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1990年代（外一则）

这些年的梦境里，反反复复出现的场景，总是离不开小城书店，逼真，琐细，仿佛重活一回。

过往如黑白影片，时不时于梦境复活。小城有一座师范大学，毗邻湖畔，周边遍布书店，新华书店、南方书店、萃文书店等，再走几步，是北京路，坐落着一个中等规模的邮局。梦境里的我逛完几家书店，一定也会光顾一下北京路邮局。狭长的临街门面房，一溜儿陈列着十余米长玻璃柜。若想看什么杂志，示意服务员，她拉开玻璃柜门，取给你。翻看几页，若不想买，轻声道谢，服务员也不翻白眼。

1980年代末，我们自安庆乡下迁居小城芜湖。当时的新华书店大约在中山路，所有书均密闭于柜台内。平生购买的第一本书是一个西方文化学者撰写的《论失落》。不久后，我在江苏经济台发表了一首诗，用十元稿费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

转眼到了1990年代。一夜之间有了革新感，所有书店封闭式柜台全部消失，邮局里所有杂志均敞开式陈列着。

梦境里，我一趟趟去往北京路邮局，但凡陈列新一期《诗歌报》《读书》《书城》等，翻也不用翻，直接攥在手里，再去报纸摊位巡视一翻，无非看看报纸副刊。翻久了，找到规律，所有报纸副刊均居于页码后面。轻车熟路地取一份报纸，将之倒扣着，自最后一页往前翻，短时间内可迅速找到副刊版，入定般杵在原地，迅速瞄几眼大概，再整齐叠好，放回。对于这些，我未曾花钱，且饱了眼福，快乐而满足，且不用担心被骂，因为手里已拿《读书》《书城》等杂志了呀，肯定要买的。

初至小城一两年，总是被母亲差遣着回乡下办些琐碎杂事。先是坐小轮，于长江里漂一个白日，接着上岸，坐十五公里蹦蹦车，到达钱家祖村。倘若适逢假期，同船的会有许多师大学生，一律是安庆地区的，一起逆流而上。

一次，躺在二等舱床铺上的我，仔细将一本《诗歌报》读完，行程未及一半，就那样眼神呆滞地放空自己。彼时，一个物理系的女生前来，讨要杂志看。小小的我何等不甘——对于命运的安排，简直要出离愤怒了，何以眼前的这一群人，如此幸运地上了大学，而我只能被禁锢于工厂流水线上？

每年年尾，一直延宕着不去邮局订阅杂志，不过是偏爱那种每至月初，一回回往邮局跑的那份扑空的失落，或收到的小小惊喜。当时，《读书》五元一本，《诗歌报》，大约三块八毛，《书城》五元。

那时年幼，还不曾以写作为业，不过是本能地热爱文学。接触到的第一本《读书》杂志，或许便冲着“读书”这两个朴素的字吧。想必让服务员拿给我翻过，稀里糊涂买下的。一个初中生，确乎可以读懂《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或许，出于天生对于文字的敏感，也说不定。

整个1990年代，对于我，是无比漫长的，不停失业，不停就业，但对于读书，始终不曾荒疏过。一个怯懦少女，于年深日久中，确乎塑造着一位精神意义上的阅读者形象。如今，一边回望，一边疼惜着自己，如此单薄又如此顽强的一个少女，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无助地漂泊于陌生城市，经常性陷入一种莫名的落寞无聊之中。盛夏的晚霞，迟迟不曾消退。用过晚餐的我，沿着居所附近一条废弃铁轨，与落日背道而驰，一直走，一直走，直至乡下，满目稻田交错，菜畦碧绿……过于疲倦了，便坐枕木上歇歇……夜幕重临，顶着星光折返回来。青春的生命里，压抑着多少不甘呢？但更多的是抑郁。

前年吧，一个一直有联系的夜大同学，偶然看见一节回忆性文字，她深感吃惊：真没想到，当时与我们嘻嘻哈哈的你这么艰难……

活在世上，谁不曾伪装过？

有一段时间，失业在家。一次，出门倒垃圾，被楼上邻居看见，出于好心的她善意提醒：最近新百大厦在招营业员，你快去报名。那一刻，感觉尊严被侵犯，觉得一颗心受辱了。我比较窘迫而心虚地回答：我正在读夜大，准备毕业再找工作。邻居比较惋惜地“哦”了一声。

