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圣山下

认识苏莱曼圣山

在哈萨克斯坦的漫长冬季守候多时后，我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城，来到了苏莱曼圣山下。

这里是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边缘，距离中国的西陲喀什大约五百多公里。从奥什城往东，就是磅礴的天山，这样的范围，如果展开整个亚洲地图，鸟瞰亚洲中部的山峦与江湖，人类的迁徙贯穿了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从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到锡尔河、阿姆河，直到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从东亚一直到中亚，这周边一千公里左右的范围内，除了阿拉木图、比什凯克两座城市，还有塔什干、杜尚别——曾经，它们都作为一个统一体的重要部分一起度过了七十余年，前苏联那巨大的钢铁骨骼、旺盛的工业发展把它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们已经分属于不同的国度，而奥什城的苏莱曼圣山遗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边缘，算是天山山脉、阿赖山脉的一盏孤灯了。这盏孤灯拔地而起，千百年以来，孤弱的光芒照射着来往于东西方的商客、游人，气若游丝，却从没有中断。

这是天山以西的中亚。当年，我在奥什城一共住了不下六个月，时间分属于两个不同年度的春天和秋天，也就是说，我在苏莱曼圣山下看到了它的两个不同季节。生活在苏莱曼圣山下，说起来，这两段分开的时光都非常静谧、舒适而安详。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住在卡拉达里亚河边的公寓，卡拉达里亚河是锡尔河的南支上游，发源于天山，流向咸海；第二次，我要特别谈及我们那次来到奥什城，当时，在当地柯尔克孜族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租住在奥什国立大学旁边的小区单元房，这里地势显高，几乎要与城中的苏莱曼圣山隔城相望。小区距离苏莱曼圣山大约三公里，从苏莱曼圣山底下出发，跨越卡拉达里亚河，以国立剧院那里的高架桥作为起点，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往中国的方向走上一段一公里左右的路程，到达缓坡，就是我们这个稍显破败的小区了。

苏莱曼是圣山，千百年来朝圣者源源不断。它高度不到两百米，共有五座山峰，山峰彼此相距不到两公里，从我们租住的小区位置的缓坡可以望见苏莱曼圣山后的整个街区——这里是费尔干纳盆地的边缘，它呈喇叭形敞开，完全面向乌兹别克斯坦，从这里到达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乃至伊朗都不必经历太多高山阻拦。当从里海边一路考察过来，只有到盆地的边缘，直到这座城中孤灯的到来，才开始迎接地球上最庞大的群山，才能朝拜到群山之巅——天山。只有到了这里，才标志着神圣的开始，而这样的神圣似乎以一种令人超乎自然的现象呈现：在这座以土黄色为底色的边境城市，阳光异常清晰、明亮，而且，似乎没有灰尘悬浮于空中，整座城市给人以清纯之感。

至于苏莱曼这座圣山，哪怕你身处十公里之外，在城外的州际公路上，都能清晰地看到城中这座突起的山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很早之前就蜚声世界，费尔干纳的本地人对它更是膜拜已久。五百多年前，后来成为印度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的巴布尔出生在费尔干纳盆地，他早年在费尔干纳一带活跃时，就看中了这座山头，并在山中筑寺修行，他在日记中说“我十二岁的时候，在这里登基为王”，这足以证明苏莱曼圣山在过去的地位。

我们租住的小区修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区里绿篱茂盛，虽然紧邻一条去往乌兹别克斯坦的主干道，但因外围有围墙和绿化带的阻挡，小区看起来隐蔽、宁静。我们租住的是短租房，房主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俄罗斯族女教师。这是一套三居室，房屋因在一楼，略显阴暗，但打扫得非常干净、清洁，客厅里摆放着铺了面料的沙发、一台老式显像管彩色电视机、一个俄式橱柜，橱柜上摆放着一件产自土耳其的花瓶，土耳其瓷器与中国景德镇瓷器有着显著的区别。房间里设施稍显陈旧，但并不感觉到压抑，而且，每间房都铺着木地板，这种木地板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在清新的空气中响着一种欢快的节奏，木地板上铺着深色的红地毯，我们每日可以不必穿鞋。这套三居室总共有两间卧室，卧室里摆放的是窄床——当地居民普遍使用的是窄床，宾馆里的也是。我们拥有两张床，主卧里的是标准大床，次卧就是窄床了。房间还有一个走廊，从走廊可以通往小区，走廊的门口那里架设了一个铁凉亭，很像哈萨克人的风格。等到我离开，这三年来短租的房间陈设后来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最后在我的中篇小说《海边的中国客人》里得以再现，只不过故事发生地换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故事里的角色变成了朝鲜族人，这些朝鲜族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来到中亚，成为那里常见的少数族裔。

