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外二篇）

太阳照亮了花小芳摆在铺子门口的几箱蔬菜，它们露着头，发出一种散漫、温暖、阴阳交织的光，与周围小区建筑物的规范、整齐、一根根笔直线条里透出的冷漠格格不入，相当显眼。一只瘸腿的白猫闻了闻那箱从澄江的水田里拉来的藕，转身走了（它是老邻居了，住在后面的烂尾楼里）。藕身上糊着黑泥，“这么脏，也不洗一洗？”一位讲普通话的顾客说（字正腔圆）。“泥巴糊在上面才保鲜呢。”花小芳说。“没听说过。”顾客还是拎起一截扔在秤板上，“多少？”“三块二毛，算您三块。”两人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聊：“你要相信，我活得到一百岁。”“何必说，必须的。”“等下，我去拿包烟。”年轻点的男子跨进花小芳的店，要了一包大重九，“记在我账上。”外面，一辆刺目的闪闪发光的黑色本田车正在大道中央按着喇叭。花小芳走出去一看，几个戴着灰色牛津布渔夫帽的“队员”（她把这一类人都叫做“队员”）在路中央支着个黄色的三脚架，挡住了路。司机又按了几声，一个队员走到他车窗前：“大哥，耳朵不好，您莫按了，没看见我们在工作？等一下嘛，马上就好。”司机点了根烟抽着，另一只手吊在车窗上，看着他表演（他们的那一套规定动作很像是排练过的）。车子后面跟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车队，有的按喇叭，有的没按。约摸十分钟，“队员”将东西搬到路边，重新支好。汽车赶紧开，一辆跟着一辆，路面又空了。“队员”们继续干活。一位“队员”低着头眯着眼睛紧贴黄色架子顶部的一台白色仪器朝一个方向看，随即说出一个数字，站在旁边的队员就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来（花小芳不知道这台仪器叫做水准仪，是用来测量物体的空间距离的）。花小芳想问问他们在干什么，却欲言又止，王姐姐喊她了，她就走回自己的店去。

花小芳在“前进之城”租了一家铺面，卖蔬菜、豆腐、米线、水果、盐巴、鸡蛋、打火机、纸巾、牛奶什么的。她和她丈夫经营了快十年。她终日站在门口，那儿支着一张松木写字桌，上面放着一台电子秤。写字桌的抽屉以前是放钱币的。白天，分币钞票胡乱扔在里面，收摊后她才整理，找了几根橡皮筋，将钞票分类扎好。现在，抽屉大部分时间空着，只放着她的梳子、镜子和记账的本子、圆珠笔这些，还有一盒子即将过时的镍币。两年前，顾客忽然就不再用现金付款了，都是用手机扫码。她留着这些找不出去的镍币（从元到分都有），她有点珍惜这些黄灿灿的、像是金子的、会叮咚作响的“五角”，它们仿佛是纪念章，总是给她一种充实光荣的感觉。微信付款有点怪怪的，交易在黑暗里完成，看不见一张纸币，从前从纸币散发着的令人兴奋的“铜臭味”消失了，付款成了一个难以令人放心的假动作（就那么用几个指头在手机上按几下，真的就会到账吗）。她在外面忙碌的时候，丈夫吴小耕在里面负责案板上的活计（他们也卖猪肉）。儿子放学就来店里做作业，在隔板下面支把椅子，刚好够铺开作业本和教科书，笔掉到地上，伸手就能捡回来。“妈妈，你的肚子有点大了。”“莫乱说！”有时候花小芳她妈妈也会从村子里过来帮忙，坐公交车，下车后走十分钟便到她的店。她像个老母鸡似的站在店里，背着手转来转去，看着顾客往塑料筐子里放菜，将掉下的菜帮子拾起来（有些顾客抓起一棵白菜，咔嚓一声就掰下一片，那儿只是抹了点泥巴。他们并不介意，这种斤斤计较的顾客倒是不多），收到一只蓝色塑料箩筐里（她要带回去喂猪）。或者坐在小板凳上，将白菜、韭菜什么的择干净，脚边堆着一堆败叶。他们早上七点钟开门，晚上八点关门。将铝合金卷帘门放下来，一家四口坐着那辆用来运货的二手面包车回村去。老妈坐副驾，吴小耕开车，花小芳和儿子坐在后排，儿子将书包搁在腿上。村子离小区有七公里，他们差不多八点半到家，一家人又开火做饭，要到十一点才熄灯。

