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比生活更重要吗？

童年与电影

很多人都是通过法国电影《四百击》，对自己童年那些被压抑与损害的记忆有了新的认识。在我这里，《四百击》有两个东西特别重要。一是少年安托万那张脸——也可称为新浪潮最著名的一张面孔，这与主演皮埃尔·利奥德深入人心的形象有关。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也说：“利奥德总能在观众中引起同情这个奇妙的现象。”二是结尾，安托万从少管所逃出来，小跑奔向大海的镜头。这可能也是电影史上对自由隐喻最强的四分十七秒了。

一部1959年的“问题儿童电影”，至今看，并不陈旧。可以说，安托万的脚步声和喘息声，飘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电影资料馆巨大的影厅时，同样也能牵动我们这些观众的心。

我们很多人，和电影里的问题少年安托万一样，有着类似的家庭出身，好像更能理解电影在说什么。

特吕弗说：“一切都不是虚构的，都来自真实的生活，但这不是我的自传。”

但也只有特吕弗能拍出这样一部电影。他说得没错，每代人的童年都各有各的问题，每代人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慢慢长大了。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里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我小时候很健康，虽说我们自己家不是那么有钱，但我们可以向家族的所有子孙一样，享用外祖母家的一切财富……我感觉自己并不渴求权力或者是财富或是其他什么。因为十五岁之前我已经享受够了，好过任何人。比方说，特吕弗小时候过的就是完全另一种日子。”

生在法国显赫的莫诺家族的戈达尔，可能无法想象特吕弗1932年一出生，就不知道生父是谁以及未婚母亲很快又嫁人的状况。

他的整个童年是在祖母和外祖母两家轮流寄养中度过的。小时候，他去找过生父。我在传记里看过这一段，那是一个孩子真实的渴望——这一点让特吕弗的形象更加立体了。在他成为新浪潮名导演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有生活，以及对艰辛的感受——反映到大银幕上，就成了电影。

当时，他住在外祖母家。外祖母常带他去一家书店，在那里他学会了认字、看书。外祖母是个爱聊天的人，有一次她和书店老板为一本新出版的小说聊开了，越聊越兴奋。门外停着一辆去阿尔萨斯地区（他生父所在的小镇就在这一地区）的货车，于是特吕弗偷偷爬了上去。到小镇后，他打听到父亲的住处，不过敲响父亲家门的一刻，他改变了主意……咚咚咚，外祖母听到敲门声时，天已经黑了，她着急地开了门，问特吕弗整个下午跑哪去了。他说，去看电影。

就是这样一个总把看电影当借口的孩子，长大后去拍了电影。“拍一部电影，就是使生活更加美好，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生活，就是延长童年的游戏。”（斗寺吕弗影评集<艮之愉悦》）对应他曾经的生活，也许我们很快就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电影是和一种焦虑不安，一种身处秘密的地下状态感联系在一起的。”

真正爱上电影，还要从祖母去世后他搬回巴黎后算起。

特吕弗每天逃学，跟着大人混进电影院。有时电影看到一半儿，检票员还会把他从座位上揪起来，轰到大街上。这种狼狈的日子，持续到法国电影资料馆开业为止。

总算有地方去了，“当时，电影资料馆每天放映五部电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歇，这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永不落幕的大电影”（戈达尔）。

法国电影资料馆很快就成为新浪潮这批不爱上学但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的聚集地。

别看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名头挺大，其实就是个私人电影俱乐部，由电影收藏家亨利·朗格卢瓦在1936年出资建立。法国电影资料馆的放映厅，只有六十个座位，可是一放电影，却经常挤进去一百多个观众。

朗格卢瓦小时候爱看电影，办法国电影资料馆也是因为喜欢和年轻人分享电影，他有句口头禅：“热爱电影，就是热爱生活。”这是特吕弗听过最早的一句把电影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话。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开始，好莱坞电影占据电影院，法国本土那些学好莱坞的电影看起来特别虚假，持反对态度的影迷越来越多。

