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不许哭

“今晚不许哭。”我拉着阿罗大叔并肩坐在休息区的阳台，俯瞰张灯结彩的欢乐城。深夜时分，旅游区里还游人如织，大家准备迎接春节倒数。“我像橄榄球员那样躲过宿管、老师、校医才跑到这儿，你可别给整眼泪哗哗的煞风景。”

“当年我被人刮花时，眼里也没有渗过机油嘛。”阿罗大叔憨厚的电子眼发着橙色的微光。它的名字是我给取的，圆头圆脑的它出厂编号不见了。它告诉我，有一晚它在小食档前当导游，喇叭里单调地播放着“两块一串，全场任选”。有个八九岁的男孩，非要妈妈给他买烤肉串，发起脾气来躺地、蹬腿、哭闹，最后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在银灰色的导游机器人身上乱划一气。直到凌晨换岗时，阿罗才发现自己铭牌像被粗砂纸磨过一样。这是一台出货已经二十多年的老机器，厂家也不打算修补。

阿罗歪着橄榄型的脑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不用问了，楼下那个女机器人不喜欢你，它跟我说过了，嫌你老。忘了它火辣的身材吧。”我拍了拍它肩膀，却被漏电打了一下。我对着夜风挥挥手指，“你要能对着它这样放电，说不定能扳回一局。”

阿罗转了一下有点起锈的外壳，“正经点儿，小杰。我想问你今晚为啥找我。”

如果有块镜子，我大概会看到自己脸上的笑容在逐渐消失，“我想你陪我一起听我老爸说了啥。”

“有意思。”

“他给我留了两样东西。”我指了指腰间那个监测着我生命指标的微型维生仪，这四年来我一直带着它，给对糗事异常灵敏的同龄人增添了许多乐子。“除了这个家伙，就只有一段录音了。他跟我说，当倒计时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录音就会自动播放。”

阿罗看看钟楼上的大钟，又看看我维生仪的屏幕。它脑袋转动时，齿轮发出咔咔声，似乎机油不够。“最后61分钟。维生仪倒数完，紧接着就是春节倒数了。”

我还记得，父亲那时连摸摸我脑袋都像要举起一个轮胎那么艰难。我以前不喜欢靠近他，但看着那只干枯的手在眼前晃动我很尴尬，只好不情愿地弯下腰，把头伸过去。扑面而来的，是浓得叫人窒息的药水味，夹杂着积痰翻滚的声音。

“四年后，你该懂事了。”父亲虚弱地说。

后来我渐渐淡忘这事，直到上两个月才记起来。我动过念头，用在欢乐城当兼职小演员挣到的钱，请人把父亲的音频文件解密，现在的解密技术比四年前厉害多了，但转念一想，反正都过那么久了，不妨再等一等。

清新的江风沿着夜空下的街道，吹到这座比上海迪士尼还大的旅游城，却没把街上游人的喜气送来。

这几年，父亲的形象越发模糊了，但低沉的嗓音从维生仪的喇叭中响起时，他的动作和眼神一下子从我的记忆深海中浮现。

“小杰……”父亲长长地顿了一下，不知是在犹豫抑或难为情。“这会儿，你十四岁了吧。可惜你现在的样子，我瞧不见了，但愿你能体会到我的初衷，还有歉意……”父亲的话不太通顺，还越说越小声。

“……我和你妈妈分开之后，一直没有尽到责任。你的成长中少了父母的陪伴，真的不好。最近这些日子，你有烦恼，我很痛心。但我相信，你还小，以后一定能改过来，就像翻江倒海的哪吒，最后……”

路灯温柔的淡黄光似乎渐渐变得灼人，将我的脸颊映得热辣辣的。“有烦恼”，轻飘飘的三个字，让我无地自容。

那时我并不觉得没有母亲陪伴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连她到底有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都不确定。在家里的元宇宙游戏机房看到同伴被家长扯着耳朵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沾沾自喜，“老子就没人敢管。”

其实，真相只是“老子没人管”而已。我是父亲带大的，但他整日泡在工作中，不时还要值夜班，十个周末里至少有九个要跑去医学院的实验楼，剩下的也要留来应付上级的开会。七岁以前，我经常哭闹缠着他，但久而久之，我发现这种本不过分的要求很少得到满足，于是开始在别的地方找乐子。

