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印象（二篇）

陈实先生

第一次见到陈实先生的创作是一篇怀人的散文，我很欣赏，随即把它编入《散文与人》丛刊，置于开篇的位置。像这样好的文字，陈先生却很少写。后来黄元把她诗文的结集《当时光老去》送我出版，唯见薄薄的一册，不免感到惋惜。

而译著，竟有十余种，其中译介的作家、诗人有上百人之多。陈先生用谦抑的语气说道：“我自己创作的东西不行，看了别人的书，觉得自己的比不上别人。我不如翻译别人的东西。”她不在乎自己，设想的唯是他人，是社会。戴望舒的诗：“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陈先生为了给众人献出丰美的译作，宁愿舍弃自己的创作，而始终无悔。

她是跟随戴望舒走进翻译的园地的。据她说，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著作，包括《贝多芬评传》，纯然出于友情；不过，贝多芬和罗曼·罗兰也是她所崇仰的。此后，她所翻译的文本，则完全出于个人的选择了。在老一代翻译家中，多译英美文学的名家经典，鲁迅也都曾让朋友劝说林语堂如是进行。陈先生不然，她喜欢人迹罕至的处女地，喜欢新人。在认识美国女诗人海勒之后，她提出，希望介绍一些“名气不大，但颇有才华的年青一代诗人”。她很早关注美国民谣词曲作者鲍勃·迪伦的诗歌，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指出说：“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个民谣歌手，很少留意他的诗作。”二十九年之后，鲍勃·迪伦突然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结果大出所有人的意料。获奖理由为：“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这是诺奖首次将文学的荣耀颁给音乐人，足见陈先生的敏锐。

陈先生翻译的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未必都是她喜欢的，但她会认为，这是中国作家所需要的。不问而知，一个封闭的国度，不可能产生健全的文学。为此，她不遗余力地做引进的工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异质的资源。她默默劳作，把这当成是自己的一种责任。

后来，陈先生撇开英美文学，几乎集中全力翻译西班牙语的作品，尤其侧重拉丁美洲文学。地域不同，却同为世界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在她看来，拉美文学乃是最新进、最富有生气的一部分。可以认为，这与她对文学“现代性”的认识有关。她说，在世界文学里，西班牙语的作品“超越过英国、美国”。所谓超越性，她说是它的“表达与内涵”，“很深沉的，深层次的”。她高度评价说，其中“诗最出色，不知为什么，英美全都没有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引起的回响是巨大的。我周围的朋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百年孤独》，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成了一代青年作家的《圣经》。陈实先生对西班牙语系，包括拉美文学的看法看似偏激，意见却是独特的、卓越的。据我所知，中国文学界从来没有人这样评述过。

陈先生对拉美文学的介绍，始于智利诗人聂鲁达。出于对诗人的热爱，她年届五十五岁毅然学习西班牙语，直接从原文翻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她译介了多位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作家、诗人，成了中国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少数几位前驱者之一。

译完聂鲁达，接着译秘鲁的帕斯。陈先生倾心于聂鲁达，不只因为诗歌，还有他真诚正直的品格，称其为“我的诗人”。聂鲁达和帕斯，同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诗人，思想多有分歧，诗风也两样，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具有自觉的人类意识。她评聂鲁达：“从不宣扬国家种族界限。”评帕斯：“在他的诗篇里没有民族疆界，没有宗教信仰疆界，也没有文化疆界，释迦、老庄思想和基督精神，跟古老的阿兹特克传统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宋词论人生“三境界”，其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陈先生置身于“世界性”的高度，所以有如此开阔的视界。

《拉丁美洲散文诗选》编译了拉美五位诗人的散文诗，除了聂鲁达和帕斯，还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尼加拉瓜的达里奥，秘鲁的瓦叶霍。这些作品，散见于各人的集子中，是陈实先生从二三十部书中一页一页地查找收集的，耗费不少心血。我觉得她特别喜欢散文诗，她给散文诗下的定义颇奇特，说这是“除了要用脑去了解之外，还需要用心灵去领会的文学作品。”她看重心灵，把心灵看作人性与美的居所。

