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方长

对于会读历史的人来说，可以发现有一条令人赞赏的逻辑法则在发展着，在这一逻辑法则中，整个人类像一个整体一样活动着，像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那样思索着，并步伐整齐地实现其行为。

——巴尔扎克

1980年11月16日清晨，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①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公寓里掐死了自己的妻子，随后被法院判定为“严重的抑郁症发作”而不予起诉，安置于圣安娜精神病医院。同年早些时候，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②被洗衣店的卡车撞倒，虽然只受了点儿轻微的颅外伤，却很快撒手人寰。1981年9月9日，阿尔都塞的老朋友、能言善辩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③在饱受失语症折磨后去世。最后，1984年6月25日，以光头形象闻名于世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④在巴黎硝石库医院病逝，夺去他生命的是一种两年前才被正式命名的新型瘟疫——艾滋病。

以上悲剧皆为独立事件，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都发生在巴黎；悲剧的主人公都被称作结构主义者，几人虽然学术领域各有不同，但都是结构主义毫无疑问的旗手和超级巨星。自然地，在他们或疯或死之后，作为一种时髦的思维方式，二战后在西方世界煊赫一时的结构主义衰落了，德里达⑤的叛逃加速了这一过程，此人将结构主义的逻辑推向极限直至它自身的反面：解构。至此，除了早已远离结构主义运动的列维-斯特劳斯⑥，那些认为所有人类行为和心智运作背后都有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条理的分析来发现这个结构的大师们，都（不情不愿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忘记，曾经有一群天才真诚地相信存在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大统一理论，并且企图找到它——也许还有人没有忘记，但他如今在精神病院里，虽然逃过了审判，却因为杀妻而名誉扫地，又因“不予起诉”而失去了辩白的机会。

1985年春的某天，在塞纳河畔的苏瓦西诊所，处于半监禁状态的路易·阿尔都塞迎来了一位探访者。

“您——”壁纸泛黄的会客室里，路易·阿尔都塞佝偻着背坐在椅子上，目光涣散，和所有正在渐渐失去自我的老人一样，“您是来听我忏悔的吗？”

对面的探访者沉重地摇头：“阿尔都塞先生，您不认得我了？”

阿尔都塞凝聚目光，颤颤巍巍地打量探访者。半晌后，他放弃了。

“抱歉，那件事之后，我的脑袋有点儿不大灵光……”

“热妮。”探访者说，“我是热妮·勒克莱尔，您想起来了吗？”

阿尔都塞半张着嘴，陷入短暂失神，忽然。他起身嚷道：“热妮，热妮·勒克莱尔！你是亚历山大的学生！”

探访者微笑着点头。她是位三十来岁的女子，穿长风衣，微胖，棕色头发，灰色眼睛，笑起来挺好看。听完阿尔都塞的下一句话，她好看的笑容消失了。

“你为什么还安然无恙呢？亚历山大呢，他还活着吗？”

“阿尔都塞先生，您太不礼貌了。”热妮愠怒地说，“我和亚历山大并没有看你们看到的东西——是的，如您所见，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

阿尔都塞一愣，接着颓然坐下，嘴角哆嗦着说道：“这么说，你们做出了模型，却没有看模型给出的解。”

“不瞒您说，除了数学那部分，我当时并不太理解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好奇心。”热妮说道，“亚历山大当然很想看，不过他用一个词克制了自己的冲动。”

“一个词？”

热妮点头，“自我指涉。”

“自我……指涉？”

“你们这么看重逻辑的形式化，我还以为您会很熟悉这个词。”热妮看上去有点儿失望，“这么说吧，自我指涉会导致悖论，悖论会导致危险，亚历山大预见了危险，所以收手了。”

“很明智，不愧是顶尖的数学家。”阿尔都塞苦涩地说。这时，他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神采，那是种痛苦而锐利的神采。智者的神采。

热妮探身向前，“但你们一定做对了什么，不是吗？否则一定都还好好的。”

