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之河

作者: 习习

小时候,梦见母亲死了,我抱着母亲哭得喘不过气来。第二天,眼睛一刻不离追着母亲,眼泪终于蓄不住了,嚎啕大哭,母亲问我怎么了,我给她讲梦里的事。母亲说,梦是反的,你的梦是在给梦里的人添寿。

现在我很想做这样的梦,但很难做到。不过有一天我确实梦见她了,梦里,母亲要我在一本印满字的书上写下身高、体重、喜欢吃的东西……她要做什么?我诧异地回忆起写下的是我孩提时的身高、体重,我孩提时最想吃的油条。我顺着逼仄的空白写了一溜儿,像在书本里挤进了一条歪歪扭扭的长队。母亲拿过去,像老师检查作业一样,拿起一支笔要批阅。但她握不住笔,只是不受控制地在我的字迹上画了个符号,一个很奇怪的符号,我最终没能在梦里记住它。

我现在的年龄是母亲离开家时的年龄。现在,母亲病了,他们还回一个生了重病的母亲。

母亲一生有两个阶段、两个家。对我来说,母亲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母亲。母亲自己记得最清的是她的第二个家,她和他们说、笑、哭。我倒像个老人,想到的、能说的全是过去的事情。我藏匿在往昔不能自拔,像个隐形人,心里默念的都是渊源。我想告诉他们一切都有来路,哪怕再弯弯曲曲,但没人关心来路。我看到的是母亲的根,他们看到的包括母亲现在看到的都是新生的枝叶,以及新生的衰朽的枝叶。根在地里沉默,我黯然不语。

对我来说,母亲也是两个阶段的母亲,一个是我年少时的母亲,另一个是现在被病魔缠住的母亲。我总是力图在二者之间画出来龙去脉,但画到中间常常虚茫到没有着落,于是又赶忙回到现在。现在,母亲甚至记不清我的名字,她呆呆看着我,很努力很辛苦地寻找记忆。现在,她马上把自己也要忘了。我还深记离开家几十年后母亲第一次看到我们时一脸狐疑说的一句话,我的娃们怎么都这么老了啊!这是和我们每个人命运相关的事件,板结得十分厉害,渗透各种悲苦,母亲无力看穿它。她让我们流浪了那么久,她记得的当然是我们年轻时的样子。

母亲的红高跟皮鞋藏在我家放杂物的柴房子里。那是个象征,象征母亲蛰伏起来的理想。杂乱的柴房子是藩篱,红高跟皮鞋和柴房子是反义词、是对抗,它们在我家小院暗暗绞杀了那么多年。那是母亲少女时跳交谊舞穿的鞋。母亲偶尔拿出来,擦干净再小心翼翼地放进柴房子里。母亲拿出那双红高跟皮鞋的样子我深深记得,我甚至还能描摹出她脸上的神情。那是我少女一样的母亲,是生过三个孩子后藏起来的另一个母亲。高跟鞋流光溢彩,高跟鞋跟着节奏旋转、起舞,三步、四步,快三步、慢三步。母亲最爱跳快节奏的三步舞,嘣嚓嚓,嘣嚓嚓,鸟儿一样飞啊飞,忘了地面。“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后来,那个藏起来的母亲义无反顾穿着她的红高跟皮鞋离开我们了。

甚至都来不及把时间延伸过来,把这根硌人的粗麻绳捋直,看看它在哪里打结,在哪里藏进了时间,何时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如,母亲都未曾问到我的弟弟后来怎么样了,作为家的屋子怎么样了,屋里那个装满她衣服的大衣柜怎么样了,窗户上她设计的窗帘怎么样了,厨房里的大水缸怎么样了,我父亲亲手做的高低床怎么样了,镶了一圈亮闪闪的泡泡钉子的格子沙发怎么样了,那根长长的擀面杖怎么样了,那个可以烧得通红的铁疙瘩烙铁怎么样了……

他们吵吵嚷嚷,讲现在的母亲,我突然对着一脸茫然的母亲插进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妈,那个铁皮的小针线盒我还存着。

那是个用马口铁做成的小盒子,盘花铁扣,外表的漆快磨光了,里面还放着很多母亲用过的针线、零零散散的各色扣子。那个时候的缝衣针很刚硬,再细都不弯折。那个时候流行子母扣,子母扣扣起来很亲,名字也很甜蜜。

母亲现在是我的孩子了。

背母亲去厕所,背母亲到床边,背母亲到椅子上。母亲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也空洞得说不出话了。起初她听别人说话时,总是不断点头,不管别人是不是对她说的。后来我看出她点头时有些懊恼,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别人说的啥。现在她不懊恼,格外安静。我说,听话哦。我把母亲脸颊上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我不停地看她的脸,我想把多年没看到的母亲都看回来。我坐在她的腿旁,摸她的手,搓她手指上弯曲的骨节。这手受了多少苦啊,但她后来的苦我已经无法知道。我不注意时,母亲歪在凳子上睡着了。

