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八日，雪

黄昏与大海如此这般。那只猫

从两块地以外横穿葡萄园。

——杰克·吉尔伯特《幸免于难》

猫子发来信息说能否回武汉见一面，我半小时后回复她，你还好吗？她没回。直到一周后才回复我，能不能回武汉，见一面？我盯着她的微信头像——匆忙拍下的一团拖曳的白光——不知如何回复。三天前，她加了我，说她是猫子。我绝不相信。她又说，二十年前你往我家里写过信，留了手机号码，忘了？我立即回复她，天啊，猫子！她没回。直到今天。过了十分钟或更久，我说，好的，你定时间。七月八日，她答。我说，为什么不是七月七日？她说，你说为什么？

二十五年前我们住在学校对面小山上，我后来曾写过一部小说，地点也在此处：武昌卓刀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当年那地方杂乱拥挤，到处是村民的违规建筑。我租的“方脑壳”大约七平方米，月租七十块。我父母每月给我五百块零花，七十块完全应付得过来，我记得我们当即租下了它。那天中午猫子一脚踏进我们学校东门，大长腿白亮刺眼；她沿梧桐大道来到管理系宿舍楼下，看宿舍的老余拦住她问，你找哪个？她说，我住三楼啊。老余说，你要是我们系的我把自己的耳朵都咬下来。猫子哈哈大笑，收起手里的白花太阳伞说，我找你们93本李果。我说嘛，老余说，你哪里的？我呀，武水的。嗯，等着。老余上二楼，站在楼道口大喊，93本，李果——他恐怖的嗓门能把晾在走廊两边的衣服裤子掀翻。我从217宿舍探出脑袋，高声答，来咯，哪个找我？我哪个晓得哟，老余掉头就走，又补一句，美女，武水的美女。我同屋的兄弟们嗷呜起哄。我套上T恤，对着门后的镜子将头发三七开梳得一丝不乱，穿上拖鞋出去。兄弟们又嗷呜一声，说，老五你他妈请客啊。我答，好好好，请客，今晚请客。我奔到楼梯拐角，低头看见两条直苗苗的大长腿，如盛夏白雪一样惊心动魄。

学校就在东湖边上，我们先去看湖。太热了，没走几步就汗流浃背，我恨不能扎进一艘冰做的小船，泛舟湖上，和猫子痛饮雪水三百杯。可眼前除了烈日没有别的，树荫也缩在根部，头顶蝉鸣喧天，没有风，一丝风也没有。七月的武汉绝不是闹着玩的。但不去湖边，你就没地方好去了。湖边至少有个亭子。怎么跑过来了？有空呗。今天怎么有空？我逃课了李果，逃课三天了。我吓一跳，站在烈日下仔细看她。由于太热，由于热浪滚滚，我根本看不清她，只能闻到她香甜的奶味、汗味、茉莉花味。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你说他妈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猫子。你算算日子，算算，四十天了。什么四十天，四十天什么？妈的，你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瞧见亭子了？那个鬼亭子，你们学校的破烂亭子；瞧见啦，我不瞎。那你还装，你给我跳东湖死了算了。我死了你岂不守寡哟，便宜武昌城的精壮汉子。你去死吧李果。我蹿进亭子，一片阴凉袭来，舒坦多了。猫子跟进来，操武汉话大骂，跑么事哟你跑，你个癞皮狗就该被扔湖里头喂鱼。我拍拍木板让她坐。她道，今天就把它解决。今天？对，今天，绝不拖到明天。你别急，别急。当然急，哪个傻子才在鬼热的大中午跑你们鬼学校啊，我们宿舍有风扇呢！我请你吃雪糕。就今天，行吧李果？我点头。行，行。我火烧火燎的，喉咙里有丝丝苦味。猫子还是那么白，像白雪公主：乌黑浓密的乌发，雪一样的肌肤。亭子地面是水泥的，当时五月末，还不算热，铺一层薄毯子刚刚好。我铺之前认真擦过地面。现在东湖水波不兴，阳光落在湖面上，刀片般锋利。你想清楚啦？废话，废话。好的好的，我就是……就是确认一下。确认你个大头鬼哟。这是四角的亭子，一共三条木板。“口”字少一横。什么时候去？你不是说今天吗？对啊，今天。什么时候？下午？现在吧，马上。才一点钟，热死人呐大小姐，全武汉都还没上班。好，一点半行吗？行。我们之间的距离大约一米，不能再靠近了，太热了。哪怕一米的距离也能感觉到对方烫得像只小火炉子。我不明白当年高考填志愿干吗报了武汉，干吗不在我四季如春的昆明随便上个大学拉倒。跑那么远实在是自作自受。是啊，太远了，身边没有哥们兄弟，天大的事情自己扛着。你下午真不上课？上你个大头鬼。我得请个假。跟谁请？班长，让他把假条带给老师。那你赶紧的啊，还跑这鬼地方来。我想白天让你看看我们美丽的校园。哪个学校都一样，除了武汉大学。不就是樱园、枫园、梅园、桂园吗？也没啥了不起。当然了不起。哪里了不起？因为是武汉大学。我无话可说了，凑上去拉她的手，想把她拽进我滚烫的怀抱，却被她一把推开。她使劲揍我的肱二头肌说，滚，滚，滚！我在她汗津津的额头上用力一啄，尝到汗味、咸味、甜味和奶味。专属猫子的气味。滚，滚，滚！此时湖面浮出一群草鱼、鲢鱼，张大嘴巴使劲吸气和吐气，速度慢得不能再慢。干吗不往湖底游呢？哪有水底还比水面更热的道理？湖水不算浑浊，也谈不上清澈。只是一大片水，一大片宁静的茶褐色的水。

