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蚕

一

人能变成蚕吗？

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变形记》，里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大家都知道那是小说，在神神叨叨的作家笔下，人变成啥都不稀奇。

可我遇到的事绝不是小说。

我妈问我：“你知道你变过蚕吗？”

我吃了一惊。

“就是那种上簇的蚕，”我妈解释说，“浑身圆鼓鼓的，透亮透亮的。”

她这么一说，我好像记起来了。我说“好像”，是因为我的记忆是模糊的。模糊既来自时间的久远——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也来自于我当时的昏迷状态——变蚕的过程我根本不知道。

但变蚕之前的事情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已经七岁了。那年夏天是我灾难的起点，一个蝉鸣如吼的午后时分，我姑姑和她的几个伙伴在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做针线，我在她们旁边玩耍，姑姑口渴了，叫我给她端一碗水来。我家装凉开水的瓦罐搁在灶台上，我站在地下够不着，就爬上灶台。这时候灶台上的大铁锅正熬着麦仁粥，我不小心踩到锅盖上，锅盖侧滑，我一脚踹进了滚烫的麦仁粥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我被抱出来时整个脚丫子几乎烫熟了，那种疼痛几十年后我依然刻骨铭心。从脚掌脚背到脚踝，很快冒出一串串亮晶晶的水泡，小的像珍珠，大的像葡萄。

姑姑及家人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有邻居提议赶快降温，于是舀来一盆凉水，把我的脚浸在里面。又有人贡献出偏方，说可以敷上浆水菜，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无论是睡着还是清醒，脚总是被架起来，上面挂满一根根淡灰色的芹菜秆，好像我的腿是晾晒干菜的架杆。

这里不得不说说浆水菜。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特色小菜，做法很简单，把老芹菜、萝卜缨子、雪里蕻等在开水锅里煮熟，连菜带汁舀入瓦罐缸盆，再加入面汤，盖紧捂严，让其发酵，几天后菜叶变黄，汤汁变酸，便可食用。在今天，浆水菜只是特色美食，可在那个缺粮少菜的年代，它是老百姓的救命菜。因为新鲜菜没法久放，在收获季节把它们泡成浆水菜，可以在吃不上新鲜菜的时候调剂寡淡的饮食。浆水菜不光可以吃，泡菜的水也不能浪费，它可以煮面条，酸酸的味道节省了醋。更常见的是把浆水当成解暑降温的饮料，因为盛放浆水菜的坛罐为了防腐，一般都搁在阴凉处，特别是在幽深潮湿的窑洞里，所以滗出的浆水冰凉酸爽。夏天伏季，人们从火热的田野劳作回家，暑热难耐，喝上一碗浆水，那种沁入肺腑的清凉，一下子浇灭了从外到里的火气。

正因为浆水能降温，所以才会有浆水菜治疗烫伤的偏方。

我后来一直奇怪，为什么家人不送我去医院？要知道那时候我还小，烫伤很严重，可以想象我惊心动魄的哭闹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难道他们就不心疼吗？万幸的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我脚上挂满芹菜叶，时刻都被闹哄哄的苍蝇包围着，但烫伤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皮肤没有留下疤痕。

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更糟心的还在后面。

二

烫伤好了之后，我莫名其妙地得了另外一种怪病：浮肿。刚开始时只是早晨起来手指肿胀，握拳不实，到中午就消退了。后来发展成十指肿胀不消，眼泡也肿起来了，再后来是下肢浮肿，用手指按一下小腿，就会陷下去一个深凹。最厉害的时候，脚肿得像砖头，鞋子都穿不进去。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袋大水囊，动一动都能听到水的晃荡声。

这时候我爷爷出场了。他是决定我生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绝对权威，同时还是一个半拉子医生。这两种身份结合起来，让他在如何对待我这个病患的问题上一言九鼎。我爷爷从小就在一家私营药铺里当店员，后来熬成了这家药铺的掌柜，公私合营后他作为资方代理人，成了国营药铺的副经理。他这个身份，不要说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数千人的村子里，也是极其显赫的。虽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因为说错话，被撤销职务，戴上“帽子”，在外面他变得谦卑内敛，但在我们家，他依然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他半拉子医生的身份，也与他的职业有关。他是药铺的配药员，数十年跟药材打交道，对药材的药理属性了如指掌，后来也自以为可以给人开方治病了。但他并没有正儿八经学过中医，不会把脉验舌，别人不相信他，他就在自家人身上练手。碰巧我这时得病了，在我爷爷看来，这算不得什么大病，他绝对可以给我治好。

