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方式·启示：当代海南海洋文学想象方式观察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自1990年代初于福建召开“海洋文学”研讨会，到十八大以来国家海洋文化发展战略形势推动下当代海洋文学的发展，当代海洋题材文学逐渐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人们对海洋认知程度的深化进程，促使海洋文学的想象方式也多从幻想维度向现实维度转向。当代海南海洋文学是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学版图中的天然重头戏，从时代发展驱动力与区域性文学活动的互动处找寻海洋文学想象方式的缘由，通过对海南海洋文学的想象方式的观察思考，将为中国当代海洋文学持续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海洋想象的时代驱使

1990年代，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倡导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学科，同属这一范畴的当代海洋文学支流在发展中缓步推进。海洋文学的概念界定与元素选择是观察海洋文学想象方式的前提，具体包括从题材、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界定，也包括从海洋精神、文化内涵等方面的思考，总体在“题材类型”上达成共识。关于中国海洋文学创作实绩的梳理往往囊括所有掠过海洋的作品，而外国的海洋文学作品则扎实地以海洋文化底蕴支撑，更加得到经典化的认同。

海洋文学的内涵升华必然向海洋文化深入，首先要从溯源处“考古”。文学维度对古代海洋文学的集成思考，对海洋文化的挖掘可追溯至《诗经》时代，社会学维度对海洋古文献的收集以及沿海地方文献的整理悄然展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海洋题材书写常常被拿来与古代海洋文学的文化内涵进行对照。然而，在现代海洋被深度开发、海权问题不断升温的新背景下，当代海洋文学的创作已然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尤其以“海洋”作为文学创作底色或素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加大对海洋精神、海洋文化的挖掘、认识和反省自觉。

从题材和元素看，海洋文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学类型，“海”“洋”在《说文解字》内的阐释相当久远。海洋神话是中外传统海洋文学想象的最基本方式。先民对海洋的想象成为神话故事的素材，而这种想象本身则由当时人们对海洋的未知所决定。然而，就我们民族文化而言，海洋神话本身是比较单薄的。正如茅盾在《神话研究》中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神话的显著特点及成因：“河与海的神话，也是各民族所必有的。但也许我们的民族最初是住在西北平原的缘故，海的神话比较河的神话为少。”中国海洋文学始于与海神相关的神话。《山海经》可谓是“中国海洋小说之祖”，《海经》部分包括“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及独立的《海内经》共十三篇，核心立足于古人对海神以及各种怪兽的想象。

对居住于陆地的人类来讲，观察海洋总有一个陆地起点的问题。当代海南海洋文学作品多属于岛屿文学，海洋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陆地则是观察的起点。题材多集中于海南南海自然风情的直接呈现与经济开发对岛民生活的影响。后者强力输出现实海洋生态观念，彰显出“经略海洋”的价值取向，但对传统海洋文化精神的承续重视不足。在发展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形势下，当代海南海洋文学的发展虽然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急速发展的势头，但对人与海洋关系的处理方式比较单一，内核实质相当羸弱，纵深开掘不够，缺乏历史文化根底的深厚滋养，以致后劲不足。

从区域文化地理看，海南发展海洋文学具有“在地”的必然性，对于建构国家的海洋政治想象意义重大。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是中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南海诸岛都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的海域。南海是海南海洋文学得天独厚的自然生长优势。虽然区域自然地理与文化发展之间关系密切，但就海南海洋文学发展现状来看，区域文化内涵内化为创作主体的精神底色之间仍未完全打通。当前海南海洋文学的创作主力军多是海南本土的核心作家，他们的创作多历经从海岛型乡土文学向海洋书写的创新转变。

当代海洋文学叙事与“海洋元素”的关系非常紧密。海洋文学作为一种边缘的文学题材，正在集中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焦点。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是海洋文学想象的最基础关系。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针对2021年海南作家在海洋书写方面的集体亮相中所说，海南许多优秀作家让“海洋质素”体现于人物与万物间、活化在故事与语风中。在更大范畴的“乡土文学”之上，他们的力作，确凿地将海洋文学的板块绘制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

想象海洋的方式

中西文明中的海洋情感不同，以乡土农耕文明为主干的中国，海洋文学相较乡土文学，存在感尤其微弱。中西方海洋文学的哲理思考层次不同，中西方海洋文学的主题与想象方式的差异从根本上折射出文化根底的差异。其对人物形象的身份、时代背景等相关要素的思考往往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主题集中于歌颂海洋力量与创造远古海洋神话。在深受传统儒学道德影响的中华文化背景下，海洋多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开掘相关，重视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的乡土中国背景移情于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表现为海洋文学对渔业生产活动的文学思考视野。而对于以殖民方式完成国家原始积累的西方国家而言，“海盗”“冒险”等是其海洋文学的重要想象题材，甚至“海盗”形象往往代表着英雄主义精神。