两天后，猫子的微信消息又来，问我具体地点。我说，还没想好，你有何建议？两三个钟头之后她回消息，没什么建议。山上小屋，还在吗？我想了想，答道，不在了吧。关帝庙，不知道还在不在。

那些天我无法写作，无法阅读，无法做任何事情。我知道记忆会把过去重塑一遍。不过，也许记忆再无用处，只是抛进角落的一堆残余。二十五年前的记忆像是另一个人的，不是我的，和我没有一点关系。很难相信它就是我的一部分，像汗水一样黏在身上。我找来一张武汉地图，艳俗的铜版纸散发出虚假的臭味。武汉三镇一旦落在纸上也很虚假，只是一堆密密麻麻的地名和符号。我寻找一个叫卓刀泉的地方。传说当年关羽抵抗曹军，败行至此，人困马乏，无饮无食。关二爷气急，挥舞青龙偃月刀直劈山腹，顿时，土崩石裂，活泉涌出，三军痛饮，解一时之困，逃过曹军追击。对，卓刀泉。它就在地图上，非常小、非常纤细的三个宋体字，黑色，你一不留神就会忽略它。可我找到了，就在东湖边上。卓刀泉，有名无址。而东湖，地图上的东湖也只是指甲盖一般大小的靛蓝色的马鞍形圆弧，和真实的浩瀚相去甚远。当年卓刀泉公园内有一座小庙，庙中关二爷持刀而立，英姿飒爽。我只能遗憾地说，但是，记忆靠得住吗？真有一座关帝庙，庙里站着威风凛凛的关云长吗？

我们往回走。这一趟观湖之旅太失败了，因为太热，因为那地方除了他妈的一座四角亭子什么也没有，除了一群半死不活的鱼什么也没有。猫子撑起伞，我接过来举住。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撑伞？也许忘了，也许是为了故意让我被烈日暴晒。她自己也甘愿受罚。路上我告诉她我们是怎么捉鱼的——拎着鱼线鱼钩跑到岸边，见鱼游近，立即抛出家伙勾住。你哄鬼哟，哪有那么简单，鱼又不傻。真的，骗你是你孙子好吧。你骗我骗得还不够啊，孙子。嘿，猫子同志，你不要……不要么事？我说错啦？哪有这么傻的鱼呀，随便你们捉，你就是个骗子。我没骗你，我发誓，我从没骗过你，还有人把那么大的钩子直接装在竹竿上呢，就那么一甩，哈哈，半人高的鲢鱼被勾起来哗啦扔到岸上，三秒钟断气。然后呢？然后就抱回去扔锅里煮呗，就能喝上香喷喷的鲜鱼汤啦，再来两瓶黄鹤楼，完美。你又骗我，你们宿舍能做吃的？能，酒精炉嘛。你哄鬼哟，那么大个的鱼那么小个的锅。全班人马都杀过来，十条鲨鱼也不够啊。没人管？没人管，辅导员也跑来喝汤。好吃吗？好吃，非常好吃，必须用猪油，那叫一个香。我连连吞咽口水。说话间我们来到梧桐大道尽头，就要出东门了。猫子说她渴了，我答应她的雪糕呢？她想来一瓶冰镇可乐。大门边上有小卖部，我给她买了可乐，又买了雪糕。她这下高兴了。我牵着她的手跨过珞瑜大道。来到小山脚下猫子已经消灭了雪糕，她忽然问我（脸上汗津津、甜丝丝、白花花的），怎么跑这里了？怎么来这里？就是这里嘛。这里是哪里？她蹙眉的样子非常酷，眸子幽深漆黑，让人想跳进去游个痛快。你想去哪里？我问你呢，李果。你想去哪里，我就带你去哪里。是我问你要带我去哪里，不是我……不是我决定，是你，你来决定，晓得不，李果？晓得。我用力点头，再点头，脑袋快要从脖子上掉下来啦。那么我们……我们上山。上山干什么？有个地方，我们宿舍一哥们中暑晕倒后就直接送那里了。中暑？对，他看通宵镭射回来，还没进校门。你又骗人，李果，你个大骗子。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行不行啊？走吧，你跟我走。山道蜿蜒，好在水泥铺地，走上去还算顺脚。两侧山坡种满松树、柏树、竹子，满目葱茏，也没那么热了。我们一路向上，再向上，没碰见什么人，粗陋的小屋反倒是接二连三的，彼此紧挨着，清一色砂石白墙的“方脑壳”。小径右转，到了，前面数十米处，大大的红十字像个血淋淋的伤口。

