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客座任教手记（2022）

在南开大学，我得到和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让我在治学上得到很大助益。特别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宗教与宗教文学，而宗教学术在国内发展比较滞后，很长一段时期这一领域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更难以获得相关的图书、资料。我初次赴日本工作是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到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幸运地成为与海外学术交流的先行者。海外不同的教学和工作岗位给予我诸多学术交流的机会，又让我很方便地获得大量海外的研究信息和资料。

一九八四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九月，日本神户大学任客座教授

我初次的国外学术交流活动是接待两位日本访问学者进修。

一九八○年夏，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本中国古典文学访华团”报告会上结识了日本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京都大学的清水茂教授，并在会场上简单交流了研究成果。一九八一年秋，开学后我突然收到清水茂教授的来信，商量要推荐他的高足、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执教的川合康三副教授来我这里进修。当时中、日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刚刚开始，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来华学习或研修都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到各大学的，没听说外方指定某大学、某专人接待；特别是具体到我的情况：才到南开大学不久，也还没有评定正式职称，外国学者点名要来我这里进修，颇感惶惑。询问系里如何答复、如何接待，其让我直接去问校外事处。我就去找校外事处处长，本来是想反映情况，问问外国学者来我这里进修可否接受；也反映我家住筒子楼里一间房，拥挤杂乱，接待外国人恐怕不大合适。处长以为我是想借接待外宾为由要求调换住房，立刻说没有办法换房子。我说：“不是为房子的事找您，是想问问我可否接受外国学者来进修？接受了怎么安排？”他答说：“这要由你自己来决定。”就这样，明确了决定权在自己，我就回信答应了清水茂教授的请求。川合康三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日本国立大学规定在职教师每五年间有一年学术休假，他的学历是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课程“中退”（多年后取得博士学位），却还没到过中国，所以想利用这一年时间来中国住一段时间，切近地了解中国的学术状况，体验中国风俗民情，并不如我原来设想的要像带学生那样系统地教他什么。

川合康三一家四口来校，校内还没有接待外国学者住的地方，他便借住在南开大学隔壁天津大学专家楼。为了配合他研修，我们每周也就交谈一两次，就在他住的单元房里。几次谈话后，我知道他中文读、说、写的程度都好。京都大学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学研究重镇，名师云集，川合康三从那里毕业，又聪明好学，中国文史底子很扎实；他又懂得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头脑机敏，治学多有相当深刻的见解。我向他介绍中国的研究状况和资料，他也帮助我了解日本学界的情况和学术成就。川合康三曾向我介绍自己所在的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的志村良治教授，对方是一位研究汉语史的专家，川合康三让我和他建立联系，交换论著。川合康三写了一篇讨论李贺的诗的文章，利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李贺诗语如何运用隐喻手法，对于阐发李贺的诗的艺术特征颇有新意，我推荐给长春的大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相长”精神。川合康三在中国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也颇有收获。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的西北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我带川合康三去参加。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旅行还有诸多不便，去西安要经申请批准；因为当时召开学术会议还很少有外国学者参加，又要和会议组织方商量是否同意他参加。这些都由我办理妥当。这次会议开得相当隆重，算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型学术会议。国内治唐代文学的大家名师云集，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发表，让川合康三大开眼界。当时外国人住宿也有限制，川合康三不能和参加会议的人住在一起，要住在专供外宾住的西安宾馆。会议组织者让我去陪住。我住了一宿，感到十分不便：一是宾馆尽是外国人，二是我意识到日本人并不习惯有人陪住。所以第二天我告诉川合康三如何乘公共汽车去会场，就回到会议组织者给参加者安排的住处了。第二天，川合康三来开会，在乘公共汽车的路上，一部特意为来中国而买的高档佳能相机被人割掉背带偷走了，我连忙领着他到附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一位领导听了情况，对手下说，你们到街上去找某某，看他们是谁拿了相机。相机后来到底是没有找到。另一件事是乘火车回天津买不到卧铺票，上车后我找车长，车长很快就来通知说有卧铺给外国人，而当时名份上我是川合康三的老师，谁睡这个卧铺，双方颇为难。车长明说是给外国人的，我只好让给川合康三了，这让他和我都很不舒服。

