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方长》创作访谈

SFW：晴姨好！又看到你的作品上刊，感到非常高兴！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一起跟读者们分享一下这部作品吧！

杨晚晴：首先……终于又上刊了，请容我表达一下激动之情。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一年没见，我想死你们了！

SFW：这次的作品跟以往的题材看起来不太一样。在作品末尾注释上说，除了热妮之外，其他出场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是怎样的契机使你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以真实的结构主义流派哲学家们为人物的作品呢？

杨晚晴：其实在一年多以前，《来日方长》这篇小说就已经在酝酿中了，写作灵感来得十分突然：2022年年底我在阅读《社会理论二十讲》时注意到，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一章中，作者用区区两百个字就讲完了结构主义的衰落。和大多数思潮的衰落不一样，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思想演进过程，而是由结构主义关键人物接连的意外和死亡导致的。这里就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了，虽然有点儿不厚道，但我有种直觉，结构主义的悲剧会带给我们一个好故事，只要能把悲剧的前因后果自圆其说地解释清楚，故事就稳了……

SFW：稳了，但不够吧？

杨晚晴：当然！光有直觉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故事的基本要素以外，科幻小说还要有逻辑自洽的科幻点子，而这个点子又要围绕着结构主义展开。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系统地阅读了结构主义的文献，包括综述、主要人物的主要作品和传记等等，总的阅读量在三百万字左右，结果就是我感觉自己可以写一本有关结构主义的学术专著了……咳咳，开玩笑的。

SFW：所以作者为了创作作品都是这么卷的吗？

杨晚晴：嗐！读完这些文献之后，我发现确实可以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科幻构思，然而在真正落笔之前，我还缺少两样东西：小说的叙事腔调和故事中必不可少的数学家。幸运的是，我在阅读《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这本小说集时同时找到了这两者：一种真实与虚构暧昧不清的叙事腔调和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在故事发生时恰好在法国，更巧的是，他大概也是个结构主义者。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么来的：它在历史的巧合中发芽，通过一些研究和幸运的阅读，其中也包括和编辑部陈曜老师（我震惊地发现她竟然也懂结构主义）的深入探讨，最后长成了一株小而美的树。

SFW：编辑需要成为杂学家，这倒也不用震惊（来自本人的轻描淡写）。作品当中揭示了一个令人惊恐的真相，结构主义哲学家们曾经企图通过逻辑来结构化人类历史，这也是真实的吗？

杨晚晴：据我所知，在真实历史中，结构主义思潮将历史结构化的野心是不曾宣之于口的，与之最为接近的努力来自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也曾表达过“人类的心灵史是自然史”这样的观点。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早在18世纪，经验主义者们就在设想“运用自然科学发现的新方法……在社会领域中引进秩序：发现一致性，提出假设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以此为基础建立法则，进而可以发现特殊经验领域的法则是和更广范围的法则相联系的……如此外推，直到建立一个巨大的和谐的系统，它由不可辩驳的逻辑关系联结，并且可以用精确的——也就是数学的——术语系统地阐述”（以赛亚·柏林语）。按照人类建立世界模型的规律，这一系统最初的形式应该是静态的，然而人类终究要考察它的动态演变，即考察历史本身。

SFW：咱们说得通俗易懂一些呗？

杨晚晴：也就是说虽然结构主义不曾宣之于口，但对于具有宏大视野的思想家来说，洞悉历史几乎一定是他/她或隐秘或公开的愿望，就像物理学家或多或少会对宇宙系统的命运感兴趣。

SFW：那么从历史事实中，你是如何推导出人类的历史，甚至现在和未来都可以通过计算呈现这样的结论的呢？

杨晚晴：这个想法，最经典的案例当然非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和大刘的《镜子》莫属，前者创造了原子化的人的统计力学，后者则采用了排除量子行为不确定性的决定论，二者为我们带来唯有科幻小说才能抵达的壮丽思想之境。《来日方长》这篇小说也带着决定论色彩，只是它的决定论没有深入物理的微观层面，而是从人文的角度，即人类心灵的衍生社会结构中寻找固定的模式。

SFW：也就是说，在科幻小说中已经有一种想法认为，历史有可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杨晚晴：是的，《来日方长》也给出了一种可能性，它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那就是在看似丰富繁杂的人类事务之下，其实隐藏着相当稳定且统一的心灵结构。当然，科幻是可能性的艺术，小说中对历史的计算也只是一种逻辑自洽的想象而已，请大家不必太过当真。

SFW：在文章末尾提到，人类终究没有获取真相是因为人类的无意识锁死了人类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这看起来十分的悲观。在你看来，人类真的会一直如此设置自我的囹圄，直到文明消散吗？