来到天山以西，我需要

一个“参照系”

毋庸置疑，苏莱曼圣山下的奥什是一座美丽、宁静的城市。当年，巴布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道：“在费尔干纳地区，就气候和景致而言，没有其他城镇能与奥什比美。”他写到奥什的渠水奔腾，城里到处盛开着郁金香和玫瑰。苏莱曼圣山下有一座清真寺，外面的草地阴凉喜人。常有当地的无赖打开渠口，把毫无戒心的纳凉人冲成落汤鸡。从巴布尔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奥什都是一座自享其乐的世俗南方城市，去除宗教的外衣，这里与每一座中国的城市都很像。

苏莱曼圣山本身是一座石山，里面布满十多个经室和画满岩画的洞穴，当地人说，如果你是电视台的记者，放飞无人机，或者坐飞机去往北方的贾拉拉巴德、比什凯克，你能够从空中俯视整座苏莱曼圣山的话，这时，你会发现有五座山峰的苏莱曼圣山其实像一位熟睡的少女：她有像瀑布一样的娟发、圆滑的额头、小巧的鼻子、圆润的下巴、修长的脖颈，以及高耸的胸部，她颀长的躯干静躺在平坦的盆地末端。圣山像少女，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比喻，代表着它与平民无比接近，而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圣山。

奥什，每天有炙热的太阳光照，营造出栩栩如生的清晰镜头感。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巴扎，卡拉达里亚河边有数不尽的酒馆，酒馆的存在让空气都看似不符合礼教。因为咖啡馆、酒馆的存在，让这里更像国际大都市，而不像南方闭塞的阿特肯，或者北方矿区贾拉拉巴德。这里的生活像在透明的灯罩底下，争论也变得公开化。当然，不可否认，争论也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二十年来，奥什市发生过两起大型骚乱事件，牵涉到族群纠纷、贫富悬殊等问题，这就是苏莱曼圣山下，一座宁静生活与残酷而复杂的现实并存的城市。

总而言之，这里仍然不像草原地带的哈萨克斯坦。

来到苏莱曼圣山下，我回想起我守候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哈萨克草原，这里，我得重提我中亚旅程开始的地方：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草原看雪的日子里，我见识过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河里的鳟鱼、鲟鱼随处可见，在冷峻和寒冷的天气下，哈萨克是一个没有忧愁的民族，连捕鱼败北的渔民也爽朗，永不言输。通常，哈萨克人生活在蓝色的房子里，从中国的阿勒泰、伊犁一路逶迤至哈萨克斯坦，直到里海沿岸，大片土地都属于哈萨克人生活的地方。这令人感觉到寒冷的草原上，相比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建造的五颜六色的房子，哈萨克人把自己的房屋涂抹成稍显单一的蓝色，这就像哈萨克人本身的性格：总是那么豁然而憨实。马是他们生活的主调，奔腾的马无处不在，马粪味随处可闻到，充斥着每一寸土地；哈萨克人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他们热烈而冷酷，这是多么自由的生活呵），吉尔吉斯斯坦的柯尔克孜人，乃至更南方的塔吉克人，却不是这样，这些居住在群山之间的南方人，看起来平静，他们表现得现实很多。这些南方人的目光忧郁而谨慎，性格胆小而平静，而且，他们日常看起来更加热爱卫生。可以这样说，这些南方人像最微小的阳光，静静地生活在天山以西，并不高看理想，任何运动都骗不了他们，生活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把目标交给时间，时间就是先知，他们让真正的先知来管理自己。

苏莱曼圣山下主要生活着柯尔克孜人和乌兹别克人，但不管是柯尔克孜人、乌兹别克人，还是迁徙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朝鲜人，都是属于普通人。从城里的居住环境可以看出，这座城市里生活的大多是普通人，甚至行乞的人，他们住在过去年代修建的老旧平房或者城中村里。天山以西的这个国度号称崇尚太阳，我对它的记忆，乃至对旁边人口众多的乌兹别克斯坦、山区的塔吉克斯坦的观感，很大部分都停留在那些老旧的街区：依依的红柳林丛里，仍然伫立着纪念二战胜利的英雄雕像、列宁雕像乃至斯大林雕像；落魄的单元房外墙要不脱落了小瓷砖，露出衰败的一面，让它看起来像一幅现代主义作品，要不布满大幅夸张的人物涂鸦，而这又成为现实主义作品，提示着这里有绝佳的景色、热烈的政治选举——当我第一次到达奥什时，从奥什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到达塔什干，乃至号称文明古城的安集延、撒马尔罕，我对它们的记忆都是如此。