当我终于毕业。一日，父亲休假回家，请一个远房亲戚的堂哥（根本算不上亲戚，同居一城而已）来家吃饭。酒足饭饱后，他忽然对我说：你要是有个大专学历，我可以把你搞到《芜湖日报》去。天真的我简直要从椅子上蹦起，大声回应：真的吗？我已经拿到夜大毕业证了。然后，这个供职于芜湖市委的亲戚面红耳赤起来，尴尬得说不出话。

深切记得，那是1997年，我已就职于一家私人报馆，每月工资四百八十元，一边做编辑，一边兼职出纳。珠算也是那时学会的，一有空，便练习算盘，从一加到一百，最后一定是五千零五十。

这世间事，何以如此简单。你父亲款待了他，人家原本随口的一句客套话，不过是虚妄地表达一番对于该餐饭的感谢之情。

读夜大二年级时，小城日报正筹办一份晚报。我因为经常为该报撰稿，与几位编辑颇为熟稔。其中一位编辑热心告知：晚报将要招聘大量编辑记者，到时你也报名考试。她热心将每月装订好的日报借出，提醒我多看看，琢磨琢磨新闻如何写。

报名前夕，我忽然接到这位编辑的电话，她说：我将你的事与社长汇报，她不同意你报名，并说，一个连高中都不曾上过的人，没有资格考试……

至今犹记这位女社长的名字。无曾怨怼之意——文凭向来是一块敲门砖。别人何来体恤之心？按照普通逻辑，确实也对，一个连高中都未曾读过的人，何以有资格参加记者编辑的招聘考试呢，实在荒唐。当时的我，毕竟未曾写出什么惊天动地之作。

后来，我考进小城一家不太在乎学历的私人报馆。1990年代，以私人名义，向国家新闻出版局申请一个国内出版刊号，办一份报纸，也能被批准。

1990年代，正是给予我个人启蒙的年代，我的社会学、文学、哲学等知识，正是被《读书》这样的杂志所启蒙，也算为日后的知识体系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纵然早已买回《萨特文集》《加缪文集》等，但想必也未曾读透读懂过，那不过是一个对于知识极度饥渴之人临渊羡鱼的行为。为《读书》撰稿的，有费孝通、萧乾、冯亦代、金克木、施蛰存、葛兆光、葛剑雄、刘小枫等等，大多是极有建树的学者大家，他们撰写的社会学、哲学、文学领域的文字，通俗易懂，一年年读下来，终于为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的精神塑了型。

2020年疫情期间，重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忽然想起属于我个人的1990年代，百感交集，仿佛不曾忧欢过。

1996年，沈昌文先生自《读书》主编的位置退休。后来，沈先生退居幕后，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推出《万象》杂志，差不多继承了早年《读书》之风，但又稍稍往摇曳多姿的路上迈了几步。《万象》历经纸媒空前繁荣的2000年代，不知什么原因，最终停办。

同样是沈先生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网罗大批国内外学者、作家，不愧为一个接一个的文化大工程，曾推出许多绝版好书，造福于普罗大众。

整个1990年代，没有网络购书渠道，有时想读一本书，当地书店遍寻不见，还要辗转往各地出版社发行部挂长途电话，确定好定价及邮费，再去邮局汇钱。那些年，漓江出版社推出过不少好书，家里的杜拉斯系列作品（马振骋先生翻译），大多由漓江出版社购得。

2004年我移居合肥，有些舍不得，还是将原家中存放的所有《读书》《万象》《书城》捆扎起来，装在大纸箱里运来合肥，堆于阳台。

2021年1月10日晨，得知沈昌文先生驾鹤西去，深感一个时代过去了。

1990年代的光景，在我的梦境里始终不曾褪色，我于一家又一家书店徘徊复徘徊……有一阵，每去南方书店，转来转去，转至美术书架前，抽出《比亚兹莱画集》，摩挲几次，过过眼瘾——大开本，铜版纸印刷，几百元，太贵了啊。

彼时，我供职的私人报馆来了一位师大新闻系实习生。有一次，我央求他带我去他们师大图书馆报刊室借阅文学杂志。这小孩骗那位管理员，说我是他新闻系同学，才得以免费借阅到那些杂志。后来，这孩子考取南大研究生，离开了私人报馆，胆小的我又怕穿帮，若被管理员当面揭穿，岂不是既窘又耻？还故作聪明，每学期开学第一个回去，主动上交管理员五十元的所谓杂志押金，就算给他买烟抽吧。那名管理员可能早就识破我的身份了，不过是慈悲地装糊涂而已。现在回想，那个谎，撒得何等幼稚——同为新闻系学生，还要别人带过来？

