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

老莫是我的朋友，同一个小区，他住18栋，我住20栋，你说挨得多近，但我们很久没坐下来聊聊了。起初，十多年前，刚搬进这小区时我们经常一起厮混，起码每周聚一次，主要在他家。一方面他老婆陈媛对做菜这件事很有兴趣，喜欢研究，又乐于分享；另一方面，她需要老莫喝酒的时候在她可以监督的范围之内。她反对老莫喝酒但又没法完全控制他不喝，所以这是最佳办法：在眼皮底下，在自家客厅。那时我在他家喝了不少次酒，见证和侧面促进了陈媛的厨艺。但在家喝酒始终是不尽兴的。你想想，首先进屋要脱鞋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偷偷在外边喝。我们光着膀子，斜叼着烟，鼓着眼，说啥都像吵架。喝酒就是这样，要的是那个自在。我们的标准是不喝到摇摇晃晃等于没喝，越到后边就越不会下桌。因为酒桌就是一个宇宙啊。你都在宇宙里了，什么时间啊，家啊，老婆啊，工作啊，等等，就像微尘，只剩一个走失的“我”在宇宙间飘荡，有时舒服得连“我”都会忘掉。一个连自己都忘掉的人是很容易波动又危险的，所以陈媛最讨厌有人喊老莫出去喝酒了，包括我。每次在外边喝酒，她总不忘要老莫把手机转给我，千叮万嘱，哎呦，你咋又喊他出去喝酒，千万别又让他喝麻了呀！陈媛是黑龙江人，她说重庆话总带着一股东北味儿。当这种叮嘱变成习惯，就产生了压力，于是我也习惯及时踩一踩刹车：某个节点，当我发觉老莫喝得有点多的时候，坚决收手。他要是喝了酒又没尽兴就会很生气（事实上他只要一碰酒就毫无节制可言），变成一个无赖，死缠烂打，瞪眼发脾气。带他回家真的很不容易。要是我先醉，这事就不好说了。当然这种事很少发生。老莫对我意见最大的就是这点：为什么每次都是他醉而不是我？这好比两个人约好一块去死，他跳楼了你没跳，那么活下来的人无疑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个人不耿直，对朋友不真诚。但我怎么给自己辩白呢？说我答应你老婆要把你安全完整地还回去，要做到这点起码得有个清醒的人吧？所以跟老莫喝酒这件事渐渐就有些无趣了。说到底老莫太过分了。你说你醉一次两次那没问题，不能次次都奔着醉去啊，搞得每次都像最后一场酒。你大可以说他这样是怕老婆，但事实更像是一种对抗，至少在后果上如此。别的不扯，单说把一个喝醉的家伙带回家有多麻烦！另外，后来大家都有了小孩，约酒就变得更难了。

回头说说我是怎么来这小区的。如今，我们这片地区也开通了地铁站，一派繁盛。我那阵儿来看房的时候，这儿荒凉得近乎荒诞，中巴要焦躁痛苦爬一段长长的斜坡，大概有三公里，眼前才平整起来，小区就在这片短促的缓坡边，另一头连着一个碧绿的湖泊。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是正儿八经的市区，却连个正儿八经的餐馆都没有，只有民工盒饭摊，没有超市，没有诊所，没有按摩店、咖啡馆和电影院，所有需要消费的事物在这儿都不存在，甚至连正经公交都不从这儿过，只有黑车和吭哧吭哧的私营中巴，沿途叫嚷停留，车厢里永远弥漫烟臭、脚臭和一股说不清的焦臭味。最终，我仍选在这儿置业了。一是因为房价便宜，压力较小，不用踮着脚尖去够；另一个，小区环境好，幽静，适合我这样的文字工作者。但真正使我下决心的一个动因是老莫。那天售楼小姐领着我看房时，很神奇地遇到了熟人——陈媛。见到我她很高兴，说她就住这小区，才搬进来。她极力劝说，来吧来吧，这小区多好呀，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我说，好啊，我争取。实际上当天我就签了协议，甚至没想到会跟他挨这么近。售楼小姐抱歉地告诉我，现房就剩这套底楼二居室了，要是你不满意，可以看看业主寄售的二手房。我说就这套，给打点折就行。所以，跟老莫做邻居的愿望是我买它的主要原因，很简单：老莫是一个诗人。恰好我也是。你知道这种概率有多小吗？两个诗人（确切说是两个都很不赖也彼此欣赏的诗人）成为邻居，就像机场上驶来了一艘游艇。这也是陈媛见到我那么兴奋的原因，她为她的丈夫感到高兴，因为诗人总是很孤独的，而老莫比绝大部分诗人更孤独，他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太少了，但他喜欢我，她是知道的。