川合康三及其夫人正子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名摩耶，老二儿子名言志。他们和我一家大人、孩子处得很好。我们住的筒子楼房间狭小，公共厨房，条件很差。川合康三一家能够理解。内人做中国饭菜招待他们；正子夫人也租下招待所的厨房、厨具，做日本料理招待我们。他们临走时，两家人依依惜别，正子把剩下的一些日用品包括针线等留给内人。内人说正子真会持家过日子。

川合康三走后，隔了一年，清水茂又推荐他的另一个学生、当时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博士生的户崎哲彦来我这里进修。户崎哲彦是农家出身，性格质朴宽厚。来见我那一天，他的背包里装了一大瓶名牌白兰地酒。他的头脑与川合康三同样机敏，同样努力好学，但与川合康三为人处事的灵活通达不同，户崎哲彦执着刻苦，读书认真，善于钻研。户崎哲彦和另一位留学生胜股高志同住一个房间，两人用布帘把房间隔开，户崎哲彦一年里就是在那半间屋子里读书，很少外出。我也曾带领户崎哲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在柳州召开的柳宗元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曾在学部哲学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两篇关于柳宗元的文章，所以这个哲学所和柳州市合办的这次会议邀我参加。我和户崎哲彦到北京转乘去南宁的火车，两天一夜到达柳州。户崎哲彦从来没有乘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也没见过华北这么广阔的平原以及江南这样连绵不断的群山，十分兴奋。在柳州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哲学所所长辛冠杰先生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他非常亲切，和日本长辈学者对待年轻人态度之严肃郑重迥然不同，这让户崎哲彦很高兴。户崎哲彦和我在一起，持弟子之礼甚恭；吃饭的时候他给我盛饭、端汤，外出的时候他前后护卫，这让在场的人大为称叹。但一个规定又一次使我们都很尴尬：坐船游漓江，去阳朔，外国人在船的前舱，中国人在后舱，前后舱的条件不同，途中吃的饭也不一样。户崎哲彦不断地到后舱对我表达歉意。这一年，户崎哲彦在我的帮助下买了、读了很多书，回国时他用十几个大木箱装船运走。他在一九八四年夏回国，当时学校已经决定派遣我去神户大学任教。他滞留的后一段时间向我仔细介绍日本的生活习惯、礼节、风俗等等，对我后来初到日本应对环境帮助不小。

川合康三、户崎哲彦与我和我的家人结下终生情谊。川合康三回国后在所在的仙台建了一所新住宅，来信说留出一间，让我到日本时去住；后来我真的去住过。一九八九年我的大女儿去日本留学，是他做保证人。一九九一年，我的小女儿也去日本留学。她们都考入京都大学。川合康三这时候又调回京都大学，和她们同校了，我的两个孩子曾得到他诸多关照。大女儿毕业后在京都定居，与川合康三一家一直保持密切往来。户崎哲彦回国后，读完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就到京都以北的彦根市的滋贺大学工作了。川合康三和户崎哲彦就这样都成为我的两个女儿的前后辈校友。后来户崎哲彦回到故乡附近的岛根大学任教，也一直和我的两个女儿保持密切联系。

川合康三和户崎哲彦后来都成就斐然。川合康三晋升为京都大学文学部负责人。京都大学作为日本中国学研究中心，他为两国大学的学术交流做了许多工作；他著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中国的自传文学》《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桃源乡：中国的乐园思想》等著作，编选白居易、李商隐的选集和《中国名诗选》等。户崎哲彦先是担任滋贺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继而转任至岛根大学法文学部教授；他继续研究柳宗元，著有《唐代中期的文学和思想——柳宗元及其周边》《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等；他近年来热衷于桂林石刻考古，他自备工具，自费到广西攀爬桂林岩洞，考察、记录石刻，著成《中国桂林钟乳洞内现存古代壁书研究》一巨册；他又曾搜集桂林溶洞壁上佚存的宋诗多首，在中国的《文史杂志》上发表。如今他和川合康三都已成为当代日本中国学的中坚人物。

我第一次出国工作是去日本神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期两年，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到一九八六年九月。

当时，我是根据中日两国互换两名大学教授的协议被教育部派出的。派到我这样一个刚刚来南开大学几年、仅有副教授职称的人出国任教纯属机缘。按约定，遴选人员要双方协商。中国方面，我来校几年，曾经带过两名日本学者进修，外事处又曾让我在暑期带领各国留学生外出参观，对我的印象较好；另外就是系里人事关系复杂，提出的几位人选都不能征得一致意见，我是新来的，大家都能够接受，所以一提出来就通过了。日本方面，应当是我关于柳宗元研究的成果被清水茂等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了解，国内把人选提出来，也就顺利通过了。以我的家庭出身、资历等条件，真没有想到我能被派遣到日本。