从此以后,我将是我自己的母亲。

我有个名字,这个世界上只合适母亲呼唤。“蛋娃”“蛋娃”“我的蛋娃”,母亲用我们的方言这样呼唤。母亲上午班、下午班的时候,我懒在炕上不去幼儿园。快到中午了,母亲围着围裙要和面时,才喊:“蛋娃,蛋娃,我的蛋娃起床了”。母亲把我抱到窗台的小凳子上晒太阳。

母亲上午班、下午班的时候,我家小院的天总是晴的,太阳特别好。

我的小名叫“尕蛋”,“尕蛋”是男娃娃的名字,父亲做梦都想让母亲给我们生个弟弟。父亲叫我“尕蛋”时,像在叫男娃,叫得很硬很响,叫得急的时候,就叫成了“gǎn”。父亲叫我“gǎn”时,说明不知啥事儿又叫他生气了,紧接着,他又会朝我喊,我看你的皮又痒了。

母亲那时黑瘦黑瘦的,总是很困倦。工厂三班倒,上完早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在半途坐坐才有气力走回家。做晚饭前母亲总要先和衣睡一觉,我们谁都不能吵,连翻书的声音都不能有。有一次,我和姐在炕沿下抓杏核,吵醒了母亲。母亲一伸手,扔下扫炕的笤帚,芒刺扎到我脚面上。我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一定不是脚疼,是觉得母亲心狠。晚饭后,母亲冲了两碗白糖水,悄悄给我一碗糖多的,我和母亲会心一笑。父亲打我,我的反抗是饮泣,忍着不哭出声。母亲不小心打着了我,我哭得惊天动地,就是要母亲听见,她打了她的蛋娃,她把她的蛋娃打哭了。

那天,我看见母亲哭了,是身体条件反射出来的哭。她起身那一刹那,弯腰那一刹那,身体折住的时候,像婴儿一样皱眉、哭,眼角渗出泪来。是疼吗?她现在疼也说不出来。她现在的哭和她的心也没多大关系。一棵老树,病了,疼了,流出了汁液。

母亲的工作是织袜子。那正是尼龙袜子流行的时代,尼龙多么好啊,它几乎成就了母亲所在的袜子工厂。尼龙袜子有弹性,花色丰富,颜色不掉还不容易破。抹了香喷喷的雪花膏和头油的女工们进出工厂,她们在我心里就和母亲一样,真的像花儿。女工们站在一排机车前面,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一针一针把袜筒戳进镟子上细密的牙齿里,头顶各色尼龙线飞舞,机器下面,吐出一截一截渐渐成形的袜子,袜子下面坠着一个大铁疙瘩。假如谁要站着打瞌睡,铁疙瘩就会跟着织出的袜子刚好重重砸到脚面。母亲说起那个称砣一样的铁疙瘩时,常常如释重负,因为她的脚始终没被铁疙瘩砸中。白围裙上,“为人民服务”四个字弯成一个红色的半弧,刚好在胸前。女工们的白帽子边上露出的刘海落着一层毛絮,那层轻轻的毛絮我觉得也很好看。尼龙袜子结实,但最怕火,冬天,即使第二天着急穿,也不敢把它放在炉子上烤。每年快过年,女工们会分到一打袜子。一打是12双的意思,我从小就知道。12双袜子对应12个亲人,数量刚刚好。随机抽的一打袜子,男女老幼的都有。运气好的,抽到的都是大人的袜子。我们一家,还有姥姥、舅舅、舅母和姨娘,少一双都不够。袜子大了,把尖儿折过来缝上,等脚长大了再拆开。我最喜欢鲜艳夺目的尼龙袜子,但多半都不能如意。母亲老是说,我的蛋娃其实穿素色最好看。穿衣服也是,即便到了过年,母亲还说,蛋娃还是穿素色吧,穿素色的衣服好看。母亲总说这话,这话就成了一个暗示,暗暗形成一股力量。母亲离开家的这几十年,我很少穿艳丽的衣服,包括对很多事物和事情,都有了这种倾向。素色不喧哗,和大部分时候的我一样。但母亲不是这样啊,爱穿红高跟皮鞋的母亲,一直穿各色鲜艳的衣服。几十年来没看见的母亲,我们在她的新相册里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母亲,欢乐着,笑着,艳丽的母亲依偎着别人,像小鸟一样。