阿尔都塞撇嘴，“热妮，你太不礼貌了。你来这里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我们发现了那个终极的秘密，所以才遭此厄运？”

“当然不是。”热妮顿了顿，“我想知道。”

“知道什么？”

“你们做对的那一部分。”

“你不怕……自我指涉？”

“建模的思想应该不涉及悖论。”

阿尔都塞叹了口气，“好吧。在开始之前，热妮，我要先向你坦白一件事，我在写自传，但有些东西显然是不能出现在自传里的。路易·阿尔都塞已经落到如今这步田地，我不希望真理和他一起身败名裂。”

“您的担心很有道理。”

“而你，数学家热妮·勒克莱尔，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老人的眼里闪烁着明亮的光，“那么，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哦，米歇尔，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1975年夏天，米歇尔·福柯从美国访问归来，我们几个相约小聚了一下——不，不是在圣日耳曼区的咖啡馆，那是萨特、波伏娃和加缪那帮存在主义者的领地。我们没那么浪漫，结构主义者骨子里是反浪漫的。我们一般在高师①或者索邦②的公寓里聚会。那时米歇尔已经公开宣称与结构主义划清界线，但那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小傲娇而已，为的是强调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可米歇尔曾是我的学生，我很清楚卡瓦耶斯③和巴什拉④在他的大脑里烙下了怎样的印记——米歇尔至死都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不管他承不承认。我们——我、米歇尔、罗兰·巴特和雅克·拉康，尽管表面上各走各路，其实还在定期秘密聚会，一边啜饮香槟和波尔多红酒，一边交换稀奇古怪的见闻和想法，以此刺激日渐僵化的大脑。那天米歇尔带来一本科幻小说——阿西莫夫的《基地》。他说这书在美国脍炙人口，在法国却少人问津——法兰西有儒勒·凡尔纳，而且在1968年以后，我们对美国那套资本主义话语还是有些抵触的⑤。说实话，我有点儿惊讶，米歇尔之前一直都瞧不上科幻小说，认为其中的人性洞察和社会想象过于幼稚粗糙，是科学爱好者和工程师们自娱的玩具。“我现在也这么认为。”米歇尔解释道，“不过我请各位注意这部小说的核心设定，心理史学。”

哈里谢顿在上！只消随便扫上几眼这本书你就会明白，所谓的心理史学和心理学压根儿就不沾边儿，更谈不上史学，它充其量是门统计力学，只不过把基本粒子换成了人。瞧瞧那个俄裔美国人①是怎么写的：心理史学是数学的一支，它专门处理人类群体对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刺激所产生的反应……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总数必须大到足以用统计方法来处理——顺便说一句，小说里的银河帝国有近千兆人口——此外还有一个必要的假设，就是群体中无人知晓本身已是心理史学的分析样本，如此才能确保一切反应皆为真正随机。你看，在否定人的主体性②这条路上，阿西莫夫比结构主义者走得更远，但他推演历史的方式只可能出现在科幻小说里：即使不考虑帝国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可能容纳的人口上限，完全忽略了人类心理基础的做法也是相当可疑的。总之，我们一致认为，心理史学和美国人创造的诸多事物一样，散发着一股子傲慢自大的气味。哦，您一定会说，几位学术巨鳄如此苛责一部科幻小说实在有失风度——的确如此，我们没法保持风度，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我们隐秘的野心，用一种错误乃至于冒犯的方式。

应该这样说，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野心，一种赋予人文学科以严密科学性的野心。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是关系而非内容，它构成了人类所有行为和所有心智运作的基础。索绪尔③在他的语言学研究中首先使用了“结构”这一概念，而真正开启结构主义浪潮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如果要我来总结的话，我会说列维-斯特劳斯想要创造人文学科里的朗兰兹纲领④：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型去构造一个庞大的、结构化的能指⑤符码系统，将人类事务，从无意识、语言，到社会、意识形态乃至历史都纳入这一系统之中。至于具体怎么做，列维-斯特劳斯从布尔巴基小组⑥的工作中得到了启发，那就是以形式逻辑为框架，以数学为语言，运用演绎法，建立统一的符码化科学。从我们之后的实践来看，列维-斯特劳斯可谓高瞻远瞩，但在1950年，这一设想虽然为人文学科的大融通绘制了一幅壮丽蓝图，但暂时还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主要是因为人文学科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模糊和庞杂，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的数学都不够好。当然，后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你和亚历山大在其中功不可没。