我开始注重外貌的年纪，比别的孩子早了许多。我一次次地索要新衣服，新款的、酷的，更新款的、更酷的。紧接着，索取扩大到玩具、网游、新朋友，每一样事物带来的愉悦感，都比沉闷的父亲强太多。父亲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给这些生活趣味提供支撑：付钱、充值。

一旦他胆敢停掉网游续费，我有一千个法子让他屈服：叫他尝浸泡过凉鞋的牛肉汤、在玩具店里哭天抢地地打他耳光、把一大叠他视如珍宝的实验报告放在煤气炉上点燃——“你说你没钱是吧，没钱是吧”。万一真到走投无路时，我还有大绝招：当着亲戚朋友的面，把我脑袋碰在墙上。咚咚的撞墙声给狠话伴奏，“是你把我妈赶跑的，我要我妈，不要你！”

很快他就明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音频中的父亲继续说：“你的任性让其他孩子甚至亲人都不容易接近你，这又加深了你性子的古怪。很多人都说，孩子变成这样，是你妈的错，是她跟那个上海佬跑了，才让你变得乖僻。不过，我不怪她，因为我在这个家也是缺位的……我不想推卸责任，说这是工作忙的关系。不，我不需要苍白的借口来掩盖事实。你的问题，是我的责任。连我花钱请来的心理咨询师也是这么想的。他看着十岁的你在诊所里折断了盆景中的两根花枝，敲拍桌子，踢着玻璃金鱼缸。他跟我说：‘先生，你孩子的事儿，重视得晚了，人的性格在六岁以前可塑性才最大。’我拉着你就走，扔下一句‘我可从没听说过病人得在生病前才能找医生’。赌气归赌气，但我终于明白，如果不做点儿什么，你就彻底毁了。没人能，也没人愿意给我们父子俩帮上忙，只有靠咱自己。”父亲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阿罗蹦出一句，“哇，看来你小时候是个超级熊孩子。”

我白了它一眼。喇叭再次响起父亲的声音：“所以我决心弥补自己的过错。接下来的事，可能让你很惊讶。希望你这时不会又闹顽皮坐在屋顶，不然我还真怕你摔下去。”

阿罗大叔赶紧拉住我。

我又白了它一眼，但我没放开它的手。

好像真的怕会摔下楼去。

我喜欢爬上屋顶玩。这是我九岁时才发现的兴趣。我跟着一只追逐老鼠的花猫爬上二楼屋顶。我对猫没有兴趣，对老鼠也是，但我听说猫逮到耗子后会把猎物玩弄一番，享受够猎物的哀鸣后才把它咬死。这种场面可遇不可求。

但我的身手比猫差远了，当我费劲地从阁楼爬上屋顶后，猫不见了。眼前只有幽静的院子、拉成斜线的街道。我发现了一个观看这座城市的新角度。我还记得越过树梢的清风拂到脸上的感觉。

然而父亲的惊叫破坏了这一切，他唠叨着要我赶紧爬回阁楼，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哪只脚踩在哪里，千万小心别摔下来。从他的语气中，我突然觉得自己也许可以提个条件：一个新的虚拟头盔。他一口答应了，以至于爬回阁楼时，我还后悔自己的要价提得太低。不过没关系，还有下一次，这回我把两条腿搁在屋顶边缘晃来晃去，要求一台第六代的体感游戏机。对于一位知名医生，这个条件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此，我越来越频繁地在屋顶上看风景，直到人们将此当作小区的一道风景。

父亲终于决心结束这种状况。

在最后一次对峙中，在邻居们的指指点点之下，父亲一反常态地强硬起来。他告诉我，这周要去上海参加神经外科年会，实在没时间带我去欢乐城。

我大声吼下去：“那就把我送去我妈那儿，让她的上海老公带我去。”

“上海没有欢乐城，”第一次，我看见父亲眼里像燃烧着一团黑色的火，我几乎认不出他的嗓音，“即使有，你也不能这样子提要求。”

住对面的一个大妈趿着人字拖鞋，凑到父亲身边，指斥我的任性。

其实，去不去欢乐城，能不能拿着旅游纪念品跟同伴炫耀，此时已无关紧要，焦点已经落在能不能维持父亲向我俯首称臣的局面。而那多管闲事的大妈掺和后，我感到莫大的耻辱，我的真实诉求简化为如何保留颜面——尽管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一点。