花小芳的店就叫“花小芳”，在前门小区深得人心。菜新鲜，货物充足。她善解人意，知道要进什么货，清楚顾客喜欢什么。别家进货想着的是顾客的钱包，她进货想着的是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鸡蛋她只卖土鸡蛋，蔬菜她进没施过化肥的。无论谁进了店，花小芳都要打招呼，搭讪几句，问好请安。她是村子里来的，她们那里还保持着传统的礼仪（这一家子行事的风格透着尊重、淳朴、灵性、善意，还有点慈悲，有人就猜莫不是仙人下凡？小区开盘已经二十年，邻里之间还是陌生人，从来不打招呼、不联系，路上彼此碰到视若无睹，只顾看自己的宠物（这些家伙不会让人，当着你的面就揸开胯撒尿）。只有在花小芳的店里，陌生人才会点头，让让（她的店子小，两个人过，一个就要让另一个）。“买菜呵！”“买几个鸡蛋。”“这个苹果味道不错。”“天气不错呵！”……出了门，彼此重新恢复不理不睬。花小芳却是随时要理睬进来的每个人的，不只是理睬，还带着一点点见到远房亲戚和老邻居的味道。“来啦，好点没有？许久不见，瘦了。”那胖子就心中一热。“还是半斤米线，二两磨肉？”“这套衣服好好看呢！最合您穿。”“您要的肥皂到货了。”“手机别忘了。”……他们觉得每个人都面善，“恶人只在你自己心中。”吴小耕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语文老师的父亲说的。花小芳将她的各种蔬菜水果摞成一座座小型金字塔，石榴金字塔、苹果金字塔、菠萝金字塔、宝珠梨金字塔，番茄金字塔、白菜金字塔、洋葱金字塔、土豆金字塔、茄子金字塔……洒点水，一堆堆闪着光，似乎旁边是一条青色的尼罗河。那些堆不成型的，她就整整齐齐码在塑料箱子里，韭菜、香菜、折耳根、蘑菇、辣椒、茭瓜、大葱、豆角、土豆……也洒点水，让它们保持新鲜。有些菜还要动手去掉渣子、败叶，拣得干干净净，好让人家买回去在水龙头上涮涮就能下锅。靠墙的是几排货架，上面摆着酱油、胡椒粉、小粉、土鸡蛋、干辣椒、草果、八角、花生米、粉丝、咸菜（花小芳她妈妈自己腌的）、面条、香油、白糖、蜂蜜、昭通酱……还有一张肉案。他丈夫负责卖肉，每天进半头猪的量，按部位改刀成块、条什么的，排骨、腰花堆在一边。总之，她的店不贪心，没有一般店铺的那种只盯着钱包的铜臭味。一心一意为大家服务，赏心悦目，令人信任、放心、高兴。“还不够，还要打整。”吴小耕说。他在盘算着要将铺子里的墙面都装上木板，让店面看上去像个小宫殿——蔬菜水果宫殿。“春节的时候就动工。”“这可得一大笔钱咧！”“不怕，这是长久之计。”吴小耕说。夫妇两个热爱这个营生，这个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仅养着他们一家，也令他们心旷神怡、广结人缘。每天一醒，天还不亮，两口子就直奔店上，吴小耕一边开着他那叮叮当当响的旧面包车，一边还哼着曲子。他们店旁边也开过几家同样的店，店主们并不喜欢这营生，临时抱佛脚，怎么都行，只要有钱赚。只想赶快赚了钱走人。赚这种钱很难速战速决，必须细水长流，这是一辈子的营生。赚不到大钱，赚小钱他们没有耐心。百货店、高尔夫用品店、情趣店、五金店、卖牛肉面的店、卖烧饼的店、卖包子的店……都有人开过，开一家倒闭一家。后来的租户连招牌都懒得换了，卖米线的，挂的招牌是“前进之城美容中心”。花小芳和吴小耕不在乎赚钱，只在乎过日子，赚的钱够过日子、够过到老就行。“钱不要一个人赚了，大家都赚点，个个都要活嘛！”花小芳她妈对大腹便便的周婶说（周婶是深圳过来的，在小区有一套联排别墅，儿子买的，老两口在夏天过来住个半年。