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挑蚝工

2017年春夏

丁酉年正月十四下午，我在海风凛冽的蛇口渔人码头邂逅一百零六名挑蚝工，因此认识了一批硬汉式的男人。他们表面木讷却都是调侃好手，喜欢喝酒、打牌，偶尔也出去找找乐子。他们拥居于那种简陋破旧的短租房里，像季风一样出现在这里。有的人出现一次就消失了，有的人在这里反复坚持了十年。在这座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挑蚝工是大海里一滴不起眼的水，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一只蚝船靠在浮码头上。从浮码头到码头，从码头到货车，搭了两排往返的跳板。两人在船上分拨，两人在车厢里装车。其余的人都担着挑子，队伍在跳板上缓缓前行，从蚝船到货车，用扁担把生蚝一串串挑上来。餐桌上的蚝令人垂涎三尺，但是刚出海的生蚝用尼龙绳串成一串串，外壳裹着腥臭的污泥。挑蚝工就像这些生蚝一样全身带泥，湿泥叠着干泥，颜色深浅不一：深墨、墨绿、夜蓝、灰白。他们戴着纱线手套，以防被锋利的蚝壳划伤。他们的扁担两端各拴一对钢筋折成的长钩。上船躬腰一晃铁钩，挂上尼龙绳起肩便走了。他们抓紧铁钩，挑着水淋淋的蚝，一步步踏牢跳板爬上货车。

按养蚝人的惯常做法，大蚝四个一串，小蚝六个一串。这一挑共四串，约八十公斤，每串工钱一元，每挑挣四元。滴着水的尼龙绳拖在跳板上划出一道道渍印。有的蚝壳被拖在地上擦出吱吱脆响。跳板上时常发生“塞车”——七八人拥堵在倾斜的跳板上等待前方卸货从另一排跳板返回。担子在肩上晃着，但他们不急不躁，身体前倾，默默低头喘气，用一双双解放鞋和高筒胶靴抵住跳板上的横木条。一个瘦汉子佝偻腰放下一半担子，把肩上一部分压力卸在跳板上，别过脸悄声喘气。

货车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平头，右手夹支香烟，肚腩上绑了只腰包，注视着队伍，派头像监工。实际上他是个翻译。我举起手机拍照、录像。一位高大黑胖的老汉卸挑返回时盯住我，伸过来大脑袋喘道：“拍我没有？”这人是老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了。很多人是反感拍照的。老周一张大脸盘瞪着两只铜铃眼，下挂大眼袋，似乎生气了。我蹭蹭蹬蹬地说：“好像没有。”他说：“麻烦你等下拍拍我。”我一听乐了，爽快地说：“好！”

俗语曰：“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蚝苗经过夏季生长，入冬长肥，从冬至到清明是收获季节，春节前后最为繁忙。清明之后挑蚝工将离开码头各奔东西。蚝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他们的去留。蚝是南方叫法，北方叫海蛎子，学名为牡蛎。深圳原是边陲渔村，素为偏隅蛮地，远离中原文明中心。这里靠海吃海，出现了独特的蚝文化。至今有不少社区和马路以蚝命名：蚝一村、蚝二村、蚝业路。深圳快速发展后，土著蚝民成了土豪，不再从事养蚝祖业。外地人接了班，他们多半来自湛江、台山、阳江或者新会，还有香港人——元朗区后海湾的蚝民依然不舍此业。而挑蚝工来自内地各省，他们千里迢迢来码头讨生活。历史是块跷跷板。过去人们把沿海以船为居四处漂泊的人叫作疍民，视之为贱籍或黑户。今天的这些四处漂泊的挑蚝工无异于新的疍民。

老周来渔人码头有三年了。为了多挣点，这一年春节他没回老家。我站在跳板旁举起手机，等待老周入镜。老周挑起下一担踏上了跳板。他仰起头对我微笑，右手做了个OK的手势。“谢谢啊！”他说。再挑一担上来时，他见我还举着手机，指着紧随其后的老汉说：你拍拍他，他很不容易，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你看他那身衣服。

那位老汉憋红了脸，跟在老周后面一声不吭，戴一顶镶了五角红星的军帽，身穿军绿色迷彩装。他身材矮胖，前腿弓，后腿绷，步子有些蹒跚。“老红军”啊！我心里一震。但是看他年纪不到六十岁，我明白老周是在开玩笑。

我在旁边不断拍照，翻译并没制止。他也曾是个挑蚝工，有一脸被烈日烤就的古铜色。翻译是广西人，会广东白话。因为养蚝和收蚝的老板们都来自粤港两地，讲粤语，而挑蚝队长老王来自河南驻马店，不懂白话，需要一个翻译，于是他就充当了这个角色。翻译身材肥硕，腆着大腹，眼睛和下巴有几分像洪金宝。我的同事阿温每次见了他就会嘟哝一句：“洪金宝来了。”码头上的人则叫他“熊猫”。他的本名倒没人知道了。当我蹲在跳板旁边拍摄，熊猫好心提醒：“嗨，别靠太近，危险！”他的普通话比一般的广东人要标准多了，不愧为翻译。有人告诉我，熊猫以前是捡废品的。

