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外二篇)

作者: 于坚

太阳照亮了花小芳摆在铺子门口的几箱蔬菜,它们露着头,发出一种散漫、温暖、阴阳交织的光,与周围小区建筑物的规范、整齐、一根根笔直线条里透出的冷漠格格不入,相当显眼。一只瘸腿的白猫闻了闻那箱从澄江的水田里拉来的藕,转身走了(它是老邻居了,住在后面的烂尾楼里)。藕身上糊着黑泥,“这么脏,也不洗一洗?”一位讲普通话的顾客说(字正腔圆)。“泥巴糊在上面才保鲜呢。”花小芳说。“没听说过。”顾客还是拎起一截扔在秤板上,“多少?”“三块二毛,算您三块。”两人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聊:“你要相信,我活得到一百岁。”“何必说,必须的。”“等下,我去拿包烟。”年轻点的男子跨进花小芳的店,要了一包大重九,“记在我账上。”外面,一辆刺目的闪闪发光的黑色本田车正在大道中央按着喇叭。花小芳走出去一看,几个戴着灰色牛津布渔夫帽的“队员”(她把这一类人都叫做“队员”)在路中央支着个黄色的三脚架,挡住了路。司机又按了几声,一个队员走到他车窗前:“大哥,耳朵不好,您莫按了,没看见我们在工作?等一下嘛,马上就好。”司机点了根烟抽着,另一只手吊在车窗上,看着他表演(他们的那一套规定动作很像是排练过的)。车子后面跟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车队,有的按喇叭,有的没按。约摸十分钟,“队员”将东西搬到路边,重新支好。汽车赶紧开,一辆跟着一辆,路面又空了。“队员”们继续干活。一位“队员”低着头眯着眼睛紧贴黄色架子顶部的一台白色仪器朝一个方向看,随即说出一个数字,站在旁边的队员就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来(花小芳不知道这台仪器叫做水准仪,是用来测量物体的空间距离的)。花小芳想问问他们在干什么,却欲言又止,王姐姐喊她了,她就走回自己的店去。

花小芳在“前进之城”租了一家铺面,卖蔬菜、豆腐、米线、水果、盐巴、鸡蛋、打火机、纸巾、牛奶什么的。她和她丈夫经营了快十年。她终日站在门口,那儿支着一张松木写字桌,上面放着一台电子秤。写字桌的抽屉以前是放钱币的。白天,分币钞票胡乱扔在里面,收摊后她才整理,找了几根橡皮筋,将钞票分类扎好。现在,抽屉大部分时间空着,只放着她的梳子、镜子和记账的本子、圆珠笔这些,还有一盒子即将过时的镍币。两年前,顾客忽然就不再用现金付款了,都是用手机扫码。她留着这些找不出去的镍币(从元到分都有),她有点珍惜这些黄灿灿的、像是金子的、会叮咚作响的“五角”,它们仿佛是纪念章,总是给她一种充实光荣的感觉。微信付款有点怪怪的,交易在黑暗里完成,看不见一张纸币,从前从纸币散发着的令人兴奋的“铜臭味”消失了,付款成了一个难以令人放心的假动作(就那么用几个指头在手机上按几下,真的就会到账吗)。她在外面忙碌的时候,丈夫吴小耕在里面负责案板上的活计(他们也卖猪肉)。儿子放学就来店里做作业,在隔板下面支把椅子,刚好够铺开作业本和教科书,笔掉到地上,伸手就能捡回来。“妈妈,你的肚子有点大了。”“莫乱说!”有时候花小芳她妈妈也会从村子里过来帮忙,坐公交车,下车后走十分钟便到她的店。她像个老母鸡似的站在店里,背着手转来转去,看着顾客往塑料筐子里放菜,将掉下的菜帮子拾起来(有些顾客抓起一棵白菜,咔嚓一声就掰下一片,那儿只是抹了点泥巴。他们并不介意,这种斤斤计较的顾客倒是不多),收到一只蓝色塑料箩筐里(她要带回去喂猪)。或者坐在小板凳上,将白菜、韭菜什么的择干净,脚边堆着一堆败叶。他们早上七点钟开门,晚上八点关门。将铝合金卷帘门放下来,一家四口坐着那辆用来运货的二手面包车回村去。老妈坐副驾,吴小耕开车,花小芳和儿子坐在后排,儿子将书包搁在腿上。村子离小区有七公里,他们差不多八点半到家,一家人又开火做饭,要到十一点才熄灯。

