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虚无之境

影响

那时我还很年轻，在一个湖滨小镇赋闲度日，具体地说，是读书和写诗，漫无目的，既无所谓的爱情也无所谓的事业，甚至没有远游的激情。但有一天，我突然读到了法国诗人兰波的诗，顿时感到头顶冒出一缕青烟，是灵魂出了窍。那个下午，我将以前所有诗稿付之一炬。在二楼窗口，我呆望烟波浩渺的大湖，感觉在心灵腾空的地方，缓缓地注入了一些东西，那仿佛是新的生命之液。

多年以后，我读了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新人生》，小说讲述主人公突然读到了一本书，他的一生就此改变。起初，我还以为那是一部经典之作，或一本什么奇书，但接着往下读，却发现，那只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业余作者所写的童话书，在匿名发表后，读者寥寥，甚至遭人诟病。很显然，那不是一本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书，却让二十二岁的主人公感到一种无穷的力量，乃至离家出走，疯狂地追寻书中描绘的新世界。当然，有关那本书，有关那个人，都出自小说家天才般的想象与虚构。而在现实中，真正对帕慕克有影响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它让二十二岁的帕慕克神魂激荡，放弃做一名画家的执念，写起了小说。

一个人也许会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改变一生，但如果只因为读了一本书，他的人生就此改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可能会因为某本书或某个作家而改变，譬如有些作家，因为遇到了卡夫卡，从而走上了一条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写作之道。还有弗洛伊德，曾对不少作家有过脱胎换骨般的影响。

兰波在写《地狱一季》时感慨，他的命运会被这本书所左右。这是一个诗人清醒的自我预判——这部作品一旦问世，将会对自己的命运和人生造成影响，但他又不得不将它写出来。诗人的这种状况，类似一个独自受孕和生产的女巫，她的孩子就是她的未来与宿命。而母亲和孩子、已知与未知、诗人与其作品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兰波称为通灵。

在形式上，《地狱一季》显然是个独一无二的文本，就像女巫生下的那个孩子，而其骨髓里，则流淌着各种思想——它们齐头并进，没有谁凌驾于谁之上。其中一脉命源，显然来自前辈史学大家米什莱。看来，兰波在写《地狱一季》时，无疑受到了米什莱的大作《女巫》的影响。

自中世纪开始，各地教会带着阴郁的狂怒，将众多女巫推上审判席，并处以火刑，而那些被烧死的女巫，同无数受苦的灵魂一道，在兰波那晦涩的诗行里得以重生。

父亲

他们一直在争吵。父亲将一只银盆摔在地上，发出“当”的一响，银盆像一只皮球般反弹起来，在空中旋转，再次落下。银盆是平时盛牛奶用的，被父亲摔过一次后，又被母亲摔了一次——就像他惹祸后被父亲扇了一记耳光，接着又被母亲抽一巴掌。从军的父亲很少回家，但每次回来，都会和母亲吵架。刚开始时，兰波尝试故意惹祸，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如此一来，他不仅要挨父亲的打，还得挨母亲的揍——这尤其令他伤心。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母亲除了严厉呵斥，并不会对他动手动脚。难道暴力也像感冒一样容易传染？于是，兰波不再惹祸，干脆让他们去吵，哪怕地覆天翻。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是在展示自己的权力，自己和银盆都是牺牲品。

后来，兰波的军人父亲就再也没回家，像扔下令他讨厌的物品一样扔下了四个孩子。兰波是家中老二，当时只有七岁。多年后，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父亲，说起被父亲摔下的银盆，在地板上发出悦耳的乐声，从而开启了他诗歌中的音乐性。

从兰波儿时的遭遇，我突然想到卡夫卡。卡夫卡小时候，有天晚上啼哭，父亲严厉警告他好几次都没奏效，于是，一把将他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那之后好几年，卡夫卡总会觉得，父亲正在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他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拉上门的阳台是个封闭的小空间，为了抵制恐惧，卡夫卡心里萌生出创作的冲动。

相比卡夫卡，兰波的幸运指数似乎更低。卡夫卡的父亲虽然严厉，但他毕竟让自己的儿女生活优裕，而兰波，在父亲缺席后，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孩子，不停地搬家，像可怜的猎物一样，被穷困与窘迫所追逐。