挑蚝这碗饭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吃得了，得有超强耐力，腰杆硬扎。不少看似壮实的小伙子一开始生龙活虎，连着干一个小时后就纷纷败下阵来。挑蚝工崇尚身强体壮，凭硬本事吃饭，对翻译这类“吃干饭的”，他们瞧不上眼。队长则不同，虽然他也不再凭苦力吃饭，但他是带头人，严厉，讲义气，为大家争取过利益，颇有帮会老大的风范。十多年来他在这里牢牢地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家不叫他工头，而叫老王或队长。

半个钟后，所有的蚝船被挑空了。三四个女人——队长、翻译等人的家属——在船舱里和码头上拾掇散落的蚝，像米勒的油画《拾穗者》。蚝就是大海里的稻穗，春天育苗，初夏吊养在海里，待到秋天，一串串饱满肥大就开始收割。女人们把散落的蚝装进蛇皮袋，再抬上码头。散蚝价格便宜，附近有些餐馆专收这些散蚝。一位餐馆老板用电子秤一袋袋过磅，指挥工人把蛇皮袋抬上小三轮的平板后座，最后开着小三轮拉走了。

下午五时，码头休工了。队长和小组代表凑在一块给大家算账。老周傍着铁栅栏和我聊天。他住得远，凌晨四点半起床，五点半赶到码头，眼下旺季，下午五点休工。这里没有节假日概念，做一天算一天。挑蚝工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老周说：“年轻人受不了这个累。”每次遇见他们，我心里就产生一个念头：这将是新世纪最后一批苦力了。他们以六零后和七零后为主，是苦日子里最后一拨人，与下一代形成了明显代际断裂。他们出身贫苦，都是卖力气的一把好手。形容中国人吃苦耐劳的词，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年轻时走过南闯过北，如今年纪大了，别无所长，就来到码头卖最后的力气。挑蚝算是件肥差，工钱不错，一天一结，中间不费什么周折，也不是什么正规组织，队长一吆喝就来了。谁来都行，只要你干得了。当然，最终还得队长点头。挑蚝工来自全国各地，近有广西、江西，远有甘肃、内蒙古，其中河南人占了一半。

队长承包了码头挑蚝劳力，把工人分为两批，在东西两边各开了一个码头。每个码头又分两到三组人马，轮流干活。忙的时候，几组人马同时上工。老板把工钱算给队长，队长再把工钱分给大家。分钱时，各地出一个代表，与队长一起合计，根据出工的人头平均算出每个人的工钱。一个小组二十人，装一辆小货车约四百元，旺季一天可装三四十车，每人一天可挣到七八百块。“最晚一次干到了晚上十点。”“老红军”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扣掉吃饭时间，足足挑了十五个钟，钱是挣到了，但大家累得迈不动腿。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希望多累一点。因为一旦淡季来临，一天只能挣个百八十块。

老周是山东临沂人，外出打工多年，已经跟种田毫无瓜葛了。“我家里只有四亩地，有二十年没种田了，把田包给别人种了。小麦才八毛钱一斤，价格太贱，谁愿意种田？国家还给每亩补贴了一百块。那一百块我们没有要，也给了别人。我干这个活有两三年了，都是老乡介绍来的。儿子成家了，有工作，我没什么负担。自己攒钱自己花，下大力才能挣大钱。”

“那位老乡真的是‘老红军’”？”我问。

“开玩笑的。他是重庆人，也是个打工的。”老周咧嘴一笑。

事实上“老红军”是云南人。虽然大家同在一组混得很熟，实际上谁也不了解谁。老周不知“老红军”来自哪里，“老红军”也不知老周叫什么名字。老周是个豪放的人，大嗓门，爱笑，但不油头。挑蚝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老红军”穿迷彩装是为了耐脏经磨。其他挑蚝工都是如此。他们准备了五花八门的旧衣服，有工衣、便服和军装，充满了后现代风格。码头乍看起来，就是一个海边T台。这些人的工衣上印着这些字样：中铁港航局、SINOPEC、西丽电脑数码广场。有一位粗汉子，他的白色POLO衫背后印着四个行书大字：阿弥陀佛。这里才是深圳最时尚的T台。

同组的河南人杜国展凑过来聊天。老杜今年五十岁，南阳人，宽脸，穿着蓝色旧式中山装，上衣沾满了污泥。春节前老杜回了趟老家，过了年，正月初五又回到了渔人码头。他说：“在家里不行，不挣钱。”他的老家属于平原地带，家里有五十多亩地，主要种小麦和花生，如今收割小麦摆脱了人力，有了收割机作业。他还养了一群鸡和七十多头波尔山羊。母羊刚刚产了羊羔。现在又流行大面积种植蔬菜，地里打了水井，埋了喷水管，自动浇灌，出产蔬菜运往广东和香港。尽管如此，老家的收入依然不高。这些年庄稼不值钱。他说，去年八九毛一斤的小麦都卖不出去。玉米也便宜，东北玉米一斤才六毛多，河南玉米一斤也只有八毛多。农忙时在家，农闲时杜国展跟着二三十个老乡来到码头挑蚝。他的儿女学了门技术，在厦门打工。三十一岁的儿子有一个小孩，老伴一人就在家带着孙子。家里农活还指靠着他。“没办法，老婆一个人带着小孩，过年必须要回去。家里离不开我。”