花小芳的店就叫“花小芳”,在前门小区深得人心。菜新鲜,货物充足。她善解人意,知道要进什么货,清楚顾客喜欢什么。别家进货想着的是顾客的钱包,她进货想着的是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鸡蛋她只卖土鸡蛋,蔬菜她进没施过化肥的。无论谁进了店,花小芳都要打招呼,搭讪几句,问好请安。她是村子里来的,她们那里还保持着传统的礼仪(这一家子行事的风格透着尊重、淳朴、灵性、善意,还有点慈悲,有人就猜莫不是仙人下凡?小区开盘已经二十年,邻里之间还是陌生人,从来不打招呼、不联系,路上彼此碰到视若无睹,只顾看自己的宠物(这些家伙不会让人,当着你的面就揸开胯撒尿)。只有在花小芳的店里,陌生人才会点头,让让(她的店子小,两个人过,一个就要让另一个)。“买菜呵!”“买几个鸡蛋。”“这个苹果味道不错。”“天气不错呵!”……出了门,彼此重新恢复不理不睬。花小芳却是随时要理睬进来的每个人的,不只是理睬,还带着一点点见到远房亲戚和老邻居的味道。“来啦,好点没有?许久不见,瘦了。”那胖子就心中一热。“还是半斤米线,二两磨肉?”“这套衣服好好看呢!最合您穿。”“您要的肥皂到货了。”“手机别忘了。”……他们觉得每个人都面善,“恶人只在你自己心中。”吴小耕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语文老师的父亲说的。花小芳将她的各种蔬菜水果摞成一座座小型金字塔,石榴金字塔、苹果金字塔、菠萝金字塔、宝珠梨金字塔,番茄金字塔、白菜金字塔、洋葱金字塔、土豆金字塔、茄子金字塔……洒点水,一堆堆闪着光,似乎旁边是一条青色的尼罗河。那些堆不成型的,她就整整齐齐码在塑料箱子里,韭菜、香菜、折耳根、蘑菇、辣椒、茭瓜、大葱、豆角、土豆……也洒点水,让它们保持新鲜。有些菜还要动手去掉渣子、败叶,拣得干干净净,好让人家买回去在水龙头上涮涮就能下锅。靠墙的是几排货架,上面摆着酱油、胡椒粉、小粉、土鸡蛋、干辣椒、草果、八角、花生米、粉丝、咸菜(花小芳她妈妈自己腌的)、面条、香油、白糖、蜂蜜、昭通酱……还有一张肉案。他丈夫负责卖肉,每天进半头猪的量,按部位改刀成块、条什么的,排骨、腰花堆在一边。总之,她的店不贪心,没有一般店铺的那种只盯着钱包的铜臭味。一心一意为大家服务,赏心悦目,令人信任、放心、高兴。“还不够,还要打整。”吴小耕说。他在盘算着要将铺子里的墙面都装上木板,让店面看上去像个小宫殿——蔬菜水果宫殿。“春节的时候就动工。”“这可得一大笔钱咧!”“不怕,这是长久之计。”吴小耕说。夫妇两个热爱这个营生,这个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仅养着他们一家,也令他们心旷神怡、广结人缘。每天一醒,天还不亮,两口子就直奔店上,吴小耕一边开着他那叮叮当当响的旧面包车,一边还哼着曲子。他们店旁边也开过几家同样的店,店主们并不喜欢这营生,临时抱佛脚,怎么都行,只要有钱赚。只想赶快赚了钱走人。赚这种钱很难速战速决,必须细水长流,这是一辈子的营生。赚不到大钱,赚小钱他们没有耐心。百货店、高尔夫用品店、情趣店、五金店、卖牛肉面的店、卖烧饼的店、卖包子的店……都有人开过,开一家倒闭一家。后来的租户连招牌都懒得换了,卖米线的,挂的招牌是“前进之城美容中心”。花小芳和吴小耕不在乎赚钱,只在乎过日子,赚的钱够过日子、够过到老就行。“钱不要一个人赚了,大家都赚点,个个都要活嘛!”花小芳她妈对大腹便便的周婶说(周婶是深圳过来的,在小区有一套联排别墅,儿子买的,老两口在夏天过来住个半年。