关于父亲，兰波曾在诗歌《记忆》中如此写道——

母亲挺直腰板站在附近的草场上，

纺线绳像雪花似的飘落下来；

手持小阳伞，脚踏伞形花，她为

在草地上看红封面图书的孩子们

感到自豪！真遗憾，父亲却像

一群白色天使在路上分手道别，

在深山幽谷中渐行渐远。

父亲远离的身影，在少年兰波的心中成为一种镜像。那道白色身影，在路上愈行愈远，越过一座山，渐渐地消失在薄雾之中。在诗中，兰波对父亲抛妻弃子的行为没有指责和怨恨，父亲的形象反而升级了，他不再是怒摔银盆的家长，而是白色天使，甚至还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这就意味着，他不是只有一个父亲，而是有无数个，或许只有这样，他的心中才能坦然。在兰波的诗性想象中，肉体上的父亲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天使幻化成了父亲，还是父亲幻化成了天使，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父亲离开家时，兰波只有七岁，他虽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却没给兰波的心灵造成过于具体的伤痛和恐惧。那时兰波毕竟还小，心中还有期冀和憧憬，父亲的形象对他来说，是类似于天使的存在，所以他成为一个诗人，就像荷尔德林一样——他的父亲是让人仰望的上苍，这使得诗人对世界和宇宙的探究充满了无限激情。卡夫卡的父亲，虽含辛茹苦，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家庭，但他又过于强大，对子女要求严厉，而卡夫卡尤其敏感，时刻感受到父权和亲情所带来的阴影和恐惧，如此一来，卡夫卡成为一个小说家。面对自身困境，卡夫卡的叙述有着隐秘的维度和指向，并引导后继的小说家们独辟蹊径，继往开来。

一个作家的身世往往会决定他的写作之道。有一个说法，一个人的道路在他六七岁时就可以决定，而一个写作者尤其如此。

异名

一九八二年的一天，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金斯伯格，慕名来到了沙勒维尔的玛德莱娜沿河街道五号甲。金斯伯格还在此住了一晚，事后他说，他在楼道里看到了兰波的鬼魂，并和他相互问候。这或许也是诗人之间的一种通灵。

兰波故居外，马斯河水缓缓流淌，河边的大树，老磨坊那高高的院墙，衬托出岁月的悠远。如果你闭上双眼，沉醉于遐想，可以看到更远处的大海，看到那猎猎作响的征帆——是一艘醉舟的行程。在那世界的隐秘处，仿佛又一个通灵的诗人横空出世。

他们精神相通，只是境遇各有不同。

从识字始，兰波就一直抄写古代著名作家的文章。一个炎夏，年幼的兰波躲在一间逼仄的茅厕里，忍受着复杂难闻的气味，在里面横冲直撞，大呼小叫，他告诉厕所里所有的事物，他叫狮子，或许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某种力量。

兰波在八岁时写过一个小故事，有两页纸长，但没有标题，讲述自己在喝过一条小溪里的水后，回到了一五○三年的兰斯，那时还是路易十二国王统治时期，而兰斯离沙勒维尔不是太远，是一座历代国王举行加冕典礼的城市。在那里，他的父亲在皇家军队里任指挥官，父亲经常哄美丽的母亲开心，而他则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小孩，他将自己改名为噢。三百多年前，兰波的名字是一个简单的音符。

而相比兰波，葡萄牙作家佩索阿在异名化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佩索阿短暂的一生中，创造出了几十位作家的角色，他们有着各自的名字、身世、性格，甚至还有着具体的相貌，他们写出的作品风格各异，仿佛那些作家都确有其人。我能感觉到，佩索阿相信他们的存在，并享受着他们存在的快乐。那些创作者，有的是他的导师，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他并不认识。

角色意识是人在面对世界和内心时的一个重要体现，但一旦这个角色受阻，不能完成灵魂交付的指令时，会有另外一个角色来置换，对于灵魂来说，一个虚构的角色也是一种真实。

我也相信，在佩索阿的世界中，他所创造的角色——那些作家和诗人——已然是一种存在，而他和他们的关系，貌似读者和作家之间的关系。

这是佩索阿的一种僭越。即使强大如福楼拜，即使他说出了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这样的名言，他也不可能成为自己作品的读者。至少福楼拜不可能说，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叫《包法利夫人》的小说，从此他的人生得以改变，除非他是个疯子。