博尔赫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风靡中国，成为不少作家的偶像。有意思的是，陈实先生只是把他当作一般的作家介绍，不见得特别青睐。她认为，博尔赫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审美趣味上，都是相对保守的，甚至因他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书生。但是，对“美国诗坛顽童”肯明斯，她却怀有极大的兴趣，把他与聂鲁达、帕斯并列为自己最喜欢的三位诗人。她说肯明斯本质上是反传统的诗人，同时也是反潮流的诗人。就在传统与反传统、潮流与反潮流的矛盾中，她感受到了肯明斯诗歌的内在张力。对于洛尔迦，她原本并不特别喜欢，据说是因为洛尔迦的诗过于“传统”，缺少现代感。她对艺术的要求是严苛的。随着翻译的深入，当她在诗中发现洛尔迦对真善美的追求，有着悲悯和深沉的爱，终于爱上了这位西班牙战士诗人。从诗过渡到人，她重视的是诗与人的一体性。

西班牙的希梅内斯也是陈实先生喜爱的诗人。他的《小银和我》深深打动了她，致使她中途把帕斯搁置起来而先行翻译这本书。她称赞此书为“极好的书”，大约因为诗人对衰落的故乡小镇，以及日夕相伴的小毛驴的深情，于寂寞中给了她以慰藉。自然，散文诗也是重要的因素。借由现代诗的新形式，以抒写一种沉郁、凄美的诗情，确实是很相宜的。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是另一部散文诗。陈先生一度穿行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里，译笔优雅，且带城市繁复幽玄的风致。八十三岁，她开始翻译葡萄牙作家、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随笔作品《不安之书》。我曾读过她的《立冬》一诗，以传统节令象征人生的最后阶段，通篇有一种拂不去的悒郁。而这时，她早已过了“立冬”之年，身体衰弱，兼患眼疾，行动极其困难，却抗拒着来自肉身和精神的种种压力，手执放大镜，坚持译事不辍。是佩索阿书中闪电般密集的思想，在孤独、忧郁、惊恐、焦虑、激越之中不断切换的情绪，散文诗一般自由的节奏，伴随她走完作为诗人、翻译家生涯的最后行程。

陈实先生的译作，无妨看作是她的创作，而更显其丰博，兼具多样的风格。此前，我把创作和翻译从她那里分开，其实是一种浅陋的陈见。对于一个着眼于未来的人，面对读者大众的自由写作者来说，书写本身并不存在这样那样的规限。一部《鲁迅全集》，创作和翻译可谓等量齐观。鲁迅一生一面创作，一面翻译，死前仍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对翻译的重视，是并不亚于创作的。无怪乎当郭沫若发表所谓“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轻视翻译的论调时，他会发出那般猛烈的讥嘲。

陈先生身为女性，却是曾经的反法西斯战士。我总觉得，她是以“搏斗”般的姿态出现在翻译工作上的。当她埋头于译述时，俨然是一位安静的、严谨的工匠；但当她昂首于大艺术家的灵魂的队列时，却是一样的伟岸。在译笔的表达里，这时，便有了涌流着的青春热血，进击的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殉道者的精神”。

我始终敬重陈先生。在她的文字里，“理想”是一个最常见的词。她的精神、人格且不说，就说译事本身，当今也很少有人达致她的境界。翻译界讲究“信达雅”，先说“信”，为译一本《贝多芬传》，她和著名的语言学者陈原两人互相切磋，不到两年，互通信件便有六百多封。翻译簿簿的一册《小银和我》，也得找来三四个版本对照参考。她透露说，有时译哪怕一两句诗，也要找很多书。直到去世前两年，还不放心打磨了二十年前翻译的帕斯诗集，特意翻出来作全面的校订，以免出现差错。“达”就不必说了。至于“雅”，陈先生的译文是绝对配得上的。

荣幸的是，陈先生的好几部译稿，都是黄元交我经手出版的。每一部稿子到手，都让我沉湎于绝美的语境中；书出来后，摩挲不忍释手。然而，遗憾的是，陈先生尚有几部译著，包括帕斯的诗集，至今仍然未能出版。除开版权问题不说，这些书恰恰不是什么热门读物，鉴于出版界的势利，恐怕在目下出版很难。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出版人，绕开陈先生的文字是一种错失，是不可以原谅的。

杨德友先生

出版社把《同志与情人》的校样寄给我，让我过目。这时，我不禁想起译者杨德友先生，想到他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心中不免难过。

我与杨先生缘悭一面，在他生前，彼此唯靠电话联络。最早通话，回想起来，当始于《寒星下的布拉格》一书的翻译。

《寒星下的布拉格》是捷克犹太女作家、翻译家海达·科瓦莉的回忆录。作者一度被关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书中记叙了她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布拉格生活。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称此书“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肖像，不仅仅是捷克，而是整个东欧”。我托朋友在美国寻得此书，买下版权，同时联系译事。当译稿完成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方与我联系，谓早前已约请杨德友先生翻译，问是否可用杨译？然而木已成舟，只好谢绝。