360平方米的房子,太大了,待不住,得闲就往花小芳的店里来)。周婶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啊哦,你是菩萨心肠,我倒是希望钱越多越好。”说完拎着一块豆腐、一盒鸡蛋走了。列文一条腿支在人行道上,一只手扶着自行车:“吴先生,给我五两里脊肉。”小耕在里面听见了说:“好咧!”就仔细割好,秤够,用个塑料袋装着拎出来递给他。她接过他的手机去扫码。“你家儿(昆明话会在“家”后面儿化一下,意思就成了“您”)的密码是多少?“764532。”花小芳不会打听顾客的名字,是列文主动告诉她的。“我是列文,来自俄克拉荷马。”花小芳哦了一声。列文(他们叫他“那个老外”)在小区里住了两年,每次来店里都是买几个洋葱、几个番茄。“怎么只要这么点呢?瞧瞧这些南瓜多好,这菠菜多新鲜,看看这个黑油油的建水茄子,今天现摘呢!”花小芳说。“我做不来嘛。”列文说。过了几个月,列文说:“你们可以来找我学学英文,只收半价。半年,你们就可以去美国了。”小耕问:“去美国干什么?”列文耸耸肩。过几个星期,列文又说了一次。小耕说他太忙了,没时间。列文就没再吭声。一个“肤若凝脂”的女子趾高气昂(穿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问:“有没有奶酪?”“没有。”(花小芳进过货,基本上没有人买,亏了)“有没有猫屎咖啡?”“没有。”“真是一家土杂店呢!”再也没来过。晚上,花小芳和吴小耕洗洗脚上床,各看各的手机。有时候说说白天的事,他们私下为常客取了诨名,“胖子”“雪茄”(他来买菜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林黛玉”(苍白,弱不禁风)“猴子”“老头”“战马”(高大雄伟的篮球运动员)“轱辘”(感觉如此)“鸡蛋壳”(感觉易碎)“花瓶”(一个婆娘)“高音喇叭”(一个退休干部)“四川人”“稀泥大学”(悉尼大学。花小芳没听懂。她儿子在那里学中文,话间经常提到)“猫”(说话呢呢喃喃)……他们也会拿顾客的言语、行为开开玩笑,评论评论。笑一阵就睡了。花小芳忽然想起早上儿子的话。“我这肚子是不是显眼了,娃娃都看出来了。”“显眼又怕哪样,现在又不搞计划生育。”(花小芳以前流过产,生娃娃让她心有余悸)流行微信付款后,她的店里随时响着一个声音:微信收款××元!本来没有这个声音,后来发现有人会用指头在手机上按一通,其实一分未付。花小芳不喜欢这个声音,显得她斤斤计较。她收钱只收整数,电子秤显示某某元某某角某某分,她只收到元,角、分忽略不计。有些顾客于心不忍:“你不容易呢!”依然是付款到分。花小芳一家赚的钱,只要够用就行,所谓的够用,就是一日三餐管饱,孩子能够交上学费。房子倒不花什么钱,他们住她父母的房子。他们早年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排平房。老两口住一间,中间那间是看电视的,小两口和娃娃住一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厕所(被炮仗花簇拥着,不容易看出来)。平房前面是一个院子,养着十多只鸡,三头猪(她爹负责喂),种着一棵石榴树、一棵板栗树、一棵桂花。他们是原住民,几百年前就住在这里,皮肤被高原上的太阳晒得黝黑,像是印第安人。嘴唇厚,鼻梁高,肌肉结实,普通话说得根歪绊倒(昆明方言,做事情做不好的意思)花小芳一枝独秀,不是“肤若凝脂”,也没有“杨柳腰”,古铜色皮肤,健康、结实、丰满(有点圆)。“她会生一窝娃娃。”村里的老人说。

