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海手记（2024）

从1988年到2024年，一晃，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已走过36个年头。从尘封已久的笔记中整理这篇文稿时，在海南生活与工作的诸多画面便接二连三在脑海里涌现与叠映。且让我有选择性地把一些青春飞扬在海南岛上的场景，用文字的形式定格下来。

我从湘西来

大学毕业，正值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高峰时期。各大报刊和电视，常透露出“种子炒熟了，丢在海南的土地上都能发芽”的消息。不愿在湖南西部沅陵老家做教师的我，趁着这股热潮，带上毕业证和发表的一些文字类作品，再收拾几件衣物，一路经历汽车、火车和海轮的颠簸南下赶海。

海轮从广东湛江抵达海口秀英码头后，一辆中巴把我和一位同行的乡友带到海口市得胜沙路。下车后看到一座连着一座的破旧西式骑楼和窄小的街道，以及街道上三五成群戴棕叶斗笠、讲海南普通话和脚蹬三轮拉客的车夫，周身不觉一凉。现实与想象中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曾一直被我向往的海口竟然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晚上走在街上，因为缺电没有路灯，做生意的人家各自在门口摆台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突突突突”的发电机声此起彼伏，把忽明忽灭的海口远远近近地连成一体。

几天后我们决定去三亚看看。长途汽车在不宽的破旧公路上左摇右晃努力前行。依着窗口，我看见公路两旁的荒凉，以及一畦畦长在路边的菠萝、香蕉，还有一片片高高瘦瘦的椰子林与橡胶林。

在天涯海角的海边，我们邂逅了许多闯海青年。有的在岸边临时搭建的简易餐馆打工，有的穿行在游客中推销报纸和旅游地图。他们尽管被强烈的紫外线把脸面和手脚晒得黑里透红，却个个目光如炬，在强烈的阳光下透出坚定与执著。这样的情形只得让我们返回海口，暂住在海南省燃化公司招待所，然后满大街去看招聘广告。招待所的饭菜很便宜，每顿只需一元五角。饭是白米饭，菜是一条约五寸长的油炸小海鱼和素炒空心菜，每餐如此。

我上岛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南信息报》做记者，报社位于海口市龙华路义兴街的一座四层小楼上。门口有张木质方凳，凳子上竖着块靠墙的塑料牌子，上面是“海南信息报社”几个黑底大字。报社只有一间房子，是内外套间，里面住人，外面办公。设有记者部、编辑部、公关部、广告部、信息部等，除记者部和编辑部，其它都是经营部门，被人承包后在报社外租房办公。我在记者部负责新闻采写，第一次外采的稿件是《海南茶叶市场走笔》。稿件写成后署上“本报记者阿里”给一位在海南报界工作的乡友过目，他说稿件写得不错，不过对署名提出异议。他觉得我刚来海南，必须打自己的名声，不能使用笔名。

此后，我基本上用真名发稿。

连同报社，并不宽敞的四楼一共有五家单位。其中有三家贸易公司和一家湖南老乡开设的小型缝纫社。为解决吃饭问题，大家合伙请了位川籍女厨师做饭，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收费三元。汤多为不放油的冬瓜海螺汤，海螺很小。饭后，我们总爱舀上一勺倒在饭碗里慢慢剥食，味道鲜美。

听杨隆灼讲上岛的故事

当时报社住着我、杨隆灼和叶星。叶星是湖北人，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以前在《海南工商动态》杂志做编辑，两天前才跳槽到了这里。杨隆灼是福建南平人，每到晚上，他总爱换一身很夸张的宽大短装，坐在椅子上聊一些自己的故事和海口见闻。海口天热，我们都不愿睡在里屋的床上，临睡前把办公桌拼揍起来，然后窗户洞开，直挺挺地躺在办公桌上入睡。

杨隆灼在报社信息部工作，承包人未给他安排住处，他每晚都步行来这边和我们搭铺。他在部门负责收集、发布房地产出租、出售信息，一旦成交，就抽取提成作为工资。但海口的生意也并不好做，到部门半个月，只成交了一笔朋友的租房生意，拿了五十元提成。

