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的二元模型逻辑与长历史叙事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图书馆就已存在。

——博尔赫斯《通天塔图书馆》

解压缩ChatGPT：一种二元模型？

ChatGPT当前被四种令人不安的声音环绕。一是来自技术主义者的科学叙事：他们刻意中性化人工智能出现的冷战背景，刻意术语化ChaGPT的关键算法逻辑，过度肯定ChatGPT的人-机对话质量，过度泛化ChatGPT的应用场景，过度神化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二是来自资本投机者的神化叙事：他们极力放大ChaGPT对未来社会的产业价值与解放作用，极力产权化ChaGPT的资产属性与运行条件，极力夸大ChatGPT的跨域工作流整合能力，极力忽略ChatGPT的数据隐私边界，极力漠视人工智能过度加速将导致的大规模机器换人与社会代价。三是来自国家主义者的安全叙事：他们担心ChatGPT携带的意识形态霸权引发治理能力失衡，担心ChatGPT超越国家信息安全的技术监管范围，担心ChatGPT不断削弱国家公民教育的主体性，担心ChatGPT最终引向价值虚无主义从而导致人类共同价值失序。四是来自文化批判者的伦理叙事：他们警惕ChatGPT大规模生成虚假信息的制幻能力，警惕ChatGPT用严密形式逻辑精致化消毒历史事实的倾向，警惕ChatGPT深度伪造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警惕ChatGPT的通用智能霸权最终使个体丧失批判性与平庸化。

然而，这四种声音（神化的、欲望的、焦虑的、反思的），其共同前提是：ChatGPT仅仅被作为突然涌现的革命现象（ChatGPT用户过亿仅用两个月），仿佛被魔法呼唤。技术反思距离过近的危险是，它会携带自身阴影，导致思考失去穿透力，导致结果被放大，原因被忽略。这里的关键不在于ChatGPT“引发”的问题，而在于ChatGPT“本身”成为问题——ChatGPT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出现？这才是问题。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提醒我们，技术的涌现来自文明进程的长期进化与复杂演化（因此ChatGPT需要历史发生学的考察），技术的功能同时是社会结构的体内器官与体外器官（因此ChatGPT需要结构逻辑的考察）。本文问题由此形成：一是，从长历史逻辑来看，ChatGPT真的是一个新的语言机制发明吗？还是说，ChatGPT不过是人类早已有之的二元语言机制发明的第五次方？二是，内嵌在ChatGPT之中的二元结构模型究竟是什么？其结构特征是什么？本文正是从历史发生与结构逻辑双重角度，研判ChatGPT此刻的性质、形态与未来走向。

也许，ChatGPT的命名已经内嵌了问题的答案。如果命名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压缩，那么反向解压缩命名就可以使答案自现——ChatGPT表面上看是一个词，实际上是两个词，ChatGPT可被理解为两种语言模型的结合：一个是“Chat”，含义是“对话”，一个是“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含义是“生成式预训练通用模型”。ChatGPT是言语的“Chat”与语言的“GPT”的二元集合：“Chat”是个体差异对话，“GPT”是集体通约共识；“Chat”是特殊性，“GPT”是普遍性；“Chat”是思想之间的意外碰撞与诗意映射，“GPT”是不同思想形式共同遵守的底层逻辑与形式语法。ChatGPT本质上是二元模型，它一直在“个体对话模型”（Chat）与“集体语法模型”（GPT）之间运作。“个体对话”是思想的早期形式。法国思想家莫里斯·布朗肖在《无尽的谈话》中认为“一些古汉语文本，一些印度思想的文本，还有早期的希腊语言，都是对话的语言”。“集体语法”是思想的晚期形式。“集体语法”（GPT）充满抽象化特质，大规模是它的条件，清晰化是它的逻辑，标准化是它的表象，重复性是它的场景，庸俗化是它的后果。“个体对话”（Chat）就是你的上一句会引发我的下一句，我的这一句又会激发你的另一句。“集体语法”（GPT）就是语言对言语的胜利，它可被预训练，可被预设，可被预先装配到社会规则之中。它是数量巨大的、匿名性的、可被通约到数据层面的精神劳动。这就是内嵌在ChatGPT之中的二元模型。