360平方米的房子，太大了，待不住，得闲就往花小芳的店里来）。周婶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啊哦，你是菩萨心肠，我倒是希望钱越多越好。”说完拎着一块豆腐、一盒鸡蛋走了。列文一条腿支在人行道上，一只手扶着自行车：“吴先生，给我五两里脊肉。”小耕在里面听见了说：“好咧！”就仔细割好，秤够，用个塑料袋装着拎出来递给他。她接过他的手机去扫码。“你家儿（昆明话会在“家”后面儿化一下，意思就成了“您”）的密码是多少？“764532。”花小芳不会打听顾客的名字，是列文主动告诉她的。“我是列文，来自俄克拉荷马。”花小芳哦了一声。列文（他们叫他“那个老外”）在小区里住了两年，每次来店里都是买几个洋葱、几个番茄。“怎么只要这么点呢？瞧瞧这些南瓜多好，这菠菜多新鲜，看看这个黑油油的建水茄子，今天现摘呢！”花小芳说。“我做不来嘛。”列文说。过了几个月，列文说：“你们可以来找我学学英文，只收半价。半年，你们就可以去美国了。”小耕问：“去美国干什么？”列文耸耸肩。过几个星期，列文又说了一次。小耕说他太忙了，没时间。列文就没再吭声。一个“肤若凝脂”的女子趾高气昂（穿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问：“有没有奶酪？”“没有。”（花小芳进过货，基本上没有人买，亏了）“有没有猫屎咖啡？”“没有。”“真是一家土杂店呢！”再也没来过。晚上，花小芳和吴小耕洗洗脚上床，各看各的手机。有时候说说白天的事，他们私下为常客取了诨名，“胖子”“雪茄”（他来买菜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林黛玉”（苍白，弱不禁风）“猴子”“老头”“战马”（高大雄伟的篮球运动员）“轱辘”（感觉如此）“鸡蛋壳”（感觉易碎）“花瓶”（一个婆娘）“高音喇叭”（一个退休干部）“四川人”“稀泥大学”（悉尼大学。花小芳没听懂。她儿子在那里学中文，话间经常提到）“猫”（说话呢呢喃喃）……他们也会拿顾客的言语、行为开开玩笑，评论评论。笑一阵就睡了。花小芳忽然想起早上儿子的话。“我这肚子是不是显眼了，娃娃都看出来了。”“显眼又怕哪样，现在又不搞计划生育。”（花小芳以前流过产，生娃娃让她心有余悸）流行微信付款后，她的店里随时响着一个声音：微信收款××元！本来没有这个声音，后来发现有人会用指头在手机上按一通，其实一分未付。花小芳不喜欢这个声音，显得她斤斤计较。她收钱只收整数，电子秤显示某某元某某角某某分，她只收到元，角、分忽略不计。有些顾客于心不忍：“你不容易呢！”依然是付款到分。花小芳一家赚的钱，只要够用就行，所谓的够用，就是一日三餐管饱，孩子能够交上学费。房子倒不花什么钱，他们住她父母的房子。他们早年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排平房。老两口住一间，中间那间是看电视的，小两口和娃娃住一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厕所（被炮仗花簇拥着，不容易看出来）。平房前面是一个院子，养着十多只鸡，三头猪（她爹负责喂），种着一棵石榴树、一棵板栗树、一棵桂花。他们是原住民，几百年前就住在这里，皮肤被高原上的太阳晒得黝黑，像是印第安人。嘴唇厚，鼻梁高，肌肉结实，普通话说得根歪绊倒（昆明方言，做事情做不好的意思）花小芳一枝独秀，不是“肤若凝脂”，也没有“杨柳腰”，古铜色皮肤，健康、结实、丰满（有点圆）。“她会生一窝娃娃。”村里的老人说。