不过，他初上海岛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的他，与在县林业局工作的父亲大吵一架后借了几百块钱到了海南。上岛第一天，他去找旅社。这家说五元，那家说十元，他带的钱不多，不敢乱花。好在海口天热气温高，许多住不起旅店的闯海人带着草席在海口汽车总站前坪以地当床，席地而卧，他也跟着如此。第二天醒后去找工作，别人告诉他有文凭的可以去人才交流中心碰碰运气，没文凭的只能走街串巷看贴在墙壁上的“招聘启事”。他徒步走了好几条街巷，抄下了十几个招聘单位的地址，可去了之后总是被人拒之门外。某晚躺在草席上仰望星空想出路，装在口袋里的那本抄满招聘单位地址的小本子突然间给了他启示：每天有那么多人来海南求职，何不办一份招聘报！于是他每天出门收集贴在街头巷尾的招聘信息，回来整理归类后找打印社打印出来，起名《海南招聘报》，自己带到海口新港码头或秀英码头兜售，每份五元。

后来，他还以扣文凭、交押金的方式招聘了两名员工。一名守在新港码头卖报，一名守在秀英码头卖报，他则专门负责收集和汇编招聘信息。

可惜好景不长。一天，他在收集信息的途中被拦住检查暂住证，因提供不出相关证件被提溜起衣领塞进一辆闷罐卡车带走，押送出岛。半个月前，他才想尽办法从湛江乘私人渔船偷渡上岛，应聘到现在的部门。

杨隆灼的故事，惊险中也给了我希望：海南是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宽松之地。相信会有那么一天，而且注定有那么一天，自己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家！

有苦有乐的闯海时光

不同的身世，共同的追求，让上岛月余的我有了一帮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大家白天在各自的报刊社工作，晚饭之后，就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逛街聊天，抑或骑着二三十元买来的旧单车去海边游泳。

那时的单位大多没有食堂，为解决不去饭馆吃饭的问题，我们在龙舌坡的民居中找到一块长满杂草的废旧宅基地。大家动手清理出一块场地，从附近搬来几块石头垒成石灶和石凳，再一起出钱到小商店里买来厨具和碗筷，一个简易的露天伙房宣告建成。傍晚，我们去龙舌坡农贸市场买回猪肉、海鱼、蔬菜、粮油和白酒，然后分工负责。某某拾柴、某某煮饭、某某做菜、某某收拾锅碗瓢盆。入夜，我和来自江西的老龙、四川的刚子、湖南常德的阿文等朋友围坐在沸腾的铁锅旁大声说话、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那种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的情形，刻骨铭心。夜色在我们带着醉意的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浓，我们每个人都像寻仇似的，把脖子、脸和双眼喝得血红。

之后，每一个不下雨的黄昏，都有过往行人瞥一眼我们几个在空地上生火做饭的闯海青年，与同行者笑着议论几句，然后低头走自己的路。捡柴回来的阿文，常会抱起从老家带来的桃木吉他坐在大石头上，面朝下沉的夕阳和满天红霞动情地弹唱一些流行歌曲，为这幅苦并快乐着的画面配上音乐。

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把洗净的茼蒿放进沸腾的铁锅里煮食。于是得了个“马茼蒿”的绰号。好几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都把“马茼蒿”用作笔名。

记忆深刻的是那年春节。大年三十，几个没回家乡的闯海人聚在一起过年。中午时分，大家围着简易灶台，坐在空旷的宅基地上边喝酒边讲述自己家乡的年俗，个个饱含真情。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刚子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刚子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初年来海南闯荡的，年年都给家里写信说要回家过年，却因路费问题一直未能如愿。他在远离亲人且家家团聚的年三十痛哭流涕，也勾起了在座与他一样不能回家的年轻人对家人的深切思念，说话声在刹那间戛然而止。

大伙儿决定凑钱帮刚子圆回家梦。你几百、我几百、他几百地凑到一起，两千多块钱很快递到了刚子手里。

刚子收起钱后颤抖地站起身子，连声说：“谢谢了，谢谢了。”大伙儿也站了起来，举杯为他祝福。他一口喝干杯中的白酒，当即直奔码头，踏上了久违的归途。

后来听他说，经武汉转车到家时，已是大年初二的早晨，生养他的山村已被大雪覆盖。他家的门前，有个人正在弯腰扫雪，那正是他久别的亲娘。五年了，亲娘已经白发苍苍。

一段铭心刻骨的创业经历

在海口工作和生活半年后，我深深感觉到唯有自己创业才有奔头和大的出息。那个时候，无论走到哪个小区，墙壁上都挂满一块块各类公司的牌子。尤其是龙舌坡、建山里、滨海新村、秀英草坡等地，一户普通的三层居民小楼里，竟然有六七家冠以“环球”“寰宇”“世界”“国际”“华夏”等名头的公司。