这朵用白尼龙编织的精致的小花和母亲喜欢的鲜艳形成反差。一朵在1976年反复用过的小白花。那一年人们不断悲痛、流泪。只有织袜厂的家属们拥有这样一朵别致的小白花。用别针把小白花别在胸前,在针织厂隔壁的大礼堂里,在耳郭里终日回响的哀乐中,跟着缓缓前进的队伍,缓缓地进入礼堂参加祭奠,再缓缓地走出,缓缓地走在大街上。人们表情凝重。那一年,哀乐不断响起,以至于我们玩耍时,嘴里哼哼的都是这乐曲。这朵尼龙小白花勾起的回忆里,除了反复悲伤的人们,里面最鲜明的还是母亲的影子。母亲所在的织袜厂,机器轰鸣,漂染车间上空,终日蒸腾着白色的云朵。女工们整齐地站在一排机床前,母亲就在她们中间。机器有节奏地轰响,女工们喊着说话。母亲说机器的声响很容易叫人打瞌睡,所以铁疙瘩才不断砸到女工的脚上。夏天酷热时,我们能喝到工厂发给工人们的彩色汽水,满满一大搪瓷缸子,鲜艳的汽水非常甜。

母亲的白围裙和这朵尼龙小花我都存着,白色的尼龙小花还雪白如初。

我能忆起的生命里和母亲相关的最早的情景是,躺在母亲的肚子上玩。母亲那么瘦,我那时该多小?我上中学时,和母亲睡一个炕。临睡前,关了灯,和母亲在被子里说话,基本都是我讲母亲听,一个白天的事,拉拉杂杂,一口气讲不完,讲学校、讲老师、讲班上的男同学,我可能害羞了,在被子里扭捏,母亲总说:“你的样子,怎么跟个蛇虫子一样。”

母亲有海绵般温柔的天性,她可以一直耐心地听我说呀说,从不批评我。她总是很困倦,我知道有时候她只是做出听的样子,其实已经睡着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大白天,在炕上做梦,梦里的东西在长,越长越大,大到天上,这样的梦一来,母亲就说我又发高烧了。小东西们长啊长,长啊长,大得吓人,被它们挤着,迷迷糊糊总睡不醒。我成家之后,有一回,又被梦里长大的小东西们挤住了,醒不来,但清晰地听见母亲坐在床边拿蓖子蓖头发,唰——唰——唰,一下又一下,我都能想到母亲蓖头发的样子,然后又听见地里的小虫子在叫。最先,在大院的土坯房里,我能听见屋里泥地下的虫子叫,母亲不信。我家楼房的水泥地里,也有小虫子叫。这是很难形容的叫声,又遥远又清晰,又微渺又明确,但确乎是小虫子的叫声。挣扎着醒来,就我一人病在床上,环堵萧然,母亲早几年就离开家了。

我还想起小时候,半夜总听到碗柜子里碗碟的声响,母亲说先人们来找吃的了。那时候先人们也总挨饿吗?母亲说娃娃里就我眼睛亮,所以身体最弱。我的尕爹,一见我,就说,这个娃能长大吗?他抓着我的胳膊比画着说,和柴棍棍一样细,一撅就折了。我高烧不止时,母亲倒碗清水拿把筷子到屋门口,嘴里念念叨叨,那把筷子就端端地站到了碗里,这时,母亲很生气地拿刀背把筷子一下砍出去,大声说:“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再不要靠近我的蛋娃了!”

十一

母亲的单位三班倒,母亲下夜班回家,天还没亮。我在被子里偷偷听她是否掏出了铝饭盒,是否把饭盒放在了桌子上。母亲去睡觉了,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饭盒,看里面是否有好吃得要命的油条。油条太香了,可以和肉媲美。一根油条切成三截,我们姐弟一人一截。油条真是与众不同,每一截脸对脸还可以分成两块。我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好吃的东西,两块油条可以吃许久,像吃水果糖,把它放在玻璃糖纸里咬成很多碎块儿,这样就能在嘴里断断续续含一天。

母亲上早班后,我能继续睡个长觉,起床后,时常看到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压在透明玻璃杯下面。

母亲的温暖是持久的,线形的柔缓的温暖,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便她离开了我们的家。那温暖一直长进了我的时间,延伸到了现在。那温暖里不仅有单纯的母爱,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如同切面的宝石,每个棱面都折射光亮。

十二

一条老旧的不长的街道,就在我们一直生活的城市里。它像一个破折号,连着两个时空,一头是过去,另一头是现在,一边是多少年未见的母亲,另一边是我们。我们曾在大街小巷,嗅着蛛丝马迹无望地找寻她。很难想象,几十年里,就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如同近邻。我们被同一天的雨打湿过,同一天的太阳和月亮照过我们。我们或许还有过小小的失之交臂或者摩肩接踵。但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我们才看出这个破折号的存在。几乎和成千上万条破旧的老街一模一样,我第一次去母亲现在这个家的时候,竭力用眼睛默记着街上的一切,唯恐把这个地方再弄丢。母亲第一次出医院时,还有模糊的意识,在靠近这个破折号的时候,看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街景说,这家的面好吃,那家的点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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