他们租的铺面临街，由于地基下沉，铺面的阶梯已经开裂，倒塌了几段，楼也斜着（几厘米）。有时患着慢性抑郁症的诗人提着裤子、歪着走过来，一路念叨着：“荒凉呵！荒凉呵！”有人就问：“你找谁？”“谁也不找！”那人就奔去报告保安。诗人继续念叨：“荒凉呵！荒凉呵！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住在“橡树庄园”那个小区的、皮肤白皙的孟尝君过来了：“闭上你的臭嘴！喜欢荒凉就赶紧搬走，莫在这里穷酸。”“就是荒凉嘛，走了两公里，没看见一条鱼。”“这里是高档住宅区，才不会养着你们这些二流子。”诗人说：“你有没有看见那条鱼？”孟尝君说：“没看见。”踩了一脚油门，开走了。这个诗人叫步落次鸡，他也自报大名：“我叫布罗茨基。”“步落次鸡？外国名字吗？”“笔名！”有时来店里买一袋牛奶，一打鸡蛋，一袋白糖。统统收进一只塑料袋。坐下来，在靠门的那个塑料凳子上坐半小时，低着头看那些从菜堆里爬出来的蚂蚁。保安来了，看见是他，呼哧一笑，走了。

铺面的租金不贵，每月三千。一晃十年过去了，许多顾客都成了熟人，见面要打招呼，逢年过节，有人还要往花小芳的店里送点什么，月饼、茶叶、咖啡豆、玩具……到了春节，花小芳就关门，一关就是半个月。她一点也不着急开张，她们一家要回到村子里，初一到十五，有许多大事要做，祭祖先、拜四圣（孔子、老子、释氏、毛老人家）、祭土主庙，做火锅、做咸菜、腌腊肉、走亲戚、帮着花小芳她爹挖地啦……倒是她的顾客们担忧起来，会不会就此一去不返？每个春节之后，小区的店都要关门一批，如果她的店关门大吉，对许多人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倒不是买菜打酱油的问题，这件事与心情有关。正月十五一过，花小芳一家拉着满满的一车子蔬菜、水果、鲜花、鸡蛋又回来了。

铺子里比较清静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以后，娃娃在学校里上第二节课。顾客少，吴小耕在里面算账（专科毕业，几个粗糙的指头几乎捏住了圆珠笔头，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花小芳坐在门口择菜，将那些黄叶子去掉，抖干净泥巴。隔壁，三十四岁的傣族姑娘小丽坐在椅子上看手机（她是上个月才租了铺面的，开了间理发店，之前她是在福安小区，拆了，才搬到前进小区来。“我这个人运气不好，一辈子就是搬来搬去，搬到那儿那儿拆，都搬了七回了。”）隔壁，卖高尔夫球服的小李在玩手机。再隔壁，做窗帘的招娣姐在玩手机。再隔壁，修鞋的梁师傅在看手机。再隔壁，洗衣服的赵大哥在看手机。再隔壁是15栋，一楼的铺面正在装修，一会儿敲打，一会儿锯木，一辆卡车停在门口。“那个安徽人租下了一楼的五间铺面，听说要开一家超市。”小丽说。

那三个“队员”扯开了一卷皮尺，贴着地面拉开。

花小芳问小丽：“他们在搞什么呀？”