在这个意义上，“ChatGPT”应被改写为“Chat-GPT”，它既是柔软的，也是坚硬的，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它同时在两种模型中处理天文数量的事件。“ChatGPT”并非一个横空出世的发明，而是人类语言模型长周期历史演化的结果。当博尔赫斯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图书馆就已存在”时，他应该也是如此想的。为了解压缩这个结果，需要对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五个阶段展开扫描。扫描的目的并非为了追溯过去，而是通过追溯过去理解未来，也就是——我们如何检视历史中的“Chat”与“GPT”？如何思辨“Chat-GPT”的二元关系？如何研判“ChatGPT”的未来？

游牧文明与ChatGPT的一次方：交感并作与民神杂糅

“ChatGPT”在游牧社会就已经存在了，它就是“万物有灵”（Animism）模型，源自拉丁文的“anima”，意义为“灵魂”或“精神”，其逻辑就是万物并作、万相交感、万事互映。万物有灵者相信，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种动物、任何一株植物、任何一种现象，都有意识和情感。多数学者都同意，远古的采集者普遍信奉泛神论的信仰。不但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独立隐秘的言说者（Chat），而且言说者之间可以感应（GPT）：生物与非生物相生，人类与非人类相化，思想与非思想相通，民众与神灵杂糅（Chat=GPT）。感应到神，神就会感应到我，感应到他者，他者就与我共情。这正是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对上古社会泛灵论现象的观察：万物、自然与身体之间存在隐秘能量联系，不但能够通过神秘交感仪式远距离相互作用，而且，这就是万物的存在方式。

“万物有灵”是人类交流模式的第一次破土，它是原始的“ChatGPT”模型。它以交感巫术方式运作。交感巫术是“Chat”与“GPT”的未分化状态（Chat=GPT），是“个体模式”（Chat）与“集体模式”（GPT）的量子纠缠。交感巫术包含了仪式场景、沉浸体验、多义话语、角色表演、生物转化、权力象征、原始政治等多种要素（这些要素是当代数字算法技术难以超越的领域）。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概括了两种早期交感巫术类型：第一种是“顺势巫术”，它基于“相似律”与“同类相生”原则运作。“顺势巫术”的事与物彼此相似（Chat与Chat相似），能量相通（GPT与GPT相通）。第二种是“接触巫术”，它基于“接触律”与“触染旁通”原则运作（Chat—GPT—Chat接触后连接在一起）。“接触巫术”的事与物互相接触后就会一直保留联系，即使它们已经远离，也会受到另一方能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巫术同时吸收了以上两种类型（Chat与GPT各种复杂融合、缠绕、包裹、转化），弗雷泽讨论的古印度巫术治病仪式就是如此：

到太阳那里去吧！你的心痛病，你的黄疸病！我们将用红色公牛的颜色来包藏你！我们将你包藏在红色之中，使你长寿。让这个人从黄色之中解脱出来免于伤痛吧！母牛之神是罗希尼，她们本身更红，我们定将你包容在她们的全都神体和神力之中。定将你的黄疸病转给鹦鹉，转给画眉，甚至转给那黄色的鹤鸰！

古印度神秘仪式中，太阳、心痛病、黄疸病、红色公牛、母牛之神、鹦鹉、鹤鸰等物种之间存在生命与死亡的能量流动与传递——就像“红色公牛使你长寿”以及“黄疸病可转给鹦鹉”（Chat=GPT=Chat……）。这样的例子很多：苏门答腊岛女性通过制作木偶祈求生育；北美印第安人通过尖棍把人像画在可替代真身上实现报复（Chat=GPT）；《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相信所有生命之源和精神集体都与“艾娃树”（Eywa）灵性相通（Chat=GPT），当他们决定救助具有反殖民主义色彩的白人男性时，部落的身体、象征、密语与“艾娃树”连接成仪式化整体（Chat与GPT的一体化）。

“万物有灵”模型的中国版就是庄子的《齐物论》。“齐物”不但强调所有存在物之间的平等（Chat与GPT的共通性），还强调主观判断的相对性——万物本质上没有绝对状态，只有不同情境的生生化化（Chat与GPT的相互转化）。在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里，无论是神灵死后化作万物，还是神灵假借外物创造新物，万物化生都离不开神灵参与。苗族的“樊唯”、布依族“德罡”、侗族的“颠光”等原始神灵都与天地共同创生，共同成长，因此，天地创生的万物也同时拥有神灵属性（Chat与GPT都具有神灵属性）。这种模式就是张光直先生总结的“萨满式文明模型”（它是张光直“两个文明起源”假说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以两河流域文明为源头的西方式文明）。