那个遥远的1990年代，一个早早失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多读点书，哪怕文学杂志呢，且不惜伪装成学生。

整个1990年代，在我们那一拨年轻人心中，简直是一个神圣的文学时代。当时十四五六、十七八九的年纪，想必都有过笔友的经历。其中一位兄长般的朋友对我的影响颇为深刻。1990年代，正流行着油印诗报，一份份私人印刷的小报，简易的对开四张小报，散发着油墨的香气，印刻着一首首各地无名诗人的作品。那个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佩索阿、索德格朗、洛尔迦等，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诗人。大家相互推荐，互通有无。我们也熟读国内的北岛、江河、杨炼、顾城、芒克等朦胧诗人的作品。欧阳江河、韩东等，则是后来的事了。

2018年夏，我出差到深圳，每日马不停蹄参观各地。一日，当我们的车自某幢大厦前呼啸而过，见上面镌刻的熟悉名字，惊得我向邻伴脱口而出：这里有我年轻时一个笔友。作为60后的邻伴，或许万分困惑，一个笔友而已，何至于如此激动？一个历经1990年代热爱文学的人心之波澜，是注定不会被人深刻体会的。

1990年代结束，2000年代是随着互联网一起来到的。纸笔式微，我们笔友之间，渐渐不再写信联系了。互联网取代纸质书信，长鲸万里介入至当下这天翻地覆的时代，诞生了智能手机，衍生出微博、微信……讯息越快捷，人与人之间愈见隔阂。

唯一不变的是，我依然热爱阅读纸质书。

去年，邮箱里忽有一份邮件，落款人正是深圳的这位笔友，非常简短的六个字：你是钱红莉吧。

我回复：是的，我是。再也无话。忘了问：你可还在深圳？

问什么，皆属多余。独属于1990年代写信的日子，恍如隔世。

我拥有的第一本诗集是《朦胧诗选》，里面收录有北岛、江河、杨炼、顾城等人的代表作。

在1988年，十六岁的我，初次接受现代诗的熏陶，有一眼万年的惊叹。再后来，我于某省广播电台发表了一两首诗作。慢慢地，迎来1990年代。

1990年代，确乎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油印诗报遍布墨香的时代——彼时，何以有那么多人热爱诗歌呢？

早早辍学的我，先被介绍到一家皮鞋厂的流水线上打工，而后，到了我父亲单位下属的一个售卖衣服、杂货的门市部工作。

作为长江轮船航运公司子弟，我们当时的身份叫“五七工”。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整日写信与笔友们谈诗，高韬而虚无，但寒碜的收信地址，倏忽一下将我拉回残酷现实中——安徽省芜湖市劳动路某某号某某商店，颇为滑稽。

家里至今存有笔友们赠送的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人的诗集，一直安放于书架中显眼的位置，仿佛一种暗示，那是一个人的来处。

至今，我仍保持着读诗习惯。书店里，图书馆中，遇见不同版本的黑塞、艾略特、惠特曼、聂鲁达、索德格朗等人的诗集，我总喜欢翻翻，稍微读上几行，便可以轻易甄别出是谁的译本。

深感1990年代的诗歌译本优秀，老辈人的底蕴，并非当下诗歌译者所能比拟的。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怀旧的人，恰恰固执，比如读杜拉斯，我一定会选王道乾先生的译本；读《包法利夫人》，如若搞研究，非得将李健吾、周克希、许渊冲三位先生的译本对比一下高低优劣。纵然我不通法文，但一样可以琢磨出语言的魅力来。

诗歌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漫长的抵达。

一个人在其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不可能无师自通，晓得为文的张力、空间感、节奏感什么的，单单在我这里，一定得益于几十年的诗歌阅读的潜移默化。我已早早领悟，一篇文章不能软哒哒趴在地上，它首先要立得起来，有骨感。这想必得益于诗歌的无形熏陶？

在那间门市部里，倘若遇上雨天，顾客寥落……我用来打发沉闷无聊的方法，一定是拿过一沓花花绿绿的开票收据，趴在玻璃柜台上默诗。那几年，写得最多的是海子的诗，忧伤而绝望，也契合彼时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