我后来猜想我爷爷给我开的中药应该都是泄水利尿的，因为我喝了这些中药后，不停地撒尿，当然，身上的肿胀也很快消失了。可是这维持不了几天，一旦药效过去，旧态立即复萌。这种一消一胀的过程，就像孩子们玩的“吹胀捏塌”——猪尿脬。随着这种反复的频率越来越高，我的病越来越厉害了，我不但浑身浮肿，而且心急气短，渐渐地，行走都困难了。稍微活动一下，气喘吁吁，虚汗淋漓，身软腿颤，脆弱的腿干根本支撑不起沉重的身体。

这些感觉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到后来，我就没有记忆了，因为我昏迷过去了。在我昏迷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家里决定不救我了，放弃治疗。我推测这个决定是我爷爷做出的，我父母亲无奈，只得同意。假如不是发生第二件事的话，我绝对被扔进死娃沟。我们村子真的有这么一条沟，真的就叫这个名字，很可能它原来是有其他名字的，由于村人常向沟里扔死孩子，渐渐地，它的原名就被死娃沟代替了。那时候儿童的夭折率很高，这其中有病死的，也有不明原因的死亡——多是女婴。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死娃沟是很阴森的地方，人们轻易不去那里，那里的常客是野狗，甚至传说有狼出没。

就在家里决定抛弃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一个人找上门来，是她救了我一命。我后来把这个对我有大恩大德的女人拜为干妈。

三

我变成蚕就在这个时候：我昏迷不醒，躺在炕上。由于肿胀，充满液体，我的身体膨大了一倍，加上小孩的皮肤又嫩又薄，在窗户透进来的光线照耀下，我真的很像一只圆鼓鼓、亮晶晶的即将上簇的大肥蚕。

我妈一直守在我的身旁，泪流不止，她知道她儿子就要被扔进死娃沟了，这是我们母子相处的最后时刻。可是我命不该绝，我干妈来了。

她是一个热心的异乡人。当然，所有嫁到我们村的女人都是异乡人，不过她不一样。别人的“异乡”只不过是异村——乡下结亲，择偶的范围一般不会超过十里路；而她却是真正的异乡，她娘家在百里之外的三桥，三桥是省会西安的郊区。郊区人也算是市民，相比我们这些农民，她在当时算是有高贵身份的，我不知道她为何远嫁到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变故，可惜她守口如瓶，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干妈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建议我家人立即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从发病到濒临死亡，我一直没有去过医院！这其中的原因，我后来猜测，无非两点：一是我爷爷相信他可以治好我；另一点是没钱，去不起医院。中药本来就不值钱，加上我爷爷一直在药铺工作，可以享受内部职工的成本价，所以我吃中药花不了几个钱。但进医院就不一样了，医院是要花大钱的，吃药打针对毫无收入或者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说，那都是天价。在乡下，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的人多的是，我爷爷直到终老也没进过。

我家当时穷得叮当响，子女多，劳动力少，每年都是生产队的欠款户。如果我爷爷当时有正常收入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偏偏他因为老问题，被监督改造，在单位，人家只管他吃饭，不给工资。这种家境，哪里有钱送我进医院。

我干妈的建议是，不但要送我进医院，而且要去大医院，因为我眼看就不行了，小医院救不了。

自然就卡在钱的问题上了。我干妈对我父亲说：“黑娃兄弟，你去借，向生产队借！”然后又对我爷爷说：“四叔，你也去借，到你单位去借，跟你同事借！”最后她说：“我好歹也能借给你们几个钱，咱们合力救下这个娃，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聪明得很，没上学就会背《三国》呢！”