一九八四年的暑假期间，教育部把即将出国工作、进修的人集中到北京语言学院，用一周时间办班，进行外事纪律等方面的培训。

十月二日，我乘国航班机从北京经停上海赴大阪。前一天晚上到北京，内人送行，我经一个学生介绍，入住人民日报招待所，以便第二天早晨乘坐报社运送发往日本的报纸的汽车去北京机场；中午到大阪伊丹机场，神户大学教授伊藤正文、山田敬三和在我前期任教的南开大学的王双启教授迎候我。驱车到神户大学文学部办公室，办过一应手续，我回到安排好的住处——学校旁边六甲台町一栋七层楼大土平公寓6の27-52号室，这是包括起居室、两间小卧室和卫生间的一套日式住房。当晚，文学部中文系的学生在一家日本餐馆宴请我，表示欢迎。当时中国教师赴日本任教的人还很少，两国教育部门之间正式交换的教授只有各两位，中国教授分配在日本的神户大学和东京大学两所学校。第二天拜会校长尧天义久先生，合影、题词、赠送礼品，接待相当隆重。晚上，为欢送在我之前任教期满的王双启先生，也为欢迎我，中文系的教授们在诹访山上的法国餐馆宴请我们。隔些天，文学部负责人伊藤正文和山田敬三教授各请我到家里住一宿，这依例是对客人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至高礼遇。我去大阪总领事馆拜访总领事，见到负责教育处的领事王顺洪和李宗惠两位先生。前者来自北京大学，后者来自上海某高校，之后的两年得到他们诸多关照。因为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工作人员不多，后来我经常被总领事馆邀请参加活动，如国庆招待会、新年招待会等。在中国进修过的户崎哲彦在离京都不远的彦根滋贺大学任教，听说我到了，立即前来拜访。他知道我不会做饭，便领我到超市买了牛肉和蔬菜，给我焖了一锅米饭，做了一盆咖喱牛肉；这之后他经常来帮我料理生活、饮食。日本同事也常常从家里带来点心、便当等，关照有加，让我有如家的感觉。

在神户大学担任中文和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员共有四位，他们的姓名、专业分别是文学部学部长、中文系主任伊藤正文，六朝文学；山田敬三，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养部有笕久美子，现代汉语；中川正之，语言学家，现代汉语。他们都是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友好人士，诚恳好客，亲切相帮。这样，我就有了十分友善的人事环境。

当时日本的大学是四年制，学生前两年统一在教养部，分文、理科，不分专业；后两年在学部；四年本科毕业深造，进大学院，有硕士、博士课程。我在神户大学执教时，教养部文科选修中文的有六七人，理科有二十余人；学部包括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前后总共六七个人。伊藤正文在这四位教师中是长辈，无论是按资历，还是按日本的习俗，他说话、做事都有相当权威。他在课程安排上对我十分照顾。本来我作为日本文部省聘任的专任教员，按规定每周至少要教十二小时的课。他安排我教授教养部文、理科的汉语，每周两个课时，不到三十人一起上课，学生汉语水平低，不用备课，只教简单的会话；文学部和大学院学生总共六七个人，也合并起来一起上课，两门课分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文选”。这样实际我每周上三次共六小时的课就算完成了工作量。我当然也很自觉，在课后给汉语水平低的学生补课。依例教师课后补课是要收费的，我是义务教，颇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教师们的赞许。这样安排，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写作和读书。来日本的时候，我带了《韩愈散文艺术论》书稿，几个月就修订完成了，托一位进修教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侯侠回国时带回去，交给南开大学出版社；接着我又开始写作《佛教与中国文学》，在余下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初稿近半。到日本半年之后，我还和笕久美子教授合编了一本文选《中国作家的日本访问记》，由光生馆出版。空余时间我急切地大量读日文书，特别是有关佛教和佛教学术的著作，收获颇大，帮助我打下佛教研究方面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也复印不少日文书。当时施乐复印机在日本大学里还不多。我利用文学部办公室那一台复印机一本本地复印。我明知道这样可能会打扰大家的工作，但情急之下也就不顾及了。后来我又陆续买了不少书，日本学者也赠送不少书，加上我复印的书，回国时装了二十多个纸箱。这些书在我之后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