近年海南海洋文学创作迎来新的高潮，在题材与体裁方面都有所突破。海南海洋文学呈现出现实主义再现性海洋文学与儿童创造性想象文学两种不同的创作题材，前者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海洋书写，以对海岛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想象为核心，后者表现为对古今中外海洋题材想象方式的承继，同时表现出新海洋时代对自然海洋知识科普功能引领的重视。海洋想象的基础前提是海洋元素，就想象方式而言，中国海洋文学整体上经历了从古代“创造想象”到当代“有意想象”的转变。对应的表现方式包括现代浪漫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两大潮流。

基于海洋周边社会现实的书写多属有意想象的类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原始型海洋观”的统摄下的海洋想象是当代现实主义海洋小说的基本类型，在小说中，海洋作为海南人原初生存环境的依附，多以故事背景或生产资料呈现。如评论家唐诗人所言：“岛屿与海洋是海南人的生存场域，更是海南作家的精神底色和文化视域，它们由内而外地塑造着海南文学的海洋性与世界性。”海南作家书写海岛生活经验是其文学创作的生理本能，其在经济社会中人的体验与海洋生态是相辅相成的。海洋不仅是其日常生活的全部外部环境，更是其情感生活的全部生成基底。正如海南作家林森在谈到其描写海洋生产方式与现代岛屿经济交叉对话的小说《海里岸上》时所说：“只要是在海南岛出生、生活，我总有一天要去面对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涨潮与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发出它永远相似却从不相同的声音，身处孤岛的人，绕不过去，迟早要直愣愣地盯着它，想看清海水下沸腾着怎样的火焰”。然而，究竟新时代海南海洋文学所面临的是哪一片海，海南文学要从哪个视角书写中国当代海洋故事，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给出了明确的回应：“海南作家要创作的海洋文学，是以海南自贸港文学、海南岛屿文学为依托，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文学。”这种对海南海洋文学范畴的“世界性”特征概括，是对自贸港时代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蓝色思考，更是对“文学出海”、讲好中国海洋故事的一种迫切期许。

文学创作必然离不开想象思维的介入，不同文学体裁的想象方式是不同的。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对海岛、海南的想象多是基于政治主体的现实想象。同时，此体裁的海南文学文本的素材也是其他体裁创作的材料库或历史文化根底的溯源地。海南海洋文学作品总体上数量并不多，但文学创作的体裁却是非常全面的，包括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作品等等，不同文学体裁所打开的思维想象方式是不同的。

孔见的长篇非虚构叙事作品《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集中反映海南历史文化人物，可谓是对海南岛风物的集中展览，极大丰富了海南岛屿文学创作的素材库。如评论家马良所言：“海南作家应该从孔见的《海南岛传》的写作中找到新的出发点，以海南自然和历史为维度，以海南生活为观照，重点以海洋、岛屿为叙事场域，书写出这个时代的海南文学，以此凸显出海洋文学在海南作家创作中的重大分量。”

海南海洋文学的非虚构对象化书写成为一种直接或间接宣誓民族国家海权的文学表达。从国家战略角度讲，渔民耕海牧渔、守望渔场的生活是国家海洋版图、海岸线等讯息的明证，《更路簿》更是成为我国南海主权的重要民间证据。王振德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耕海：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故事》对海南老船长、渔夫以及守望妇的关注，在呈现海洋渔民民间基本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南海航海史的发展，其中就从细节处彰显出南海主权的民间实证，是一种间接助力海洋主权宣誓的文学表达。

《人民文学》2021年第10期聚焦海洋文学创作主题，刊出了多篇反映海南或南海的文学作品，成为海南作家集体为海南“文学海风”鼓劲的明证。其中，植展鹏的《西沙手记》以永兴岛的纪实书写为主要对象，正如《人民文学》杂志卷首语评价，“万物与人的海洋生态状况，丰富地呈现在《西沙手记》中，客观记述之下，有自豪也有自省”。刘醒龙的《寻得青花通南海——南海日记十二则》以日记体形式呈现自己在南海十天旅行的见闻，使南海风情跃然纸上。