老莫是诗人。这座城市有三千多万人，知道他的不过十余人。也许稍稍夸张了点，最多不超过二十五人，顶天了。也许你觉得，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存在更似一种不存在，那你可错了。知道他的，恰恰也是这个神秘行业里颇具资历、出类拔萃的一些人，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说的是二十年前，现在又变了。当时出风头的那批诗人，仅一两位还“活”着，更多的是被遗忘，去世，销声匿迹，就像潮汐过后的静默和沙砾。要我说，如实地说，眼下这个时代连潮汐都没有，也不再静默，只有沙砾，在一座巨大的搅拌机里日夜不止，喧嚣，粉尘，噪声，什么都有唯独没有诗意。也没有诗，只是躺着一些句子，尸横遍野。我的意思是说，老莫是个传奇。他很早就该出名或者说他很早就具备出名的各项条件，但他没有。认识他的基本都是老一批的诗人，最年轻的可能是我，今年也四十七岁了。他仅比我大九岁，我们俨然是两代诗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时期他就开始发表组诗；九十年代中期，他在《诗歌报》和《诗神》上发过不少作品；在《科学诗刊》上过头条；获过各种诗歌大赛的奖项，在一九九六年第五届全国先锋诗大奖赛中拔得头筹。这很了不得，多难哪。要知道，当时刊物几乎是唯一渠道：投稿，发表，获奖。当然也有另一种，比如抱着“民间诗歌”的大腿，以团伙的形式会聚在一面“流派”的大旗下。那是另一种途径，但所有途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不依附于任何流派，单枪匹马，老老实实走在一条最艰难的荆棘路上，成绩斐然，这是他被其他诗人（无论庙堂的还是民间的）尊重的原因，也是他忽然弃笔的直接原因，进入二十一世纪，没人读诗了，写诗的人都忙着去搞钱，诗歌刊物几乎消亡殆尽。没圈子，没团伙，甚至不再有作案现场和动机，他忽然消失。那个叫做“乔达莫”的诗人消遁在时间的阴影里。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老莫”。那是2003年，我刚来重庆，在一家报社当记者，不管对这座城市还是所处行业，自己几乎是一个全新的人。何为简讯、综述和特写都分不大清楚，收入低，但开支却不会因此变少。于是在老辈子的指导下，接点私活儿，主要是撰稿业务，写商场广告、公司开业致庆、会议发言稿、论文，等等，报酬往往也就几包烟钱。那次有个不错的业务，不是我主动找的，不知经过多少中间人，总之七弯八绕地砸到我头上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有位曾老诗人（很平庸但年龄和资格的确都挺老的）承接了《渝州日报》的一项广告业务，一共十五个区县，每个区县一个整版文字广告。一般来说，报纸广告都是专刊记者或广告员编写，这次不一样，每篇稿件将特邀作家、诗人来撰写，这也是曾诗人能拿到这个业务的原因。在《渝州日报》经营史上还不曾有这样新颖的策划，把广告当文学作品来创作，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软文”。曾诗人负责该项目，很多诗人、作家他又瞧不上，四处打听网罗，有人举荐了我。他专门到网上查看了我的诗作，这并不难，那时我是一个诗歌论坛的版主，这个论坛知名度很高。经鉴定他觉得“还可以”。召集作者开会时他通知了我。

聚会是在两路口的其香居，一个在露天喝坝坝茶的地方，面朝一尊硕大的贺龙铜像，只要不下雨，那儿茶客总是乌泱泱的，像下饺子。那天下午，一共去了七个作者。原本当天就该把任务具体分到每个人头上，但曾诗人说不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私下再分配，多赚差价：比如每篇稿费报社付三千，可我只拿到一千二（而当时我觉得已相当之高了）。总之，那天正事儿不到十几分钟就说完了，有几人先走，剩下的反正没事儿，就地虚度。我留在那并非完全无事可做，而是脑壳有点包，一直等着曾诗人给我明确任务，也可能是指望他多给我一两篇来写，说来说去，就是生怕到嘴的枣子掉了。这帮人原本都熟，除了我。一开始他们说的都是我不了解的事，一些他们共同的朋友之类，比如：某某刚刚出了一本什么书，稀烂，居然卖得特好；某某好容易调到某某杂志社，去后发现工资都开不出来；还有某某诗集研讨会成了一个笑话，用的是盗版书号……诸如此类。后来他们终于注意到我了，有个人拈起指头问我是谁，写什么的。我向来反感“我是诗人”之类的说法，正想说我是《今日工人报》的记者，一旁有个来得晚话也绝少的人替我答道，他是写诗的。我转过头，此人身形厚实，个不高，短发，脸膛黢黑，戴副方方正正的眼镜，声音洪亮，是真洪亮，他开腔连茶汤都在打抖。另一人就问，老莫，你认识他？我于是知道他叫老莫。我说，不认识啊。老莫说，我认识你。他又跟他们说，我读过他很多东西。那个问我写什么的人继续问我，你在哪发过诗啊？我说，都是些民刊，还有网刊。他说，什么是网刊？我回答，就是网站自己制作的诗刊。不固定，有时一个月一期，有时半年或者一年出一期。那人“哦”了一声，我感觉他还是没能理解。这时老莫递给我一支烟，对他说，老董，你不懂。他点燃烟又说，但有一点你该晓得，虽然他还年轻，但是你还有你，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写到他那种程度。老莫指着我说，他的诗写得非常的好。这番话很是出其不意，虽然我不在意这帮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有人突然替我说了出来，还是很提劲，也有点尴尬，主要是他说话的那种语气让我有点担心。有一瞬我甚至担心会打起来，诗人血稠，激烈，喜欢争强好胜，就像公鸡一样，一言不合打起来也是常事。但很奇怪，他们都不作声了。接着在洞子火锅喝酒的时候，他们挨个给我敬酒，似乎我已是个有所成就的诗人了。我知道，这种转变是因为老莫。我给老莫敬酒，问他是不是到过那个诗歌论坛？他说，是啊，要不我怎么知道你的。我怎么也想不起论坛上有个叫老莫的，虽然有点失礼，但仍感到好奇，问，那你平常贴诗都是用什么名字呢？他说，我不写诗，最多发点散文。我们那个网站除了诗歌还有散文、小说和摄影版块。我说，你不写诗啊？这时曾诗人笑了，说，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年轻人，我考考你，听说过一个叫做“乔达莫”的诗人么？我顿然就理解了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他那么杵，这帮人却毫不芥蒂。他可是乔达莫呀！我当然知道他。他不是我摹习的那种诗人，不是我暗自崇拜的诗人，但确确实实，这是个响亮的名字，早前在很多刊物一再出现。我也读过，只是怎么也想不起一首，这是一个遗憾。于是我又给他敬了一杯，满满一杯。当晚老莫喝多了，是我把他搀回去的。他住江北国际村背后老街一栋旧单元楼里，三楼，一居室，屋里全堆着书，堆得像山一样，一张黄色折叠小餐桌放在凹陷地带。有点意外但符合预期，在我心里诗人就该住在乱糟糟脏兮兮的破房子里。就是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陈媛，她对我送他回来表示非常感谢，有点语无伦次，一时非要请我进去喝杯茶，又很抱歉地说屋子里太乱简直没法下脚。我其实喝得也有点晕，客套两句便告辞了，走到楼下她又追下来，塞给我两个黄梨。

