时出现在北凉石塔，“七佛”和父母同时出现在《佛说报父母恩重经》，那么“父母”和“七世父母”有何差别？“七佛”和“七世父母”有何关联？“七佛”和“八卦”，一个来自于印度、途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一个生成于黄河流域，乃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的最深沉的秘密，它们在河西走廊相遇。观念的砥砺、碰撞和交融，如何形塑了过去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

史料记载，南北石窟寺的七佛，乃北魏权臣奚康生在平息一场反乱后主持修造。纵观历史中国，十六国北朝尤其留给我们“不确定”的印象：“五胡乱华”、中原板荡、长城内外政权频繁更迭、游牧民族南下而牧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后赵、北魏、北齐等觊觎中原的胡人政权认佛为“胡神”，立国后往往会把佛教教化资源引入意识形态，希望给身似飘萍命若草芥的百姓一个身心安顿处。即便贵重如奚康生，也要在一场屠杀后矗立起安稳、超拔的大佛，让尘世之上的慈悯目光普覆全体。汉唐之际，佛教的传入和胡族的融入相辅相成，以此为契机，以三代为正朔的华夏文明走向丰赡宏阔，经此抟搓，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根基的思想框架大体确立。

防控期间，我最挂念我的父母，担心他们缺粮食少蔬菜，然而很快收到了父亲寄来的150公斤大米。如今已近三年，大米尚存少许。我决定写一篇论文，说说“七”“七世父母”“七佛”所关联的中古早期观念世界。写作时不得不反复敲下“父母”这两个字，就像发电报。我的老父和老母，会不会在某个瞬间收到宇宙中的神秘信号呢？

只辨析了“父母”和“七世父母”，文章已经过长，于是打住，也算兴尽。疫情暂时平复，管控也松动了，迫不及待去看望了父母。小心翼翼摘下口罩的那一刻，彼此都有劫后重逢的庆幸和喜悦。

宝麟博士后工作到期面临出站的选择，便约她到单位见面。我向宝麟大致介绍了新论文：“七世父母”其实就是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形态。“父母”即“生身父母”，这在儒家知识和观念系统里是不言而喻的，佛教把“父母”分成“生身父母”和“七世父母”，促使儒家重新思考观念的边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提到，相比殷礼，周礼有三项新的建立，其一便是“庙数之制”。《礼记》规定“七”是天子之数，“天子七庙”，意思是只有天子可以祭祀其上六世加上太祖共七世祖先，庶民则不配祭祀祖先，遑论“七世”。《佛说盂兰盆经》却以“七世父母”为超度对象，为庶民规划了祭祖方案。这个例子貌似历史缝隙中的微澜，却也能见微知著。如此一来，儒家平等观念可能要应对如下提问：其一，以人为唯一目的，抑或以六道众生（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生命形态）为目的？其二，运用于计量人的生命长度的此世，抑或运用于全部生命形态共享的“三世”？其三，人世间的等级制度，作为不平等的根源，是否天经地义、有无消弭的可能和路径？总而言之，从佛教的缘起思想向外推衍，无远弗届的、不受时空滞碍的平等才有可能，中国文化中若有彻底的平等，此“平等”离不开佛教在初传并中国化的历史时期对本土观念的冲击和启发。

然而所谓“观念”终归是一孔之见，宇宙浩瀚，无形无相，人类施设了“时间”作为观念的工具，万事万物才能一一展开，才有我们眼中的世界。进入历史时空，人类创造文明、发明文字、记录世界的样貌、探索超乎人世之上的宇宙秘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不同文明和文化系统中的人们未必不是在探索同一个真相，人们终将回归同一个宇宙。汉唐之间的数百年，由佛教而生发的基于缘起的平等观，未必不是对中国既有观念的唤醒和发覆。即便盘点儒家观念，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上溯到六经之首的《周易》。“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孔子作传”，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对宇宙的观察和对人世的体认，庶几收束于斯。

相谈甚欢，不期有灵光乍现。我当即决定，邀请宝麟组织一次有关《周易》的讨论，作为“汲古论坛”第七场——是的，恰好是第“七”场。宝麟欣然应允，几天后提交了方案。得知她把论题定为“以《周易》之眼观世：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我不由深深折服于宇宙的秩序和命运的安排。

二

2020年9月，履新不久的文化和旅游部胡和平部长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调研，中国文化研究所是其中一站。胡部长指着文化所学术厅东墙的张载“四句教”问：“今年是什么年？”众人哑然，我亦无言以对。“今年是张载诞生一千年！”胡部长又问，“这四句话，你怎么理解？”

我想起那个久远的下午，唐达成先生问过我同样的话。20世纪90年代中叶，他是中国作协掌门人，我是初入职场的年轻记者。某次会议间隙，他没来由地要送我一幅字，问我喜欢什么内容。我每晚蜷缩于恭王府后罩楼一间公用办公室，没有一寸私人空间，对这份礼物有些迟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写张载四句教吧！”于是一字一顿背了一遍，内心竟升起些许苍凉的豪迈。唐先生很惊讶：“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喜欢这个？这四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其时我的师长们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接续八十年前的“五四”余响。我的同学们一出校门就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旧根基千疮百孔，新秩序缺檩少梁，“在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语），有无恒定的价值？我们向往的彬彬有礼的好社会如何可能？我们步履艰难的人生如何校准、如何抉择？我们求真向善的心何去何从、如何安顿？