能背《三国》，这是真事，也不是真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只会背诵《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那些片段。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一到节假日，如果恰好阴雨天，我爷爷不上班，也不能下地干活，他就会躺在炕上诵读《三国演义》，大概因为心境的缘故，他最爱的片段是“三顾茅庐”，最欣赏的是卧龙岗上散淡的诸葛亮。我爷爷念过私塾，从小养成诵读的习惯，他读书时总要把我搂在怀中，让我当他的忠实听众。学龄前儿童正是需要故事滋养的时候，于是我在他反复的诵读中记住了三顾茅庐的一字一句。

没想到这点小聪明打动了我干妈，生死关头对我施予援手。

我是怎么被送到省城的儿童医院的，昏迷中的我一无所知。后来是父亲告诉我的，他和我干妈护送我去医院。他们从我们村附近的绛帐车站扒上货车，注意，不是坐车，是扒车。坐客车是要买票的，他们不想花这个钱，钱是留给我治病的。他们在车站外的铁路旁等待，货车从车站发车后，初始速度并不快，当列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伺机抓住车厢的扶梯，攀爬上去。为了行动隐蔽，不被车站的工作人员抓住，他们选择夜间行事。这个行动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他们可不是铁道游击队，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干这种事，而且身上还有沉重的负担：我父亲背着我，我干妈背着一个装满行李的大包袱。黑夜当中稍有差池就会摔下来卷进车轮里，可是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奋不顾身。谢天谢地，他们竟然成功了。

快到三桥时，为了不被抓住，他们必须在车站外下车。列车尚在减速之中，他们冒险从扶梯上跳下来。我干妈带领我们去她娘家，打算在那里歇一个晚上，明天再去西安。因为我们是忽然到来的，而且是半夜三更，干妈在外面叫了好久，娘家的人才出来开门。门一打开，里面的人发出一声惊叫，立即又把门关上了。

原来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从拉煤的货车上爬下来的，满面乌黑，来人打开门的一瞬间，院里的灯光正好照在我们脸上，他看到的是两位阴森森的黑脸人堵在门口，还以为是土匪呢。

好不容易解释清楚了，人家才放进去。按理说，我干妈多年都没有回娘家了，她兄弟见了姐姐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因为我，他们姐弟俩起了激烈的冲突。他弟弟坚决不让我们住：“这娃娃都病成这样了，眼看……怎么能待在家里？”

“就一个晚上。”

“不行，出了事晦气，这是我的家！”

吵到最后，我们只能在他家的门道里对付到天亮。

四

我醒来时已经是几天之后了，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是洁白的天花板和墨绿色的墙壁以及并排的架子床和床前竖立的吊针架。这些已经让我很惊奇了——我从来没有进过医院，更让人惊奇的是我现在的姿势：呈V字型被插入一个鼓囊囊的汽车内胎中！

我睁开眼睛时父亲潸然泪下，我昏迷不醒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他凝噎着呼喊我：“平娃，你……你活了！”

父亲告诉我，我已经住进了省城儿童医院，经过抢救，我渡过了危险期。我的病被诊断清楚了：慢性肾炎。医生告诉我父亲，我本来得的是急性肾炎，如果及时治疗，很快就会好的，可是硬被拖延成慢性病，现在已经到了尿毒症的边缘，如果再耽误的话，必死无疑。

我现在极度虚弱，呼吸困难，再加上全身浮肿膨胀，一旦躺下，液体涌向胸部，心脏受压增加，很可能猝死，所以医生用汽车内胎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躺椅。一个七岁小孩的身高也就一米多一点，我被折叠插进轮胎中空处，脖子枕在一侧，腿弯搁置在对面一侧，恰好是一个舒服的半躺姿势。

我醒来时干妈已经回去了，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当时一无所知，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后来把她当亲妈一样感激和孝敬。后来她过世时，我在她的坟头上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人误以为我是她的亲儿子。

父亲也要回去，我们欠了生产队那么多款项，他必须靠劳动偿还。走之前，他为我输了血。我必须输血，才能缓过劲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买血还是自己供血，我父亲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那么粗的两管子！”父亲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并且用手比划针管的形状，我知道那是400毫升。我想象他抽血时的心情是很悲壮的，因为我们乡下人一直坚信一滴血十年粮，血就是人的命，可是现在他面对的是他儿子，不要说是献血，就是献命，他眼睛也不会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