两位上年纪的女医生坐在黑洞洞的“方脑壳”深处，还好，头顶有风扇，脚边也有，屋里挺凉快的。四面墙上挂满锦旗。她们问了问情况，取了一根小东西，让猫子去后面厕所，猫子拿上它，用力攥我的手。我们出去，她进厕所。我守在外面。太热了，阳光泼下来，我双手遮住脸。伞似乎在猫子手里，又似乎放在医生的桌上。我想回去取，猫子在厕所里大喊，莫跑！我听见里面有响动，脸上热辣辣的，汗水冲下来。最后是拽下绳子的哗啦声。她走出来，手里举着那根小东西，交给我。我托在掌心里。她转身背对我。

最近我写了一篇中篇小说，约四万多字，内容与1941年末至1942年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虎队有关。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对飞虎队和老昆明的历史产生兴趣。也许，凡上点年纪的人都会爱上历史吧。飞虎队的历史已格外遥远，几乎被悬置了；它们常被谈论和纪念，却与当下再无瓜葛。这是多么吊诡的结局啊，历史之尴尬莫过于此——和我们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没有联系，与我的父辈祖辈也没什么联系。我们像在谈论另一个城市和另一场战争。我们早就置身事外，早就不在历史之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着的，唯有当下，唯有滚滚向前、马不停蹄的当下。武汉呢？那座城市之伟大自不必说，然而它对于我的意义只是青春的一部分，是我十八岁至二十二岁期间学习、生活、爱的具体空间，和武昌起义、黄鹤楼、龟山、蛇山、一桥和二桥哪有什么关系，其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但它的确是我的，曾经属于我，反之亦然。当年武汉乱糟糟、黑乎乎的，街上的店铺像刚刚经历了火灾，和昆明没法比。我初到武汉就想起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她写了一个名叫猫子的女司机的平凡一天（没错，我初恋女友的昵称就是从这儿来的），酷热难当的武汉的一天，汉口大街扎满竹床，楼顶铺满凉席，男男女女为争夺一块巴掌大的空位大打出手，打完了还是相亲相爱的好邻居。气候决定性格，武汉人向来爽辣火爆。相比之下昆明人就差远了，温温吞吞半死不活，鲜有立马横刀、血脉偾张之辈，骨子里似有某种先天的自我欺骗，视“退让”为世界上最高级的德行，常人不可及也。自然，这会让昆明人普遍小里小气、孤芳自赏又狭隘冷漠。用“义气”二字可形容暴脾气的武汉人，那昆明人呢，可以是“自私”，又或“憨傻”？身为昆明人，而且是七○后，我显然是自私自利、憨傻愚钝的典型，喜欢找个角落躲藏起来，将善意或欺骗，美丽和丑恶挡在外面。茧，这个字形容昆明人再合适不过。我们喜欢把自己紧紧裹住，以为万事大吉。武汉人呢？有一字可用吗？尤其是猫子这样的地道的武汉人。

两位上年纪的女医生小心问我的意思，药物还是手术？我看着猫子。她摇摇头，紧紧抓住白伞，走出去。喂，问你呢，我说。她仍不吭声。我跟出去。她用力掐我的手，说，你定。李果，你决定，我害怕。

地点迟迟定不下来，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联系。我没追问她这二十五年怎么过来的，也不太想谈论自己，谈论乏味的命运。所有的不幸都是相似的。所有不幸当然是相似的，缺钱，缺安全感，病痛，失业，躲不开的重击。充满希望又丧失希望。我离过一次婚，有一个孩子，四十五岁以后待在昆明北郊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里，深居简出，写各种能发表或不能发表的小说，虚构着男男女女操蛋的人生——至少不是我的人生，也不是我熟悉的某人的人生。我已经没什么朋友了，也不需要什么朋友。那么，我经常自问，我写了谁的生活？谁的？全人类的？哪来的全人类？好吧，再具体一点，我真的在探究飞虎队和昆明的联系？有用吗？难道，历史并非逝去之物？逝去就是逝去，没有诗意也绝不浪漫。遥远的历史对当下的影响实在有限，甚至没有。不是肉眼不可见，是政治、技术、观念摧毁了历史，掏空了历史，让不可冒犯之物岌岌可危，让大事件像来自宇宙的空洞之声，一些真假莫辨的碎屑，一小片雪，轻飘飘地落在我们身上，很快便消散不见。是的，历史对当下再也没什么用了。什么用也没有了——如果我们总喜欢以有用或没用来谈论它。历史死了，死了就是死了。死亡不会留下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