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我就是他

华明老人讲至末尾，我提出要看一看的时候，他果真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来。牛皮纸的封皮已经软旧磨毛，展开，倒出一根褐黄色细管，管口有连环花纹，管底镌有英文字母与数字，模糊不可辨。如果华明老人的记忆与表述无误的话，这管口红得有八十多年了。我没有拧开来，只重新放进信封，依着旧的卷痕收好，还给他。他明显失焦的双眼看着我的方向，焦黄枯瘦的右手，准确地把信封塞回贴身衣兜。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吧。我就是周昆仑，她也知道我就是他。华明老人像是终于证明了他的一生，几乎是骄傲地长叹一声。

华明老人七十多岁，除了越来越衰退的视力，前不久查出的癌症病灶发展也很快，于是托人联系上我。我在电台负责一个《市民故事》栏目，从各种啰哩啰嗦的讲述里，挑拣出情节性较强的聚散离合的故事。这些故事因比较真实，还颇受欢迎。华明老人原来是木器厂四级车工，后来提前内退，出来开出租，一直有听电台的习惯。他想到找我，也不足为奇。

但讲完自己的故事后，老人提出要求：一定要帮他查一查周昆仑的下落，到底哪一年过世的？是不是1949 年12 月左右？那是华明自己的出生年月。

确实，有时在《市民故事》的末尾，我也会连带着帮助讲述者寻找失去联络的战友、同学、知青插友、姐妹等，但华明的这个转世猜想……怎么说呢，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唯物主义，不语怪力乱神。但想想华明老人这么多年下来，现在又在这个阶段，便婉转地承应着：那就先在我们节目的公号上发，那样最快，也方便各处转。没好意思说出的是，我们这个公号只是节目的附庸，也没好好打理，订阅者还不到三千。

华明满意地闭了闭眼，再睁开说：“谢谢，就知道你会帮我。我等着。”

考虑到华明老人的时间并不宽裕，当天一回来，我就殷勤地开始整理，并保留了老人的自述口气，虽然阙如部分太多，他少说了，或是我漏记了，或是不便追问，只能这样一知半解地将就着了。本来也就是这样的，记一忘三二。

前前后后，我跟静如师母一共生活了二十五年。

一开始，我是跟着我娘到周家的，当时我十岁。男主人姓周，我从没见过，说是天上的空军呢。娘生硬地说到“空军”这个词，并没什么把握地抬头看看天，显然不能够明白，还有天上飞的军。开飞机的呢！我特别兴奋，总想问点什么，但娘不许我在周家提到男主人半个字，这是介绍她做事的中人反复提醒的，同时强调的还有，要多留意着，夫人以前闹过绝食，也切过脉，甚至有天半夜一口气灌下两瓶酒。娘便提出带上我，等于多带一双眼睛。所以我在周家的使命，也可以说，就是留意着夫人。

夫人叫何静如，娘让我唤她作师母。静如师母身量不高，脸很白，似乎是病着，总斜坐在床上喝各种药汤。她耳朵好像有点不对，小雨声大雨声，风吹树叶声，哗哗扫地声，汽车轮子声，蜜蜂嗡嗡与蝇子嘤嘤，有时连我娘擦洗东西、拍打被子的声音，据她说，统统的，都像飞机声。这怎么可能呢？她房里门窗都嵌贴着布条，窗帘有两层，都很厚，一旦她认为听到了飞机声，就统统拉上，宁愿大白天的费钱点灯。当时四处闹饥荒，其实我娘带我，主要是给我图个嚼食，不至挨饿。周家颇有些积余，夫人娘家族里兄长也长年补贴，因此周家这里，每天都还是正常三餐。

静如师母每到吃饭时会从床上起来，收拾打理，换一身衣服，连额上的长布条也换一条干净的。师母大部分时候缠着绸布条，或是用纱巾包住头，娘老是替她淘洗，我则帮着晾晒和折叠。珍珠白、鸭蛋青、红蓝条纹、细灰格子，摸在手上软软滑滑的。我当时总以为，小姐太太们的额头上都该缠着布条或纱巾，那是一种正式、高贵的装束。看静如师母这样一身打扮走到餐桌边，觉得吃饭简直是天大的排场。其实桌上只有我一个陪她吃饭，我娘的说法是，主上仆下、儿贵母贱，她不合适上桌，估计也有叫我“留意着”的意思。