不妨将列维-斯特劳斯设想的科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这自有其道理：虽然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现代物理学完全不同，但二者的研究逻辑是一致的，那便是运用数理方法来寻找事物表象之下的永恒结构。假设社会物理学最终建立起来，我们当然要借助它来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丰富文化艺术，规范伦理道德，完善社会组织，直至抵达先贤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国。然而正如物理学的目标是揭示宇宙的秘密，被彻底改变的世界只是这一目标的副产品，理想国（如果我们真能抵达的话）也是一种副产品，社会物理学家对社会物理学的期待，是它能带来对人类创造出的最宏大结构的终极体认。

我们要用它来洞悉历史。

所以你现在应该已经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对一部科幻小说如此苛责了，因为它想当然地矮化了我们的事业：对历史的洞悉本应是一门精密人文科学的至高追求，而非统计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通过暴力计算就能达成的目标。我欣赏阿西莫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但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一处是对的。结构主义同样否定人的主体性，这是对虚伪的人道主义话语的反抗，也是人文学科严密化的需要，做法不是将人视为基本粒子，而是深入人类自由意志的表象之下，描摹无意识的结构，并以此结构作为社会物理学的出发点。列维-斯特劳斯是发现这片科学新大陆的哥伦布，他对语言、神话、民族、宗教、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全部研究都在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人类的无意识是高度结构化且恒定的，唯其如此，历史运动才有迹可循——历史之所以能被预测，是因为人类心智底层架构的稳定性，而非基于巨量个体的大数定律。

我们嫉妒阿西莫夫，他是小说家，自然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我们中的哪一个人若是宣称历史可以把握，那就必须要赌上他一生的学术声誉。我们没有这样的胆量，同时也憎恨自己没有这样的胆量。所以十几年来我们都小心翼翼避开这个话题，尽管十分清楚各自搭建的学术大厦已经相当坚固，我们余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便是化零为整，将分散的大厦整合成一座真正的奇观。

可是，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我们思维缓慢，患得患失。我们还需要再想一想。

“你们怎么说？”一个月后再次聚会时，我开门见山地问，“是重拾法兰西自卢梭、孔德①和涂尔干②以降的荣光，还是由着美国人继续胡说八道？”

“阿尔都塞先生，请您不要再犯傻了。”拉康说，“社会物理学是个狂想，我们不能把余生都押在它上面。”

我说：“你真这么想？”

拉康说：“我怎么想不重要，我的无意识拒绝它。”

巴特插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列维-斯特劳斯为什么会放弃？”

我说：“因为这很难。但肯尼迪怎么说来着？我们决定登月，不是因为它轻而易举，而恰恰是因为它很难。”

巴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上帝保佑美利坚。”

我说：“真正的上帝栖居于历史中，现在我们要造一座巴别塔去接近他。”

米歇尔说：“通过一门统一的人文科学语言。”

我点头，“是的。”

拉康说：“别忘了巴比伦人的下场。”

拉康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但是我了解他，越是毒舌，就越说明他在意。果然，片刻沉默后他又说：“将全部人文学科编码并置于同一逻辑框架下，你们想过这是多大的工程吗？”

我说：“确实是很大的工程，但我们没必要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我们只需要搭建一个符码脚手架，然后站在脚手架上触碰历史。”

巴特说：“阿尔都塞先生，您太抽象了。”

米歇尔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先创造语言，这门语言只需要基本的语汇和语法，能有效地描述历史就行。”

我点头，“没错。”

拉康微笑：“抓主要矛盾。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