初夏回到老家，秋收之后来到码头。杜国展像钟摆一样，在两者之间摆动。

队长和八九个代表在远处叽叽哇哇算账。我问：“你不去看看？”老杜说：“都有几个老乡代表在那里算，人多了也不顶事，反而添乱。”捡蚝的那几个女人，照样会分一份工钱。她们主要干些轻活，如果太忙了也要挑蚝，每担少挑一些。“正常一担，有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有一百七十多斤。去年来了一个拍照的人，让大家挑着蚝排成一列，拍了几张照片。”老杜指了指旁边一位老汉说，“你应该采访这位老乡，他都有六十四五了，还在这里挑蚝。”老汉姓徐，在码头上干了十年。他冷冷地看着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很难想象他单薄的身体是如何坚持的。他打算干不动了再说。

最后一辆货车——来自东莞石碣的五十铃，满载生蚝离开码头。这些车辆开往珠三角各个酒店和农批市场。众人给跳板套上绳子，反复吆喝着“一二三”，把跳板拖上岸。

每天早晨五点半，挑蚝工就到了码头。有一批工人更早到达了码头——他们是抄蚝工，是从挑蚝队伍当中选出的精英。如今养蚝采用筏吊式，用尼龙绳把生蚝系在蚝排上，悬吊在海水里。所谓抄蚝，就是拿刀子割断尼龙绳，把一串串生蚝从海水里提上来装上渔船。凌晨两点，瑟瑟寒风吹着港湾里的渔政船和渔船，抄蚝工齐聚码头，经队长分派，然后跳上每位老板的蚝船。这些特制的机动舢板，船舱平而阔，专门用来运载生蚝。大船七八人，小船四五人，每人每趟有五十块工钱。此时海上作业，危机四伏。因而只有青壮劳力才有机会出海。人手紧缺时，老杜也出过海。

舢板驶过深圳湾，海面上还是漆黑一片，宛如萤火虫的城市灯光在海天交接处荡漾不止。遥望整座鹏城，就像浸浮在海里。蚝排星罗棋布，分布在香港片区的海湾里，沿流浮山一直排到伶仃洋外。他们抵达养蚝区开始作业。每人拎一把刀子，小心跳上湿滑的蚝排，蹲下来一路收割生蚝。一手握住尼龙绳，一手用刀割断绳子，然后把一串串蚝甩出海面，最后扔进船舱里。在舱里，生蚝堆成了一个个泥头山包。

天还没亮，一艘艘蚝船满载而归。码头上的挑蚝工早已搭好了跳板，等船一靠岸，便开始干活。挑蚝从五点半一直忙到十一点半，大家歇下来开始午餐。有人带了饭，有人在附近小店吃个快餐，也有人用手机点外卖。有时候小贩直接把快餐车拉到码头上。

饭吃到一半，忽然来了一辆运蚝的货车，队长吼一嗓子，大家像急行军般匆匆扒完饭，把嘴一抹就上工了。装完这一车，大家就地休息。有三人靠在旁边的榕树根上打盹。大部分人垫一张纸皮或破席，就地休息，有的直接躺水泥地上睡了。队长和翻译趴在一把破旧的遮阳伞下鼾声大作。下午一点半后，继续开工，直到五点半收工。老周说，碰上淡季，中午十二点就收工了。

下午四五点，活儿少了。大家挤在一张破竹席上，凑个牌局斗起了地主。每个人盘着腿，跟前堆着红票子。有一半人不爱打牌，席地歇息，或者枕着蛇皮袋躺在地上曲身抱膝睡觉。老周坐在铁栅栏旁的一块跳板上。我准备坐在旁边跟他聊聊。

“这个不能坐的，脏。”老周满脸堆笑，赶紧拦住我。

“没事，反正要洗的。”我坐了下去。他把我当成记者了。我告诉过他，我在附近一家公司上班，平时我偶尔写一点老百姓的故事。有一天，我想该写写蛇口了。过去我在关外的工厂里上班。从关外工厂调到蛇口总部，完全是城乡之别。2012年5月一个沉闷的上午，我进城了。我把自己的办公用品装进大纸箱，抱着电脑主机，搭公司大巴，穿越南光高速和南海大道来到蛇口。二线关早就拆掉了，但人们头脑中那个二线关一直还在，依旧习惯称呼关内关外。相比关外，这里的财富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在建筑和道路上，户外广告也贵得惊人——譬如后海大道与东滨路交汇处一块单立柱广告费用一年就高达四百三十二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