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社会学”

2022年总第56卷的《社会学》杂志上，刊载了阿玛尔·贾马尔和诺阿·阿维艾的文章，题为《冲突地带的创意工作与希望：来自以色列的理论洞察》。

在目前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中，人们一致认为，在融入音视频生产的过程中，少数族群创意工作者将会面对更大的挑战。而贾马尔和阿维艾的这篇文章，即试图从“希望的社会学”的角度，对处于巴以冲突地带的巴勒斯坦影视产业工作者进行考察。

从理论上说，一方面，创意工作者在其日常工作中经常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少数族群在这方面的境遇又更加恶劣。比如，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演员发现，他们要经常出演的角色，反映的正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刻板印象”：恐怖分子或者坏人，如此，他们作为创意工作者，就不仅要遭遇经济上的剥削，还要遭遇对自身民族认同、文化和语言的贬损。另一方面，借助“希望的社会学”，我们对于这种境遇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入——具体而言，“希望的社会学”分为三个面向：第一是希望是关系性的，即它是社会地分配的，且以深度的不平等为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稀缺品，不同群体所得的份额不同，且在文化产业内部，少数族群工作者的“希望”是要受到结构性限制的；第二是“希望”的时间性，即它既是能够帮助创意工作者抵御挑战的、以当下为中心的精神资源，又是未来导向的、对以后生活的欲求；第三是“希望”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即希望所指向的未来不必有明确的轮廓和内容，要点在于必须要有当下的行动和当下行动的能力。

对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来说，“希望”确实更为实际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在那里，“希望”不仅仅是美好的说辞，它更是人们对生活的日常理解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