静如师母确实吃得太少，筷子头挑着，勉强小半碗，就犹犹豫豫，带点内疚地放下。她看看我，那意思我明白，立即接过她的碗，呼啦啦就扒光了，她脸上会显得好一些。在饥荒年，不能浪费，我也在长身体。后来早不必如此了，我俩还是这习惯，但凡她吃不下的，哪怕咬了几口，泡了汤水，都推给我。嫌弃？我可从没想过这个。但如果是其他人的，哪怕就是我娘，也难说。

不过我娘第二年就得了浮肿病，我才晓得，家里的姐姐每天都跑来，偷偷守在周家后门，把娘的那一小部分吃食拿回去与爹分着吃。娘死了之后，我爹用我姐换得一袋白面，又因那袋白面被人抢时遇害身亡。一眨眼工夫，一家人只落我一个了。好在静如师母继续留我在周家，还供我念完了初中。我年岁不大，但打小跟娘出来，眼会手会，能识文字，可以当个人使了。周家的各项事务我都包揽下来：采买油盐，烧饭洗衣，早晚门户，拿方子煎药，跑邮局取汇款——有个叫航友互助会的组织，每季度都会汇来一笔款子。

说是我的零落与她的收留，或是我的照应与她的需要，都可以。不管怎么说，从第一天踏进周家，我就再没离开过，一直在“留意着”她。静如师母多大岁数？没问过，记得她好像跟我娘论过大小，两人差不太多。可我娘那是什么命啊，走的时候才四十岁。静如师母虽然病病歪歪，但耐得住养，从我第一次见她，到后来那么多年，总是白净净单薄薄的，就是时不时闹头痛，一发作起来，从脸颊到耳朵再到脖颈，一阵阵泛红，听不得动静经不得风，叫人心疼，叫人想替她去受罪。虽然我只是个半大小子，可就是一腔热血地，想好好照料她服侍她，一直待在她身边。

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怪？其实挺自然，我跟师母，没有什么主仆或长幼之分，更别提男女或内外之别。简单说来，就是一起过日子，安安静静的，很舒服，很亲。

为什么我说自己就是周昆仑？——这是男主人的大名。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没有的，直到碰到第一个按钮。

有一天，师母又拿出她那个小玩意儿在手上抚摩。她拔出盖子，扭动底部，推上来，小心往里面看两眼，又扭动底部，退回去。当时我正在她卧房里给花瓶换水，来来回回走动。

她突然抑郁中略带点展示之意问我：“知道这叫什么吗？”“口红啊。”我答，并笑话她，“你看你，只是看，又舍不得涂。”不晓得我哪里说得不妥，静如师母薄瓷般的脸色突然透红，像是头痛病要发作。

她手一抖，马上把口红收起，脸上落下一道冰帘子。直到晚上我给她打洗脚水，她还是十分冷淡，临到我要端水出去，她终于用严厉的口气让我等一下：“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那个叫口红？知道怎么用？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外国货，才发明出来没多少年，我们这里根本都没有卖的。”

咦，我一愣，倒给静如师母问住了。确实，我打小清贫，外头也没有什么交往，不可能在哪里见过这东西。虽然她总时不时拿出来瞧，可我怎么就能一下认出并脱口而出，管它叫口红呢，还对它的功能十分了然？想想是不对，也解释不出。我一时僵在门槛边，吭哧着，脚盆里的水直晃荡。

“还有你说话的那个口气……”静如师母好像挺困难的，停了下，要求道，“你把前面的话再说一遍。”我哪敢再吭声，我记得我说的——你看你，总是看，又舍不得涂——那口气是太随便了太亲昵了，打哪儿冒出来的呀，我怎么能这样跟她讲话？

从此，我心里就有了个疙瘩，不是那种不舒服意义上的疙瘩，而是一种按钮似的，我不碰，她也从不碰，但我们都知道，它就在那儿。

再次碰到的按钮，是披风。披风这个东西，我当然也是不知道的，师母有一件，哪怕天挺热的，她坐久了也会发寒，便叫我去替她拿披风。所谓的披风，半像褂子半像毯子，又像我爹以前的蓑衣，怪怪的，我从没见人穿过。更怪的是那带着暗花的鲜绿，颜色很少见。每回一见她披到肩膀上，好看地垂挂着，两边的三角形下端交叉，弯起几道弧线，不知为何，我心里就很喜悦、得意，脑子里会想：嘿，没见过青蛙王子，这里，倒有一只青蛙公主呢。可能没太当心，有天不自觉地就咕噜着，笑嘻嘻讲出声了。

