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惹出的庭院硝烟

有时，会感到惭愧。每次逛岳麓书院，只是来养养眼睛，看看里面的亭台楼阁、飞檐翘角、花草树木，感受一下这里古朴、苍翠、清冷的氛围，身心便觉得满足。

偶尔，也会对这里来来往往的古人产生兴趣，想对这小小庭院的历史维度有更清晰的定位，对这里曾经的思想交锋有更深刻的认知。不说别的，如果能厘清儒家思想在这里的发展脉络，或者仅仅是弄清楚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在书院的兴衰，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至少，以后再带朋友来游玩，也不至于嘴拙词穷，肚子里掏不出一点干货来。

然而，每次都只是想一下罢了。待下得山来，从河西回到河东，头脑中纷繁琐碎的事很快就把这份心思给淹埋了。过不几天，甚至都忘了曾有过这样的意念。在激流飞瀑的时光中，要把一份意念变成现实，太难了。

这一回，得了一个写作任务，正好趁机补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养，搞清楚里面的弯弯绕绕。不但要自己明白，还得写出来，让读者明白。

一

朱熹是宋代人，王阳明是明代人，两人相隔将近三百年。王阳明拜谒岳麓书院时，朱熹早被推上了神坛，不但是书院的传奇人物，也是华夏儒生的精神导师，其地位仅次于孔孟。

年轻的王阳明被贬贵州，路过长沙，凌晨渡江上岳麓山，不仅是为寻幽访古，瞻仰前贤，更重要的是，他想走出自己内心的精神困境。他在林子里徘徊了许久，然后登上岳麓山顶，远眺星沙风物，怅然长叹，恨自己不与朱熹、张栻两贤同一个时代，以致满脑子疑惑，得不到解答。“我来实仰止，匪独事盘游”，“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在写给岳麓山的两首诗中，只有缅怀与景仰之情。更多的情绪，则被他深深地闷在了心里。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叛逆”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怀疑精神导师朱熹了，对他“格物致知”的方法望而生畏。历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事件就发生在他来岳麓山之前。只是很多年之后，他才敢在《传习录》中坦陈心迹。

一个词，就这么隔着岁月的风烟，在这个幽静的庭院，让两位先贤来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思想交锋。

《传习录》问世时，王阳明已攒足了声名与威望，他老气横秋地说道：“大家都说格物应该按照朱夫子说的那样做，可世上真正有几个人那样去做了呢？我倒是尝试过。当年，曾与一个姓钱的朋友感叹做圣贤好难，一个人要格尽天下万物，哪有那么大的精神力啊？于是，我便指着亭前的竹子，要朋友先格一下看，看究竟能格出个什么名堂来。

“朋友每天望着竹子，冥思苦想，殚精竭虑。三天后，他劳思成疾，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我以为是他精力不济的原因，于是我便亲自上阵。可无论我如何绞尽脑汁，从早想到晚，都没能从竹子身上想出个啥道理来。七天后，我同样一病不起。病愈起来，两人相视苦笑，摇头叹息：我等凡夫俗子是做不来圣贤的，也没有朱夫子那么大的精神力去格尽万物。

“等我后来去了蛮夷之地，在贵州龙场安静待了三年，才想明白其中关窍：原来天下没有哪样东西值得剖析，我们要格的，其实只是自己的内心。大家坚定信念，把格物的功夫，全用在自己身心上，那每个人就算成不了圣贤，也可以抵达圣人境界，成为一个大写的有担当的人。”

这便是大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认知。这种啼笑皆非的认知，让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所谓的“阳明格竹”，听起来更像一个童话，或者说是一个寓言。

在唯物主义世界观里，只要是中学生，对“格物致知”的认识，就不会有太大的歧义：格，分辨、剖析、研究；物，物体、事件、事物；致，发现、抵达、得到；知，知识、原理、道理。格物致知就是客观剖析、研究事物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准确知识和原理。

在现代社会，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是探寻学问与真理的不二法门。它就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一目了然的道理，根本用不着再去质疑和探究。

作为现代人，我完全无法理解，当年王阳明遇到的精神困境究竟从何而来？他怎么会对这样简单明了的道理产生怀疑？而他“格竹”的方式，更像一次无厘头的搞笑事件，仿佛一幕疯癫的荒诞剧。以这样的方式来否定“格物致知”的正确性和可能性，让后人会以为古人的智商，还不如现代幼儿园的孩子。

王阳明先不确立格竹的目的，比如说，为什么竹子的韧性这么强？竹子与树木有什么区别？竹子空心的原因是什么？竹子为何是横生根系？竹子的耐旱耐涝性怎么样？如何才能让竹林长出更多更肥的竹笋？等等。

也不寻找格竹的方法，比如说，翻阅所有与竹子有关的文章；砍下竹子，研究它的纹理结构；刨出竹子，查看它的根系布置；多处移栽竹子，分别记录它的耐旱、耐涝、喜肥、喜光性；请教农人如何栽种竹子，才能提高它的成活率；等等。

他啥也不做，只拿把椅子，正面对竹，像看美人一般，直勾勾盯着，然后就想从中获得一个道理。让人忍不住感觉荒诞不经。

二

王阳明这么理直气壮，显然是觉得揪住了朱熹的漏洞。

那么，朱熹是怎么看待格物致知的呢？

《朱子语类》说，上至宇宙本源，下至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可以找到各自的道理。一本书不读，你就不知道这本书的道理；一件事物不研究，就不知道这件事物的成因；一样东西不剖析，就不知道这样东西的原理。而一件事物不可能囊括所有道理，一个道理也不可能概括所有事物。“一物格而万理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学子们当持之以恒，今日研究一物，明日剖析一物，当懂得的道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就会融汇贯通，豁然开朗，整个宇宙在你心中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这时通天彻地的你，就近乎圣贤。