他们租的铺面临街,由于地基下沉,铺面的阶梯已经开裂,倒塌了几段,楼也斜着(几厘米)。有时患着慢性抑郁症的诗人提着裤子、歪着走过来,一路念叨着:“荒凉呵!荒凉呵!”有人就问:“你找谁?”“谁也不找!”那人就奔去报告保安。诗人继续念叨:“荒凉呵!荒凉呵!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住在“橡树庄园”那个小区的、皮肤白皙的孟尝君过来了:“闭上你的臭嘴!喜欢荒凉就赶紧搬走,莫在这里穷酸。”“就是荒凉嘛,走了两公里,没看见一条鱼。”“这里是高档住宅区,才不会养着你们这些二流子。”诗人说:“你有没有看见那条鱼?”孟尝君说:“没看见。”踩了一脚油门,开走了。这个诗人叫步落次鸡,他也自报大名:“我叫布罗茨基。”“步落次鸡?外国名字吗?”“笔名!”有时来店里买一袋牛奶,一打鸡蛋,一袋白糖。统统收进一只塑料袋。坐下来,在靠门的那个塑料凳子上坐半小时,低着头看那些从菜堆里爬出来的蚂蚁。保安来了,看见是他,呼哧一笑,走了。

铺面的租金不贵,每月三千。一晃十年过去了,许多顾客都成了熟人,见面要打招呼,逢年过节,有人还要往花小芳的店里送点什么,月饼、茶叶、咖啡豆、玩具……到了春节,花小芳就关门,一关就是半个月。她一点也不着急开张,她们一家要回到村子里,初一到十五,有许多大事要做,祭祖先、拜四圣(孔子、老子、释氏、毛老人家)、祭土主庙,做火锅、做咸菜、腌腊肉、走亲戚、帮着花小芳她爹挖地啦……倒是她的顾客们担忧起来,会不会就此一去不返?每个春节之后,小区的店都要关门一批,如果她的店关门大吉,对许多人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倒不是买菜打酱油的问题,这件事与心情有关。正月十五一过,花小芳一家拉着满满的一车子蔬菜、水果、鲜花、鸡蛋又回来了。

铺子里比较清静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以后,娃娃在学校里上第二节课。顾客少,吴小耕在里面算账(专科毕业,几个粗糙的指头几乎捏住了圆珠笔头,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花小芳坐在门口择菜,将那些黄叶子去掉,抖干净泥巴。隔壁,三十四岁的傣族姑娘小丽坐在椅子上看手机(她是上个月才租了铺面的,开了间理发店,之前她是在福安小区,拆了,才搬到前进小区来。“我这个人运气不好,一辈子就是搬来搬去,搬到那儿那儿拆,都搬了七回了。”)隔壁,卖高尔夫球服的小李在玩手机。再隔壁,做窗帘的招娣姐在玩手机。再隔壁,修鞋的梁师傅在看手机。再隔壁,洗衣服的赵大哥在看手机。再隔壁是15栋,一楼的铺面正在装修,一会儿敲打,一会儿锯木,一辆卡车停在门口。“那个安徽人租下了一楼的五间铺面,听说要开一家超市。”小丽说。

那三个“队员”扯开了一卷皮尺,贴着地面拉开。

花小芳问小丽:“他们在搞什么呀?”