“你说我什么？再说一遍？就刚才你说的。”静如师母显然听到了，突然用一种几乎瘆人的声音问我。

“……青蛙王子……青蛙公主。”我嗫嚅着重复，心头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什么王子公主，多么洋腔洋调，我见过吗？我不敢看静如师母，晓得自己又冒犯她了。可我知道，这种冒犯仍然不是那种不舒服的冒犯。师母缩起脖子，用瘦长的指头拉扯一下绿披风，反倒躲起我的目光来。

这两次对话，实在是小事，口角都算不上，但我一想起来，心头总有惊颤的预感，感到这里头暗藏着什么话头。

到重新提起时，又过了好几年。初中毕业后，我进到红星木器厂当学徒，一年期满，两年转正，我身量长足了，腰膀也宽了，上班时跟工友们一起，高声大气地上货抬货、打打闹闹，骑自行车逛东逛西，到晚上回来，总觉得周家暗乎乎的，好像房梁变矮，过道和门框变窄，常会磕到这里碰到那里。尤其是静如师母，或者说，主要是静如师母，她整个缩小了一圈，透白如蜡，瘦薄无力，往她旁边一站，更显得我浑身都是蛮劲儿，感觉只要伸出一只手，就能把她整个人举高、折叠起来甚至揉成一团。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我最多只是用眼睛暗中量一量她，心里光是那样想想，就会有种痛快而亲切的感受。我有种迫切的需要，想替她做点什么，不只为报答她，更是为满足我自己。比如她这个头痛病，我是最看不得的。她一疼起来，我也浑身上下不舒服。我要花自己的钱替她做点什么，转正后反正有了工资，算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不动用她的那一份。

找个专门时间，我把工资的进出与积余给她看了，并提出我的想法，找家大医院，看能否治好或起码减轻她的头痛。可能是看我态度很顶真，静如师母那次也跟我聊得多一些。

她说她的头痛病，打结识周昆仑，就开始得了。周昆仑就读的中央航校就在南京大校场这里，当时她是金陵女中的学生，在一个爱国联谊会上，中学生给飞行班学员一对一献花，两人就此认识。她脑子里从此就埋下个无线收发器，只要天上有飞机，不论大小远近，都会接到信号，当即脸红心急，发热或发寒，又要尽量掩饰，不被旁人注意，这可能是最初的病相。不久，周昆仑转到杭州笕桥那边的航校新址，两个人隔了段距离，见面麻烦一些，于是写信，往往是上一封信还没有寄到，新的一封又开始写起来。写信更催生了头痛，看到他信纸上的“航校”字样，或在信封上写下他的名字，她都会突然一阵偏头痛，胃缩成一团。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昆仑那一届飞行班统统入编。匆匆忙忙，他们提前举办了婚礼，婚假一周后，周昆仑即归队上阵了。

这下子她的头痛病更严重了，不仅仅是天上有飞机，只要听人提起飞机，或听到飞机的新闻，都像有锥子钻头。那个时候，消息又太多：夜航照明不佳撞上城楼的，跳伞过程中开伞太晚的，以一敌三同归于尽的……一会儿是淞沪的消息，一会儿是成都双流的消息，一会儿是滇缅的消息。每个消息后面都会生出一溜空军寡妇。周昆仑常常久无音讯，冷不丁又传来报平安的电报，然后又继续执行秘密任务。他好像是不停地死掉，又突然活转，再重新死去。她的头痛病就越来越频繁地发作，往往后脑勺还没疼透，前额头又来，脑壳上每个地方都是洞口。

静如师母讲的这些，显然不少地方都有省略跳跃，也像天上的飞机一样，不落地，只能看到个大概。尤其是周昆仑这个人，根本就像虚线或影子，面目、性格全然听不出。我能感到，师母是想多跟我聊一点的，但最终，还是只能说回到头痛病。她和周昆仑的情分，飘得太高，望不到头，也可以说是埋得太深，见不到底，根本讲不出。

“上一次有音信，都过去十三年了，我已经好很多了。你们到我家时，我每天都起床，吃三顿，睡两觉，可以说没病，也可以说一直有病。反正这一辈子，是好不了了。你啊，倒还想着治？”静如师母略带一丝笑意，回绝了我的建议，并不见痛苦或赌气，而是一种既已如此、活该如此、命当如此的口气。这没法劝，我本就嘴笨，只好默然。我心里羡慕周昆仑，同时感到伤心和委屈，真想去推搡摇动她的肩膀，说：“怎么就讲起一辈子了，这才哪儿到哪儿。我这里才成人，才刚挣钱，日子才开始呢。”可同时又退一步想，这是她小河淌水的情深意长，我怎么能不讲道理？她的头痛，就是她的生活，就是她这个人，我既是陪着她一起，那么这头痛也就是我的，是我的生活。这样想着，心里稍许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