不意，某日忽然接到杨先生从山西打来的电话。一个温和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他一边轻笑着说话，连声称赞海达的回忆录，祝贺它能在中国出版。他早知道我无法采用他的译稿，电话里只是请求我，容他把稿子寄过来，让我对照校读，或可从中减少一些错误，使书稿更臻完善。意思很明白，无非希望他的翻译有一点实际上的用处罢了。这哪里算得是请求？分明是一种赏赐！当时，我顿然感到电话那端的老头特别可敬，而且可爱！

《寒星下的布拉格》是我取的书名，杨先生直译为《悲星之下：布拉格生活》。编辑过程中，我多次把杨先生的译法转告译者，大多能得到译者的认同。前前后后，确实改正了手头译本的几处错译，还有其他一些不准确和不顺畅的地方。书出来后，很遗憾不曾建议译者写个后记之类，记下杨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劳动，感谢他无私的奉献。原想借再版的机会，对此作出弥补，无奈书卖到中途就不能再卖了。这是一个错误，这种忽略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过了不久，我看到一条海外的书讯，说有一本卢森堡给她的情人莱奥·姚吉切斯的书信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纽约出版。卢森堡是我景仰的革命家，我读过她的文集和各种传记，编辑出版过她的《论俄国革命》，还有《狱中书简》。得知她有这样一部情书，非常兴奋，立刻让美国的朋友买下寄了来。

拿到原书之后，首先想到杨先生，便径直给他打电话，请他翻译。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手头还压着几部待译的书，但愿意给卢森堡让路。还告诉我说，著名的卢森堡研究专家程人乾先生是他所在的山西大学的校长，生前经常和他谈说卢森堡，因此印象深刻。书寄出之后，大约过了三四个月，译稿已经来到了我的桌面上。

我通读了全稿，译得很有神采。在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画出记号，注上文字之后寄还杨先生，请他再梳理修饰一过。杨先生实在是一个热情又谦和的人，定稿时发现，许多地方都接受了我这个门外汉的意见，重新翻弄过了。

我将《同志与情人》，连同原先编就的《狱中书简》，作为姐妹书，交由当地一家出版社出版。集中了两个带自叙性文本，本意在突出卢森堡热爱自由和富于情感的一面、人道主义的一面，力求呈现“嗜血的罗莎”作为一个革命者亦刚亦柔、水火兼容的完整性形象。阅读卢森堡，我相信，将有助于揭开二十世纪末鸦噪一时的“告别革命论”对历史真实性的遮蔽，纠正长久以来对革命和革命者的一种建基于唯暴力论的传统的误判。后来，两书出版的事中途被搁置了下来。

杨先生曾经询及译稿的情况，我作了解释，从此他不复过问，直至去世。我感觉，杨先生对我是信任的。信任是一种负担，令我想起鲁迅在白莽《孩儿塔》序文中的比喻，说存放亡友的遗文，就像手里捏着一团火，企图给予流布。杨先生的遗稿，在我也有着同样的焦灼之感，何况里面还真藏着一颗灼热的灵魂呢。

我把卢森堡的两部译稿交给上海的一位朋友——曾为我的著作做过责任编辑的周向荣女士。她离职后，把稿子转给商务印书馆的龚琬洁女士，同时告诉我，龚女士正好是一位喜欢卢森堡的人。从纽约到广州，到西安，到上海，然后到北京，卢森堡在纸上辗转了这么多个城市，总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日前，我找出一本《怀旧的未来》来读，赫然见到杨德友的名字。书买了许久，到手时瞥了一下便塞进了书堆，顾不上作者和译者。原以为是一部闲书，实际上是一部独特的文化史著。这部书提醒我，杨先生定然译过不少为我所未见的书。打开百度查看，这个杨德友和别的杨德友混在一起，在众多照片中，他的似乎只有一张。介绍说他是1938年生人，1980年代以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在北京波兰驻华大使馆，被授予“传播波兰文化波兰外交部长奖”，译著约三十种。此外，不见有评论的文字。我找到杨先生的外甥女、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魏时煜女士，问及杨先生的情况。她随即发来多份资料，其实是一份扩大了的书单，外加当地报纸的介绍，以及杨先生本人的自述，统共不足三千字。这就是杨先生的个人史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