“测量。”

“量了搞什么呀？”

“不知道。”

花小芳忍不住了，终于走去问那个正眯着眼朝测距仪里看的小伙子：“你们搞什么呀？”

他歪着头看了花小芳一眼：“测距。”

“量了搞什么呀？”

“盖房子。”头又端正了朝测量仪里看。

“这处不是有房子吗。”

“危房，要拆掉。”

“什么时候拆？”

“不知道。”

“要不要喝点水？”

“不消。”

花小芳还是走回店拿了三瓶矿泉水给他们。在一旁做笔记的队员接着。

花小芳走回去告诉吴小耕。吴小耕正在案板上改刀半头猪，猪脸闭着一只眼睛，像是刚刚开口笑就挨了一刀。刀子在龙骨、里脊和勒条之间游走着。他昨晚躺在床上用手机看了庄子的《庖丁解牛》，对里面的刀法心驰神往，他要学会这一手。

听了花小芳的话，吴小耕停下手来说了句：“管它呢，到时候再说。”继续游刃，刀歪了一点，割到了手指头，他把它放进嘴巴，舔了舔。

花小芳走回去坐在那个绿色的塑料板凳上继续择菜（还剩半堆）。这次择的是一堆菠菜，早上吴小耕从小屯蔬菜批发市场拉来的，相当新鲜，都不需要择，花小芳只是抖抖根部还没有干掉的泥巴。

所谓故事，就是发生过的事，故去的事。一个人这一辈子要发生多少故事呐，但是如果不讲出来，这些事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你自己的黑箱。如果讲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世界的事，又叫做历史。通常每个故事都会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笑个不停；第二种是不喜，反感。还有一种面无表情，不置可否。这个故事我很少讲，也就讲过几次吧。而且每次都是三个人在听，三个人都是我自以为算得上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第一次讲是在我三十二岁某天晚饭期间（那时我已经成了作家），听的人有马奎、大朱和张高尚。马奎每次都笑得死去活来，我讲一回，他笑一回。春天的时候笑了一次；夏天又笑一次；冬天，他儿子生日，请我去吃饭，我又讲一次，他又笑了一次，笑得前仰后合。我总是忘记我已经讲过，总是一高兴就要讲一遍。大朱也笑，他的笑与马奎不同，微笑，眯着眼睛，像个弥勒佛。张高尚从来不笑，这个人天生没有笑容。

第三次讲完，张高尚和我吵了起来。他说，王建国，你这个人太庸俗了，居然和猪搞在一起。这些家伙好吃懒做，到处拉屎，毫无上进心，那个晚上是你这一辈子堕落的开始。我气了，说：“你吐屎！我冷成那样，几乎冷死，是猪救了我，给我温暖，我才没有被冻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连这点儿苦都吃不了，将来必是个甫志高。”“我要怎么样？到车头去挺着，当英雄？”“是的，这种时候，你应该独立寒秋，挺身而出。不能躲在猪窝里一声不吭，狼狈为奸。如此龌龊的事，你还好意思讲出来，还得意洋洋！”我一拳就打过去，他捂着眼睛跑了，一边跑还一边叫：“你是猪！你就是一头俗不可耐的猪！”大朱说：“是猪又咋地！你是不是骂我？”张高尚说：“我咋个敢骂你，我骂的是那头猪。”我追过去飞起一脚（我中学时练过少林拳），踢在他的腰上。他跌跌撞撞跑掉了。他跑到李申（社会学博士）那里去诉苦：“王建国这个人的老底嘛，我太清楚了。”“什么老底？”“和猪睡过。”张高尚一走，李申在电话里就将他的话告诉了我。“这个张高尚你要小心呢！”张高尚后来将这个故事发表在他编的报纸副刊上，最后一句话彻底惹恼了我：这是一个关键时候就叛变、与猪为伍的胆小鬼。我从此和他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