作为最早的“ChatGPT”，万物有灵模型的典型特点就是Chat与GPT如此浑然一体，正是这一点使之成为抵抗单向度“人类世”价值观的解药。万物有灵模型强调全身心感官参与，强调万物间彼此粘合，反对单向度主体性。万物有灵模型反衬出以数学为底层逻辑的自然语言模型（GPT），实际上遗失了总体生命交感的重要能力（Chat与GPT的融合）。正是基于这种内省，十九世纪的瓦格纳试图恢复早期文化的总体性，以“总体艺术”对抗现代文化的分裂性。瓦格纳在1849的两篇论述文章《艺术与革命》和《未来的艺术作品》中确切提到该词，他谈及所有的艺术作品可以在戏剧中集合表现，这一概念整合了诗歌、视觉艺术、歌剧及剧场。虽然早前已有人实验过此艺术方法，但瓦格纳在德国城市拜罗伊特的剧院中真正实现了他的整体艺术，成为第一人。这个概念简单说来就是作曲家在音乐、剧本、表演、舞台设计这些方面都亲力亲为，从而突出作品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最大程度地体现作曲家想要表达的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装置艺术，例如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同样吸收了早期巫术的神秘力量与通感能力，被认为是“作为萨满的艺术家”，他的行为艺术是萨满教与精神分析。博伊斯将观念表达从架上延伸至所有社会媒介（社会雕塑是巫术中相似律与接触律的当代变体），以此完成艺术家、场所、大众、仪式的内在同频共振。然而，瓦格纳与博伊斯在碎片化时代对早期万物有灵模型的复魅，个体层面越是成功，越是有力，越是在总体上说明——万物有灵“ChatGPT”模型早已离我们远去了。

农业文明与ChatGPT的二次方：阴阳五行与等级模型

游牧社会之后，再无“ChatGPT”模型，只有“Chat-GPT”模型。农业文明兴起后，原始“ChatGPT”模型逐渐分裂为“Chat”与“GPT”两个模型。“Chat”指向自然系统模型（像一个循环的圆圈），“GPT”指向社会秩序模型（像等级制金字塔）。农业文明的植物逻辑（定居的）逐渐战胜游牧文明的动物逻辑（游荡的），是自然“Chat”系统逐渐浮现的原因。植物逻辑是四时循环、周而复始，这种规律是“道”，只有“道法自然”，人类才能生存，就像赫拉利认为不是人类驯化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人类。等级性“GPT”模型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早期帝国对外征服往往充满暴力，但对内社会统治却需要稳定制度，社会制度的固化过程，就是社会秩序模型形成的过程，这是“GPT”模型逐渐浮现的原因。虽然农业文明“Chat-GPT”模型发生两分，但两者仍保持映射关系。“Chat”与“GPT”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吸收。例如，春秋时代孔子与学生的对话（Chat）在汉代被董仲舒体系化为服务政治的儒教系统（GPT）；中世纪基督教治理模式（GPT）内嵌了牧师的忏悔室（Chat）。这是“GPT”对“Chat”的吸收。另一方面，是“Chat”对“GPT”的吸收，例如，战国阴阳五行宇宙模型（Chat）将社会模型（GPT）内嵌为子系统；北欧神话的世界宇宙模型包含自然的象征性、生命循环、宿命论、英雄主义与法律秩序。农业文明本质上是“Chat”与“GPT”保持有机关系的二元模型。

东方农业文明的Chat-GPT模型建构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在社会顶层，去除神话内容，保留神话结构，统治者成为神的代言人。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关于“命重、黎绝地天通”研究指出：“本来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可以自由沟通，而自从重司天、黎司地，却使地天相隔，人神异界。这暗示出文明发生后沟通天地的手段已被统治阶级所独占，人们必须依赖专职的祝宗卜史来与神灵沟通。”二是在社会中层，依据血缘逻辑，服务统治需要，发明一套解决现实社会秩序的“GPT”模型。血缘谱系因其天然带有等级制特征，可被固化为现实等级分层依据。三是在社会基层，将服务于统治者的“GPT”模型，覆盖到全部国家疆界与家族社会末梢。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系统整合，一个复杂且有弹性的“GPT”社会秩序模型得以建构，并经受了两千年考验，这就是金观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一书中总结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一旦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我们的眼界豁然开朗了。从控制论角度看来，某一个社会所谓停滞，就是指它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从稳定性来看停滞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不是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变化、一切都停滞的社会，而只是说，虽然它的社会结构可以处于不断的瓦解和重建之中，但从整体上看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