佩索阿的行为，或许不能排除一般人所认为的精神问题，他可以拥有众多不同的读者，但他本人，仍然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作品的读者。

这是一个作家的宿命。

逃跑

校园是个小封闭体，校外的世界则充满了活力，但真正的生活，依然掩盖在表象之下。在身边的街区，满眼是苟延残喘的人，让兰波心生不满，仿佛在一夜间，他变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认为应该脱下拿破仑三世的皇冠，让他去服苦役；在历史作业里，他写道，罗伯斯庇尔，所有的年轻人都在期盼着你。此阶段，少年兰波非常欣赏雨果的《惩罚集》，幻想着要去那个不知方位的孤岛，同伟大的雨果一同战斗。

那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向普鲁士宣战。在沙勒维尔，驻扎了三百名士兵，也许是让兰波想起了不负责任的父亲，他对他们没什么好感，特别是当他发现，市民们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组织起来，穿着简陋的军装，耀武扬威地在各个城门巡逻，嘴里喊着保卫沙勒维尔，誓死捍卫的却是腐朽的皇权，在兰波看来，简直是愚蠢透顶。事实证明，几个月后，普鲁士军队攻打到了巴黎，帝政摇摇欲坠。这一切让兰波觉得，沙勒维尔是最愚昧的小城，他由此感到茫然、恼怒、惊愕和窒息，他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想逃离沙勒维尔，哪怕是去冒险，去四处漂泊、流浪。他需要新鲜空气。

由此，兰波搭上了去巴黎的火车，但战争使交通崩溃，他不得不中途下车，绕道北方，经由比利时前往巴黎。到比利时的沙勒罗瓦时，他手里只剩下一点点钱，但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行，哪怕是逃票。那天兰波刚下火车，就被警察逮捕并送进拘留所，在审讯过程中，大概是他言论激进，得罪了检查官，因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兰波入狱期间，第二帝国彻底垮了台。两个星期后，兰波在老师伊藏巴尔的营救下，走出监狱。回家后，兰波一面忍受和敷衍着母亲的数落，又一面焦虑地期盼着巴黎的消息。在巴黎，各种势力的冲突愈演愈烈，从那时起，兰波从此迈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跨越了那看不见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使他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反抗者。他趁母亲不备，再次逃跑。

这一次，兰波沿着风景迷人的马斯河行走，这次远游对兰波来说，简直是梦幻之旅。在途中，他写了不少美妙而又深刻的短诗，有关似是而非的爱情，有关死亡，有关革命，有关英雄。但没过几天，巴黎公社就被推翻了，凡尔赛人大肆屠杀起义者，还有更多的人被流放。兰波想起了他在远游中见过的一些公社女社员，她们性情刚烈、胆量过人，为了向她们致敬，他写了一首诗《让娜·玛丽亚之手》——

这双充满温情的闪亮的手

护着羔羊的头！

烈日在她饶有情趣的指骨间

放置了一枚红宝石！

很少有诗人或作家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沙勒维尔的咖啡馆里，兰波一次次与共和派的精英们，计划着打造一个新世界，尽管这仅仅是一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去实施，但他心潮澎湃，因为他有诗和远方，有他内心的反抗方式，有永不安宁的自我拷问，甚至迷惘。

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兰波的一次又一次逃跑。兰波并不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是昆德拉设置在小说中众多镜像中的一个。小说中的主人公叫雅罗米尔，和兰波一样，是个天才的少年诗人，他也擅长逃跑，他们在逃跑中，完成那放浪形骸、惊世骇俗的诗篇。

对某些作家来说，逃跑并不是为了摆脱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穿过地平线，进入一种新的生命。当麦尔维尔进入大洋中间吉卜林步入森林之时，越过那地平线后，他们的创作才得以熠熠生辉。

梦境

兰波一直认为，自己在七岁时就已成为一名诗人。在《七岁诗人》里，年幼的诗人在厕所里遐想，向往散发着神圣馨香的爱情牧场，甚至在大漠里自由放浪的生活。这些向往，在兰波后来的生活中几乎都实现了。

在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梦境往往是引人入胜的激情画面，是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但后来，特别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研究起，艺术家和作家们开始面对自身，梳理内在的意识和情绪，那些未知、隐秘，深潜在一个人生命里的疆域，一一被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