“四句教”字很多，我请唐先生只挑其中一句写，纸的尺寸尽量小一点，方便居无定所随身携带，这便说起文史哲专业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后大概率会遭遇的困窘。唐先生亲切温存，我不由流露些许私意，盖平日不足为外人道者：虽寄居王府，因居住条件过于严苛而日常用度过于拮据，只能以颜回为楷模，学习他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不时有朋友携酒来王府共饮，半酣时分，常同颂“四句教”，仿佛西墙有铭，点醒自己不忘记读书人的使命。虽镇日为衣食奔波，疲惫不堪，但从未想过“下海”或“进外企”，投身“商品经济大潮”载沉载浮。我之向往，乃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学者，去做“为往圣继绝学”的本分事。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如此宏阔的事，还真不敢去想。

唐先生频频颔首、微笑不语。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四尺斗方，内容并不是“四句教”，而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闲散飘逸的行楷，与未届而立的我若即若离。而今，唐先生已作古，面对胡部长发问的我，已过“知天命”，年龄恰好倍于当年面对唐先生时。一时百感交集，一通漫漶后草草做结：这四句教，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也是每个读书人的“下工夫处”。

然而事后我很想修正以上应对，说“每个读书人”未免臆断和疏阔，我本人就早已经不把“四句教”作为“的的大意”了，正如我早已不执着于“新”，只把“新”视作“变易”，而不必然把“新”等同于“好”。比如“新冠病毒”也是“其命维新”，此“新”，此时此刻的人类只能视其为瘟疫、祸患和灾难。即便“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也更愿意把“生”解为“变化”，而不轻易和某种特定的价值去绑定。

我也早已不执着于过去现在未来单向递进的线性时间观，以及随之而有的“日新日日新”的进步观。不断变好，只是人文宇宙的梦想，对“越变越好”的信念，只是推动“人文的宇宙”持久运行的基本动力。“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剥卦和复卦是小循环，既济卦和未济卦是大循环，七日往复，周而复始，春夏秋冬又一春，不断变易周流不息，则是“天文的宇宙”的底色。第七场汲古论坛，宝麟提出了问题：“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有启发力的点在于，和“人文的宇宙”相对应的是什么？我们习惯了以人本主义立场思考和行动，有没有想过，以人的欲望和信念为动力而不竭运转的“人文宇宙”，并不能成为人有能力讨论的客体或对象，人文的宇宙是既成事实。“非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这才是个问题。

2020年，横渠先生一千岁，我正好五十岁。“五十”是“大衍之数”，然而“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系辞上传》），用以占筮的五十根蓍草，有一根是抽出来搁置不用的，用四十九根蓍草，足可推衍天地运行和人事兴衰。如此看来，在人文的宇宙，四十九是最大数。那不用的“一”又作何用呢？王弼说“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不用”不是“用”的相对，正如“动息则静”，静不是动的相对;“语息则默”，默不是语的相对。不用、动息和语息，“异类”才有可能“获具存”，天地之心才会呈现。虚而不用的“一”，恰恰是人类从人文宇宙返回万物平等的全体宇宙的可能性和通行证。

横渠先生以及同时代的二程、司马光等宋儒必不会认同此说。张载是关中人，关中是周人故地。他早年著有解说《周易》经传的《易说》，晚年著有以易学发明儒家诸经的《正蒙》，王夫之以为其所论学“无非易也”。谷卿提议，汲古论坛的第八场，不妨给横渠先生庆千岁之寿，讨论张载与宋儒的思想世界。在上一场，宝麟请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民老师为《周易》做概述，谷卿说，辛老师其实专门研究张载，他新出的专著，题目正是《张载易学研究》，不妨请他来操持本次论坛。

自上回在文化所学术厅一别，再未与宝麟谋面，论坛也只是在线上举行。这时她正好发来信息，告知已出博士后流动站，在一所高校获得教职，还在中关村。其命维新，她开始了新生活。

逝者不舍昼夜，斯人浑然天成。天地以其不仁，万物得其所哉。

三

疫情第三年，暮春。某日新闻中同时出现的两个地名，将为历史长河留下刻度和标记：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因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而“入于坎窞”（习坎卦爻辞），全城封控，艰苦卓绝;河北雄安，作为“千年大计”，“元亨利贞”（乾卦卦辞），正攻坚克难、蓬勃生长。

雄安新区本于三个县：雄县、安新和容城。“容城三贤”刘因、杨继盛和孙奇逢，是儒家道统和学统中的精神航标——刘因和孙奇逢发微理学、教化一方，在文庙配享从祀;杨继盛被封为北京“都城隍”，秉持正义、护佑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