我从中国南方来到苏莱曼圣山下，这时，我想到一个重大问题，我问自己，你来到这里，你为什么来？我对自己说，你需要寻找一个“参照系”。

在中亚两年以来的游历里，我开始寻找一个精神向导，这样的向导是可以比较的，是贯穿整个亚洲叙事的，它代表着普通人，浸透了平凡的力量；它有过往，并不崇高，允许犯错，却拥有未来，因为它现实而真诚地活着。寻找的前提条件是要先深刻了解当地，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政治、文化、思潮变迁，种种考察后，这让我认识到天山以西的苏莱曼圣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也正是在这样内心的驱使和渴望下，我把自己放逐到苏莱曼圣山下，寻找一个拥有未来的自己。

回想以往，我们难道被遗忘了吗？

现在，很少有人说起苏莱曼圣山底下的人和事了。

天山，是地球上一道巨大的山系，它既古老又年轻，这座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巨山几乎把亚洲一分为二，把东、西永久地隔阂开了。至今，我还记得我第二次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景。七月，我们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发，决定冒险翻越天山，这不到两百公里的距离，除去吉方的检查站那繁琐而低效的过关检查——这浪费了大量时间，汽车的行驶时间也是长达十个小时。我们离开克州的吉根乡后，汽车需要翻越高达四千至五千米的天山，这条国际道路很多地方没有硬化，有过硬化的很多地方也是年久失修，这让我深刻地见识到前苏联解体后那凋敝不堪的民生状况。汽车在颠簸的盘山道上行驶，宛如跳舞，其中还要穿过多种气候类型的高山、草甸，因有深邃的小湖泊阻拦而绕道。山上的气候变化多端，冰雹与雨雪一路伴随，不断有吉国的牧民赶着牛羊转场，这样艰难的生活让人很难想象，而且，就是在这样恶劣的高山上，我们仍然能看到吉国籍的司机制造的一番景象：在陡峭如刀脊的山背，一辆中型客车径直往山脚下驶去，时速至少高达六十码，司机全程不减速，客车宛如一块石头往山脚下疾驶而去，这着实把我吓一大跳。

高耸的天山给人类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困难。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来到锡尔河边，他建立的马其顿帝国最边陲的城市就是奥什。当时，亚历山大的军队饮马于锡尔河畔的小镇乌兹根，这里距离奥什大约五十四公里，甚至，奥什这座城市的地名也是出自亚历山大之口，但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大帝开拓的疆域也只是到此为止。后来，唐帝国的军队进入西域，公元751年，和阿拉伯帝国发生过一场可以忽略不计的遭遇战——怛罗斯之战——那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方，而到了公元1400年前后，想要成为“成吉思汗第二”的中亚霸主帖木儿打算征战明帝国，在锡尔河的北边支流边，帖木儿染病疾逝，他仍然难以跨越这道世界屋脊。从地理上，早在亿万年前，阿尔泰山—天山—兴都库什山系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封锁链，这跨度长达三千公里的范围内，其中只有北方的伊犁河平原和南方的瓦罕走廊两个豁口（因此，帖木儿当年不得不从哈萨克斯坦境内往伊犁的方向绕道）。北方伊犁平原畅行无阻，各大民族的迁徙没有多大障碍，这让中国的阿勒泰、伊犁与哈萨克平原一样，都是哈萨克人的故乡，但是到了南方，天山与帕米尔高原接口的瓦罕走廊情况却复杂得多。远古时期，瓦罕走廊是南线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东晋时期后秦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国（今位于中国新疆），正是经过这里去往他父亲的出生地天竺，鸠摩罗什由此多次往返于古印度和中国。唐朝时期，玄奘从北方伊犁平原经过大清池（伊塞克湖）绕道去天竺，回程时，他正是通过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走廊才回到故土。不过，近代以来，从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现在，相比于中亚，阿富汗几乎都处于内乱与战争状态，中亚的南方到亚洲东部的道路几乎被人为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