于是，巴黎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一时成了潮流。渴望看到自己生活的年轻人日夜奔赴那里，在任何一个俱乐部都可以聚会——后来成为新浪潮导演的那批人，就诞生在这些影迷之中。

这种情况也推动了电影批评的发展，每部电影上映都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出来。

1947年深夜，著名的影评人、电影活动家安德烈·巴赞写下一篇迟到的《公民凯恩》影评。1946年7月10日，美国导演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在法国公映后，比他更有名的哲学家萨特，就批评这部电影缺乏社会责任感。巴赞却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现实各种矛盾冲突中再现现实世界，而不是将它放到一个已经塑好的模型中去。在安托万·德巴克的《迷影》里记载着“巴赞和萨特之间的论战，在1947年的迷影史上是件大事”。

是的，活跃在各种电影俱乐部和电影活动中的巴赞，就是比萨特了解当时的年轻人。电影是时候反映一下他们的生活了。那种被忽视的感觉，刺激了这些年轻人的心。

与此同时，特吕弗也好学，白天把精力全花在打工上，一到晚上就去电影俱乐部：医生父亲去瑞士的诊所工作后，戈达尔被留在巴黎布封公立中学读书，他也时常翘课。没有人管束的戈达尔，越来越发觉，自己只爱电影，同时还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毛病。

其他几个新浪潮的代表性导演都有类似的经历——

雅克·里维特到巴黎后认识了戈达尔（戈达尔偷钱资助里维特拍短片），在法国电影资料馆认识了侯麦，侯麦也在几个电影俱乐部里做主持，放完电影，给大家讲电影。里维特跟侯麦经常在聚会上讨论，当时的兼职编辑侯麦就鼓励他写评论，换点钱用。夏布洛尔在乡下的电影俱乐部，来巴黎前就被他关注了。到巴黎后，夏布洛尔每天在电影俱乐部混日子，中间去当了兵，退伍后继续之前的生活……

忙碌的特吕弗在1948年终于用自己赚来的钱，在克鲁尼广场的一处地方开办了自己的“影痴圈”电影俱乐部，每周日上午放片。第一场放映的场地费，据说是特吕弗爬进养父办公室偷走打字机换的钱——这个情节在《四百击》里也有。好不容易把俱乐部运行了起来，然而在当年11月的某个周末，俱乐部就出了问题。本来，他要放映1925年版的《宾虚》，可是观众很少，一打听才知道另一家俱乐部同时也在放这部电影——这意味着他除了白白付出场地费外，还浪费了不少找电影胶片的时间。

特吕弗怒气冲冲地去美术街5号的“工作与文化”办公室，找“电影青年”电影俱乐部的负责人理论。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时，眼前站着一个男人，头发往后梳着，听他说完话，男人慢条斯理地问：“那你想怎么办，小伙子？”

特吕弗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在影迷群中很有影响力的巴赞，他参与很多巴黎电影圉的事，是知名杂志《电影杂志》的撰稿人！

同在办公室聊天的.还有摄影师克里斯·马克与还是记者的阿伦·雷乃等人，他们在旁边打趣：

“嘿，小伙子，你得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放那部电影！”

特吕弗发表了一通激昂的“演讲”。就这样，十六岁的特吕弗和三十岁的巴赞碰了第一面。从此，巴赞记住了这个谈起电影头头是道的小伙子。

恩人与实践

电影史从这里开始有了更具体的记录——巴赞和特吕弗见面三个月后，“影痴圈”俱乐部就撑不住了。继父让特吕弗放弃俱乐部，去找一份稳定工作，就同意替他偿还欠下的场地费。但考虑到尚有三场预约放映没有完成，特吕弗没有接受。不久，他就因为“流浪罪”被关进了维勒瑞夫少管所。巴赞得知他在少管所关了一段时间，立刻伸出援手，不仅把他捞了出来，还在自己的俱乐部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特吕弗在巴赞的俱乐部打杂，做巴赞“特别秘书”的那段时间，另一个新浪潮的主要人物戈达尔，还是一个泡法国电影资料馆、出入电影俱乐部、不知未来在哪的青年。那时，拉丁区很多电影俱乐部里都很热闹，争论也是家常便饭，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热血沸腾的看法。