我和一位朋友商议后，决定分别从报社辞职，合伙办一份为各类公司提供经济信息的刊物。我们找到一位愿意赞助办公和住宿地点的公司老板。个把星期后，《新经济技术指南》的招牌便出现在了海府大道旁一幢两层小楼的门口。选定吉日，我们在东湖广告墙和其它地方贴出用毛笔写在大白纸上的招聘广告，然后去东门市场购买东西。个把小时后返回办公地点，远远就看见门前黑压压地站满了应聘的人群。从中选了六位作为收订和信息广告人员，留下文凭并在当晚开了个会，第二天就分头去跑业务。我们和新招聘的人员一起白天出门收订和收集信息拉广告，晚上把各自的信息归总分类，周五印刷装订成册，每人搬一摞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各个公司谈业务。刊物每周一期，每期16页，年定价60元，可免费刊登信息一则。

几位来自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的年轻人勤勤恳恳，很快就初见成效。

命运的飞转直下缘于给我们提供赞助的老板因涉嫌诈骗被拘，我们的刊物也受到牵连。

当天下午我外出去跑业务，夜幕降临时又饿又累地踩着自行车返回住地。走到楼下没看见二楼像往常那样亮着灯光，以为他们集体出门散步去了。准备伸手拉开大门的时候，借着昏暗的路灯看见拉闸门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还盖了公章的封条，不禁把我惊出一身冷汗！我不知道在我外出的时候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心想同事们肯定是被公安机关以什么罪名一网打尽，悉数收监了。突然想到我现在已经莫名其妙地成了这个团伙的“漏网之鱼”，赶紧藏身于黑暗之中静观情况。那时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只能在茫茫黑夜里无奈又无助地等待有利消息。

夜色很深的时候，远处的人行道上摇摇晃晃地骑来一辆单车，到了楼下开始叫我的名字，我不敢应答。直到辨认出是同事老钟，才走到光亮处打探情况。在往海甸岛骑行的路上，我才得知原委。因为老板被抓，他赞助给我们的办公和住宿地点被查封，情急之下，另一位合伙人与老板的妹妹联系后，答应我们搬到海甸岛他哥哥用另一个姓名注册的公司过渡。

随后我们的刊物也就停刊了。创业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严酷现实中被迫停摆。

扔漂流瓶结识了一位后来

活不见了的兄弟

创业失败，又迫使我重新走上求职之路。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骑着辆破单车四处寻找合适自己的工作。

某天从一家招聘单位返回住地，途中经过一处陈旧低矮的农场职工宿舍。见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柔和的灯光从屋里投出，呈长方形映照在门前的泥土地上，心头不觉微微一震：远离家乡的我，深深被这温馨的光亮吸引住了。我不由自主地下车，静静伫立于这光亮之前，用心感受着屋内传出的我听不懂的方言以及映衬在房门上不断闪烁变幻的浅蓝色电视反光。我心里默默感受着这户人家的幸福与温馨，多希望自己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随时可以走进家门，喊一声亲人，享一享天伦。直到这户人家关了大门，我才在黑暗中依依不舍地骑车离去。

在那些情绪低迷的日子，我找了个玻璃瓶子，里面放了张写有通讯处的纸条，密封好后搭乘一艘渔船驶向大海深处，把它用力扔进了波涛翻滚的海水里任其漂流，看看是否能被有缘的闯海女性捡到。

十几天后，一位戴着眼镜、大我几岁，从云南来海南求职的孔姓男子找到我的住处，说他从海滩上捡到了我的漂流瓶。同是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一番交谈后，我俩很快成了朋友。我称他“孔哥”。

孔哥是因为自己心爱的姑娘跟了别人而离开云南老家上岛寻梦的，发誓要混出一番名堂。先在一家公司做文员，整天起草这样那样的合同或文案，后来在报纸上看见琼山某村的一个鱼塘对外承租，想干一番事业的他，把从老家带来的几千块钱作为租金，承包了那个鱼塘。几天之后，孔哥要我去他那里看看。我们合骑一辆载重单车兴致勃勃地往鱼塘进发。

孔哥承包的鱼塘在一座小山脚下，四周是荒地和长满杂草的旱田。堤坝上有间孔哥请人搭建的简易房屋，里面摆着旧床、旧桌椅和新买的厨具。孔哥满脸笑容地说：“以后我就以鱼塘为伴了。这么多的荒田荒地，还可以种菜。你就每周都来我这里过周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