“测量。”

“量了搞什么呀?”

“不知道。”

花小芳忍不住了,终于走去问那个正眯着眼朝测距仪里看的小伙子:“你们搞什么呀?”

他歪着头看了花小芳一眼:“测距。”

“量了搞什么呀?”

“盖房子。”头又端正了朝测量仪里看。

“这处不是有房子吗。”

“危房,要拆掉。”

“什么时候拆?”

“不知道。”

“要不要喝点水?”

“不消。”

花小芳还是走回店拿了三瓶矿泉水给他们。在一旁做笔记的队员接着。

花小芳走回去告诉吴小耕。吴小耕正在案板上改刀半头猪,猪脸闭着一只眼睛,像是刚刚开口笑就挨了一刀。刀子在龙骨、里脊和勒条之间游走着。他昨晚躺在床上用手机看了庄子的《庖丁解牛》,对里面的刀法心驰神往,他要学会这一手。

听了花小芳的话,吴小耕停下手来说了句:“管它呢,到时候再说。”继续游刃,刀歪了一点,割到了手指头,他把它放进嘴巴,舔了舔。

花小芳走回去坐在那个绿色的塑料板凳上继续择菜(还剩半堆)。这次择的是一堆菠菜,早上吴小耕从小屯蔬菜批发市场拉来的,相当新鲜,都不需要择,花小芳只是抖抖根部还没有干掉的泥巴。

所谓故事,就是发生过的事,故去的事。一个人这一辈子要发生多少故事呐,但是如果不讲出来,这些事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你自己的黑箱。如果讲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世界的事,又叫做历史。通常每个故事都会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笑个不停;第二种是不喜,反感。还有一种面无表情,不置可否。这个故事我很少讲,也就讲过几次吧。而且每次都是三个人在听,三个人都是我自以为算得上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第一次讲是在我三十二岁某天晚饭期间(那时我已经成了作家),听的人有马奎、大朱和张高尚。马奎每次都笑得死去活来,我讲一回,他笑一回。春天的时候笑了一次;夏天又笑一次;冬天,他儿子生日,请我去吃饭,我又讲一次,他又笑了一次,笑得前仰后合。我总是忘记我已经讲过,总是一高兴就要讲一遍。大朱也笑,他的笑与马奎不同,微笑,眯着眼睛,像个弥勒佛。张高尚从来不笑,这个人天生没有笑容。

第三次讲完,张高尚和我吵了起来。他说,王建国,你这个人太庸俗了,居然和猪搞在一起。这些家伙好吃懒做,到处拉屎,毫无上进心,那个晚上是你这一辈子堕落的开始。我气了,说:“你吐屎!我冷成那样,几乎冷死,是猪救了我,给我温暖,我才没有被冻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连这点儿苦都吃不了,将来必是个甫志高。”“我要怎么样?到车头去挺着,当英雄?”“是的,这种时候,你应该独立寒秋,挺身而出。不能躲在猪窝里一声不吭,狼狈为奸。如此龌龊的事,你还好意思讲出来,还得意洋洋!”我一拳就打过去,他捂着眼睛跑了,一边跑还一边叫:“你是猪!你就是一头俗不可耐的猪!”大朱说:“是猪又咋地!你是不是骂我?”张高尚说:“我咋个敢骂你,我骂的是那头猪。”我追过去飞起一脚(我中学时练过少林拳),踢在他的腰上。他跌跌撞撞跑掉了。他跑到李申(社会学博士)那里去诉苦:“王建国这个人的老底嘛,我太清楚了。”“什么老底?”“和猪睡过。”张高尚一走,李申在电话里就将他的话告诉了我。“这个张高尚你要小心呢!”张高尚后来将这个故事发表在他编的报纸副刊上,最后一句话彻底惹恼了我:这是一个关键时候就叛变、与猪为伍的胆小鬼。我从此和他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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