朱熹的这番话，即便放在现代，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我们不认为朱熹的方法论错了。做学问嘛，就得从小事入手，一项一项地来，循序渐进，坚持不懈，臻于化境。

然而，世间万物，皆有各自的道理。能触类旁通的，往往是同类事物，或者说同一学科。鲸与鹏、物理与政治、自然学与社会学，想要混为一谈，融汇贯通，那几乎不太可能。

朱熹的问题就在这里：一是他倡导的研究对象，范围过于庞大；二是他从未提出格物的方法，他本人也没有亲自下场格物的典型案例；三是他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圣贤。而圣贤，在人们心里，不一定是学问大家，而更接近于道德楷模。

那么，当一个人格物获得足够多的知识后，如何顺理成章地成为圣贤，朱熹至死都没讲清楚，这正是王阳明最大的困惑之处，所以他武断认为，要想成为圣贤，求诸各自内心即可，根本不需要去格身外之物。

而朱熹无法讲清楚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以袁隆平为例，他一生研究水稻，虽不能格尽天下万物，但单水稻一项，举世恐怕再没有比他更有学问的了。而学问做到深处，能转化为巨大物质利益。袁氏一学，可活人几亿。

袁氏在格物一途，心智坚定，目标恒一，敢于失败，愈挫愈勇，永不放弃。他整整一生都沉浸在水稻世界里，再无其他杂念，心灵纯粹，不染纤尘。他不但翻倍粮产，还著作等身，即便逝世了，后来者仍能从他的学术中寻找灵感、规避歧路，继续造福人类。

就算按古代儒家标准，立功立言立德，袁氏也是大满贯得主。他若不是圣贤，那谁又称得上圣贤呢？然而袁氏少年时不一定有成为圣贤（道德模范）的梦想，他甚至也没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襟怀。“禾下乘凉梦”能否成真？主要成分是科技探索，人文关怀则是附加的。然而就是这样纯粹的科学兴趣和自然好奇，锤炼他一生的品格，力助他成就不世之功。他的学术专著里，也许无一字言仁爱，但字字背面都弥漫着“仁爱”的芬芳。

在朱熹之前，有一个人近似袁隆平，那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可惜朱熹和所有古代儒生对他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以致根本无法说明白“格物致知”的成圣之路。稀里糊涂地格着物，突然之间就成了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在古代儒贤的思维里，似乎从来没出现过。好好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到了王阳明那里，竟成了唯心主义方法论，并且因果倒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古代儒生发现不了“格物成圣”的转换与演变的奥秘呢？这得要归咎于儒学的本源。

三

格物致知这一词，源自《大学》，《大学》剥离于《礼记》。儒家“格物致知”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将人类送入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而是要将人类带进一个道德圆满的社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片面追求精明文明，而忽略了物质文明。这才是朱王挣扎在“格物致知”的泥潭里出不来的根本原因。

《大学》里有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古儒的“格物致知”学说很重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段话明显表示，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人类谋福利，而是利用格物知识“明明德于天下”，将好的道德秩序推行于四海八荒。而获取知识的最初目的，竟只是为了“诚意正心”。

诚意在这里是指意念通达。正心则是指心灵纯正，无杂质，也无挂碍。知识为什么能起到这个作用？是因为这些知识都是你亲自实践研究得来的，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定的。而不是屈于权威，口是心非，人云亦云。

通过“格物”，你认清了这个世界，然后心口合一，是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意念才能通达，心灵才会明净。之后以诚修身，才会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再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逻辑当然没错。可如果知识仅仅是为了拿来“诚意正心”，而不用作功利转换，那便是本未倒置、大材小用了。但这正是儒学症结之所在。重义轻利是儒家的核心观念，两千年儒学，就没有重视过科技之功。儒家眼中的立功，仅仅是指协助君王治理国家或抗击侵略。陪祀文庙的历代圣贤，都是管理型人才，没有科学家。“致君尧舜上”是为了“再使风俗淳”，“平天下”的目标是“大同社会”，而不是富裕社会。

那么所谓的大同社会，儒家的顶层设计究竟是怎样的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大同社会”的确是一个道德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物质丰富社会。跟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较大区别。共产主义社会首先要求物质极大地丰富，能满足人们“按需分配”的愿景。而大同社会的物质要求，仅仅是够用就行，或者说，底层的人们饿不死就好。个人可以不浪费财富，但绝不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大同社会关注的是个人的品质修养、人与人的友好关系、社会的和谐状态。

正因为这样，才有《论语》中孔子的片面认知与教学偏重：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显然是一个袁隆平式的学者，无奈被孔子彻底否定了。孔子对农事的轻蔑，其实就是对自然科技的否定，这种贵族式偏见导致儒家的“格物致知”注定只能流于表象，而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甚至无法厘清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就是方法论。

王阳明就是例证。当他要认真格竹时，竟只用“逼视”这样最笨拙的办法。即便能侥幸格出一些道理来，也无非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拟人或比德式知识。

而儒家及朱熹所要求的“穷尽物理”，或许正是类似于这种道德感悟吧？正因为这样，王阳明才觉得求知于外物，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求知于内心，只要心存“敬”“爱”，那么“知”瞬间便来，根本用不着像朱熹提倡的那样，穷其一生，格尽万物。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格来格去，只怕一事无成，最后倒在格物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