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下辖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及海域，海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作家进行相关文学宣传，南方出版社出版的讴歌三沙、感悟三沙的图书《三沙文丛》系列与《西沙手记》共同组成了南海书写的重要部分。其中，《三沙文丛》系列第一辑的散文游记《三沙纪行》、现代诗集《三沙抒怀》以及第二辑的报告文学《三沙手记》都是分体裁聚焦南海尤其是三沙市驻地西沙永兴岛的文学书写。

散文体裁的海洋想象尤其直白与真诚，作者对海洋的审美想象是扑面而来的，而创作主体与书写对象的情感亲疏又指引其想象的核心方向的走向。王振德的长篇海洋叙事散文《三沙渔味》则以散文的体例对其非虚构作品《耕海：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故事》进行了情感饱和度的互补。生长于海南儋州海边渔村的李焕才算是海南作家中最早自觉投身海洋书写的作家，出版了散文集《海岸的年轮》，其中散文《南海渔家》讲二叔公对渔民与大海、鱼类的关系有着自己朴素的价值判断，而他的判断也与其长期的打鱼体验密切相关：“大海是鱼的世界，陆地是人的世界，本该和平相处，可人要吃鱼，就造出了渔船。”“打鱼人不能和大海斗，要尊重大海。”李焕才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警示是其作为海岛民众的天然诉求。

作家阿来认为，“海南有着‘闯海’的传统，发展海洋文学大有可为”。在当代海南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闯海”经历成为当代海南海洋文学聚焦时代的重要小说题材。海上丝路为新时代海南海洋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新时代海南海洋小说以海洋为背景总结人的航海经验，对海上丝路进行了描述和印证，也反映了开放性与交往性的“海丝”精神。而反映当代“闯海人”生活的海南文学作品，多聚焦反映海南在经济浪潮中的状态，忽视了对“海洋”意象的冒险指象等象征性符号意义。小说《伤祭》（韩芍夷著）、《我们村里的留守媳妇》（清风徐来456著）、《海岛往事》《闯海风暴》（月望东山著）、《槟榔醉红了》（亚根著）等，都描写了下南洋历史移民风潮与闯海人的不屈精神。

从地缘亲疏看，南海成为海南作家海洋书写的首选海域，与下南洋题材不同，南海作为中轴的海洋小说尤其潜隐着南海主权问题。栾人学的长篇小说《祖宗海》以潭门渔民的现实经历为素材基础，主要讲述以船家符老大为首的三户渔家符氏家族下南洋与海难、海贼、外寇殊死较量，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先后七个男人连续慷慨葬海的故事，彰显了渔民在国家主权与民族大义面前的牺牲精神。欧大雄的《南海探宝》描写了海南渔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逼真地反映了海南渔民不畏艰险、蓬勃进取的海洋精神。但此小说缺乏深入挖掘历史的用心，核心主题的内涵延展往往被狭窄的民间叙事格局所局限。乐冰的长诗《祖宗海》与此小说主题相通。长诗以海洋元素分类，包括序曲、岛部、礁部、沙部、尾声五个部分，以“捍卫主权，民间表达；尊重历史，艺术展现”为基本定位，《祖宗海》将南海之于岛民的关系定位于血亲，反映的正是沿海渔民内心生活感受的独白，却也略显张力不足，缺乏史诗书写的历史文化积淀。

人与海洋的关系是海南海洋文学创作的重点，对于立足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作家而言，对当代现实海岛的形象建构必然与海岛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作为海南作家的代表，林森虽然是相对的间接海洋经验者，但其致力“海洋系列”小说创作的阶段性转向是相当成熟的，其对人与海洋关系的文学创意转化关注点就在于海岛经济开发中出现的社会生态问题。林森的长篇小说《岛》，和被称作“中国的《老人与海》”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与《唯水年轻》等构成其对海洋精神的系统文本创作思考。从现实“海里”航海的艰险到象征意味的生存之“岛”，从“岸上”的市场经济生活到“鬼岛”上的荒岛求生，林森对海岛元素的文学想象充满了现实批判意味，表现出很强的“海洋生态意识”，彰显出其干预现实的文学理想。此外，林森关于海洋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关系的思考更是其对海南海洋文学创作学理性梳理与定位的明证。

“海南文坛的拾海者”李焕才的海洋小说是其童年海边渔村生活经验的不断重述，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岛》、短篇小说《大海》对“做海人”出海打鱼面临台风带来的生命危难时分心理活动进行描写，这些作品都是海南海洋文学关注渔民生活与大海风貌的代表作，但其小说创作的想象基底依旧是现实主义的。得益于海洋经验的直观性，李焕才的情感抒写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同理心”基础上对“做海人”的呈现尤其真切，但也存在对海洋文化精神内质的吸收与输出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