我只觉得脑门一热，脚尖已经往后蹬。说实话，当我处于失重的恐慌中时，我后悔了，可是我已经身在半空。那两层楼的高度便似比开往上海的高铁还长，我迟迟未坠到地面。

我也许想哭，也许想喊“爸爸”。

“我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父亲的声音从我腰间的维生仪响起，仿佛他就在我身边。“真是黑色幽默，我花了一辈子去研究电子神经学，能让从小饱受脊髓灰质炎折磨的患者正常行走，让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找到回家的路，却对付不了自己体内那一小撮变异癌细胞，眼睁睁看着头发一绺绺掉光，体重跌得比股价还快。我没怪过你妈妈离开我。当年我没听她劝，硬是跑去做放射性实验，果然被她不幸言中……也许她不能忍受一个没有把她放在第一位的男人。”

以前我想起母亲的次数屈指可数，顶多在老师布置写《我和妈妈》之类的作文时有点儿尴尬。反而接下来这四年里，我偶然会想，假如她跟父亲没分开，会跟蹲在屋顶时的我说什么；又假如，她现在看到我腰上系着个狗皮膏药般的维生仪续命，会不会抱着我的脑袋请求原谅。

父亲咳了几下，像有气无力地吐了口痰。“另一个黑色幽默是，我发明的新一代电子延髓，竟然最先用在自己儿子身上。”

“你是第一个应用者？”阿罗电子荧光眼闪烁着暗青色，每当它感到惊讶时就会这样。对它来说，父亲的话跳跃太大。它居然伸手按下了暂停播放键。

我点点头，“以前我也跟你说过，维生仪是配套电子延髓使用的。”

维生仪很轻，屏幕上的白光也很弱，习惯了之后我已经感觉不到。起先，在特制的皮带上挂着它，我兴致很高，自觉像机器战警那么威风。可是再好玩的玩具也会腻，而且腻得很快。还没出院，我已经摔碗摔碟要扯掉它。父亲拿着人体模型，告诉我体内的电子延髓在哪里，这套新移植的东西用来帮助我摔伤的部分身体工作——直到去年上生物课时，我才知道存在于脊髓和脑桥之间的这些“部分”在人体中有多么重要。

我不是那种会听解释的孩子，至少那时不是。我故技重施，变着花样威胁要把那套劳什子塞到垃圾桶里。

父亲没有理我，他清楚，我的威胁没有行动做后盾。一旦使劲扯维生仪的线管，我便立刻手脚无力，站都站不稳，胸口闷得像要呕吐。维生仪关联着体内的电子延髓，扔掉维生仪，等于把命都扔掉了。我不得不接受这鬼东西像嚼烂的口香糖一样黏着自己。

我第一次尝到了威胁失效的滋味，这才懂得宇宙中有你不得不妥协的事物。

但，这仅仅是开端。

学校里其他孩子开始尾随我，在给我起绰号的竞赛中比拼想象力：天线宝宝、铠甲勇士……我无法用拳头反抗，甚至连扯着嗓子吼回去都会让我大口大口地喘气。走在马路上，我的回头率比穿着短裙的高中女生和法拉利跑车还高。我的听力忽地提高了许多，好像隔着马路都能听到人们的窃窃议论。

去你的。我跟父亲说，把原来的神经器官还给我。

“早丢在医疗垃圾箱里了。”父亲淡淡地说，“跟一堆肿瘤、断骨、肝脏组织一块儿。”

我绝望地再次爬上屋顶，我不管，我就是要摘掉维生仪。

这回，我选择的时间在夜晚，也许我对被人指手画脚感到难为情了。

但是，看着夜晚宁静的街道，我紧紧扳着阁楼窗沿的双手始终不敢松开。

“小杰，你是时候学会面对生活了。”父亲抱着双臂，站在窗旁。

那时候，我不大知道“生活”的意思，但我猜那一定是很艰难的东西。“那你不帮我吗？”

“我可以，但不能到永远。”

“那就到你死那天。”

“这一天可能在两个月内就会到来。”父亲叹了口气。

我头一歪，“我不管。”

“你也不需要着急，维生仪顶多只能麻烦你四年。”

这听上去像一辈子那么漫长，但我还是蛮高兴的，“到十四岁那年我就能解脱啦？”

“具体来说，是维生仪倒数到零的时候。”

我之前就看到小屏幕上的时钟跳动，但不知道那表示什么。“它会自动脱落吗？”

“你身体里的电子延髓内置了电池，到零的时候电就耗光了。”

“会咋样？”我隐隐感到不妙。

父亲深吸一口气，仿佛下了很大决心才说出以下的话，“电子延髓关闭，你全身的神经系统就会不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