之后我们又见过两次：这批稿件结束后，曾诗人做东请我们这帮作者吃了顿饭；还有一次是几个诗人和老莫在上清寺酒聚，他记得我的报社就在附近工会大厦，兀自闯进编辑部将我叫了出来。每次他都向在场者极隆重地推介我。他是发自内心的。在成为邻居前我们还见过一回，一个女同事休产假，我临时接替她的工作，撰写一个“情感隐私”专栏，毫无素材，没有来源，只能从熟人入手，我想到了老莫。那时我多少从旁人口中获悉了点花边消息，他拒绝上班，穷困潦倒，是陈媛拯救了他。他们是在论坛上结识的，她将他那些流落的文字整理出来，精心设计，打印装订成册，只有两册，一册寄给他，另一册自己保留。我觉得这个细节就很有意思，里边肯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足够感人的。我联系老莫，说了我的意图。他说，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背着包去了。在他租房附近的一间苍蝇馆子，坐下来他便告诉我，这个稿子你就别写了，不值得写，我请你吃饭当赔罪。我虽然失望，也能理解。后来陈媛也来了，对我说，这太罕见了，咱家老莫也请客了，请朋友吃饭这好像还是头一回呢。我说，太荣幸了。老莫笑道，听她瞎说，主要是穷，有钱，鬼大爷还不晓得请客吃饭哪？那次我才知道，老莫辞职多年，之前在涪陵一个兵工厂待了十年，该厂建在一个长约十七公里的防空洞里，藏在莽莽群山之间。这大约也解释了为何他富有诗名但在江湖上毫无位置，说白了他一直与世隔绝。他在城市漂着，关在租房里疯狂写作，直到积蓄耗尽，最困厄时一把挂面撑了三天。转折点是陈媛的到来，她就像天使从遥远的北方扑面而来。爱情带来生机，他暂停写作，转而努力做活儿，很多都是之前他不愿干的，比如我们一起去接的那种软文。我们刚成邻居那阵，他跟一个民营出版公司合作做书，五花八门，诸如《玩转中国最美古镇》《陆军军装史》《豪华邮轮指南》等，当然是汇编，那些古镇他一个都没去过，别说什么邮轮了。用化名，一次性给稿费，按字数计，千字一百。后来出版公司垮了，朋友推荐他到一个文化公司，该公司承接了两家报纸的政务广告，他只有一个要求，不采访，只做来料加工，就是你给什么资料他做什么文章，把那些文件啊、讲话稿啊、工作汇报之类的东西转化成各种款式的文字稿。枯燥，毫无意义。我曾劝他，既然你这差事都能干，为什么不干脆到报社做个编辑，以你的能力，混几年说不定就成副总编什么的。他说，要想去报社的话老早就去了。一想到采访我就脑壳疼，跟一个陌生人你能聊什么呢？老莫说，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写这种稿子我挺自在。我理解为，他对人际关系很排斥，有恐惧，兴许是长期待在山洞里的原因。但写政务广告收入还是不错（不然也不可能买房和交月供了）。他告诉我，平均每天有一百五到二百的收入。比我高得多，我仍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他说，管它呢，到那山再唱那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