戈达尔与特吕弗第一次见面，应该就是在法国电影资料馆——只是见面，有交流要到后来的比亚兹电影节（“被诅咒的电影节”）了。

所谓“被诅咒”，就是地下、实验、不受欢迎的意思。因为好莱坞电影才是市场上的主流，要不就是复制好莱坞电影的法国电影当道，那些电影好像都不厌其烦地讲着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相似的故事。

反对模式化、陈旧观念的声浪越来越大，在“好莱坞派”对立面，是这批年轻人组成的“赶时髦派”。两派人都在1949年9月一起涌向法国小城比亚兹。那时候，戈达尔已经回到巴黎大学读人类学，可他知道，电影才是自己的追求，更不会错过任何与电影接近的时机。

而跟巴赞提前到比亚兹小城准备电影节内容的特吕弗，在导演、影评人阿斯特吕克的回忆文章中，只是“穿着短裤的秘书小跟班”（《一种爱的方式》）。

电影节上，巴赞起草的开幕词，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所有的错误源于，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电影……虽然明显没有商业票房价值的作品，对电影来说确实是致命的缺陷。但实际上，在这些作品中却有着真正杰作的荣誉。电影不是商品，就像和文学、绘画、音乐一样……

电影节很成功，不过也充满火药味。转年9月底在电影上，戈达尔和特吕弗在比亚兹再见面时，已经变得无话不谈。两人最早的合影拍摄于1950年9月比亚兹高中宿舍——电影节影迷的住所外。

和他们一同在电影节上聊天的.还有一个叫莉连娜·利特温的来自巴黎的女孩。两人同时爱上了这个短发、小圆脸姑娘。回到巴黎后，他们经常相约去她家做客，或者约她出来看电影。相比之下，特吕弗攻势更猛。不过，那个崇拜纪德的文艺女青年，似乎根本没准备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谈恋爱，她只是享受着被两个截然不同气质和性格的男孩喜欢的感觉——这不就是特吕弗的电影《朱尔与吉姆》（1962）的剧情吗？

特吕弗和戈达尔的关系，一如朱尔与吉姆：两个年轻人，在巴黎结识，热爱诗歌和艺术，一切分享都是为了让对方高兴。他们有太多相似，甚至爱上同一个女人。

我想，特吕弗之所以把《朱尔与吉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作者皮埃尔·罗什在电影开拍前一年去世了），就是因为现实中的莉连娜·利特温，或者也是为了某种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重要纪念。要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特吕弗风头正劲，他的每一部电影在当时都掀起不小的波澜，他绝对不会随意拍电影。

我们暂时回到1950年。那年，特吕弗正式离开父母自己生活了。巴赞不仅给了他一份稳定工作，还介绍他加入了电影精英团体：镜头49。这个团体由巴赞和雅克多诺万·瓦尔沃兹等人策划——这些人后来创办了《电影手册》杂志。诗人、电影人、剧作家让·谷克多牵头，成员都是文化届名人，包括阿斯楚克（“摄影机-钢笔”论倡导者）、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导演罗伯特·布列松、雷内·克莱芒、作家莫里亚克，及来自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协助者皮埃尔·卡斯特等。大家约定时间，每周在俱乐部发起讨论。

在特吕弗加入镜头49后，已经开始写影评，创办过一份《电影公报》的戈达尔，和十来个有影响的年轻人相继加入。年底，戈达尔的父亲为了逃避战争，把瑞士蒙特勒的诊所搬到了牙买加，戈达尔正不想上学，于是随父亲开始了一次短暂的南美之旅。据特吕弗回忆，“戈达尔郁郁寡言和孤僻的性格都是从这趟旅行开始形成的”。不知道在旅途中，戈达尔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后来他就和家庭决裂了，自己在1952年跑去苏黎世——他要远离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父母理解不了他为什么非要拍电影。“电影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的领域，甚至对我来说也是。”戈达尔说。在他成为知名导演时，已经是1963年了，他和父亲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