杨晚晴：“死锁”这一设置其实只是小说情节的需要，因为它必须解释结构主义者们的离奇悲剧，而宇宙超意识追杀这种设定过于常见，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运用小说设定中的无意识资源……

SFW：那就不用担心了？

杨晚晴：这么说吧，如果历史是业已完成的结构，或者如小说中所说，是“共时结构”，那么自我指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直接抹掉观察者的方法终究不够优雅。我想历史自有其免于逻辑悖论的修正机制，而与此有关的种种猜测恰好给科幻作者留下了巨大的阐释和创作空间。

但是，如果历史如我们所经验到的，是“生成”或者说“历时”的结构，现在是去往未来的单行道（至少在宏观尺度上如此），那么悖论就不会存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预测未来并以此作为行动指南，而不必担心被历史囚禁。从常识的角度来看，后面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科幻是可能性的艺术，再小的可能性也值得去书写，没准在平行宇宙里它就是真理呢。

SFW：希望我们所处的是那个更加无忧无虑的平行宇宙……《来日方长》是一部鲜少的作品，它涉及了科幻中难见的对于哲学的科幻创想。在你看来，以哲学作为科幻作品创意基础在实际创作当中有哪些便宜之处呢？

杨晚晴：我有一个很主观的想法：哲学和科幻是天然兼容的，伟大的科幻作品总是在表达深刻的哲思，而哲学就是哲思的技术化或者形式化载体。

因此，哲学作为科幻作品创意基础的第一个便宜之处在于，它能为小说提供一种封闭且自洽的技术语言，当你使用自成一体的哲学家的观点时，这种语言优势尤其明显，比如马克思、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即设定。

SFW：虽说这篇作品在编辑部传阅的时候，我们担心对于非哲学专业的读者会不太友好，但是有很多词汇还是能够一下子理解的。

杨晚晴：是的，因为许多哲学语汇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语境并构成当代科幻的核心主题，比如“异化”“本体”“自由意志”等等，这使得科幻作者可以很方便地在此之上搭建更加复杂微妙的衍生主题，却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笔墨去解释。

当然，更重要的便宜在于，哲学没有标准答案。

SFW：这就不得不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标准解答的“终极三问”了吗？

杨晚晴：是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哲学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给出的答案，而在于追问这一行为本身。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任何对终极三问的回答大概都无法达成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因此也就不属于科学理论，只能停留在形而上学的领域。然而哲学没有放弃追问，科幻也没有。所以不妨将科幻理解为哲学的现代和通俗表现形式，对于终极三问和另外一些很难论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宇宙中我们如何自处、如何面对“他者”、何为真实何为虚幻、存在的意义甚至意义本身的意义等，尽管很难去验证，但伟大的科幻作品总是在不断设问并尝试给出答案。这就非常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写一篇科幻小说就是进行一次不会有标准答案的哲学探索，而如果你的创意基于哲学，就可以跳过思想“转译”的过程而直抵你的目的地，我想这才是哲学科幻的核心优势所在。

SFW：如此看来确实如此，我们总说科幻是“思想游戏”“思想实验”，这在本质上跟哲学探索确实有一致性，但这样的创作也有难点吧？

杨晚晴：确实，我想主要还是在语言上：如何把精致、晦涩又相对封闭的哲学语言转化成直白流畅的叙事语言，同时又不能丢掉哲学思考本身的深度和精妙？至少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还在不断地磨炼和思考。

SFW：看来你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科幻创作题材路径，那么之后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呢？

杨晚晴：我想继续走走“软科学硬科幻”这条路。“软科学硬科幻”这个短语应该是我自创的（叉腰），所谓软科学就是哲学、人类学、语言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人文科学，只要有足够严谨自洽的学科设定和技术细节，对软科学的科幻书写也可以足够“硬”。根据我的观察，这条路在国内还少有人走，我大概还可以在这条路上晃悠一下（笑）。

其实除了《来日方长》，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小说，希望能够很快和大家见面。

SFW：瞄了一眼，已经在排队中了。

杨晚晴：另外，我正在创作一篇以以赛亚·柏林为主角的小说，作为一名强迫症患者，完成从存在论到结构主义到观念史的回顾很有必要，我称这三篇小说为“思想家三部曲”，希望它们能在《科幻世界》上完全地呈现！（偷瞄编辑老师）

SFW：（表示肯定地点头，盯）

杨晚晴：接下来我还会写几个中短篇，目光转回到古老的东方智慧。以上计划全部完成后，我大概会动笔写自己的第二个长篇吧，希望那时《金桃》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谢谢各位编辑老师！谢谢各位读者！我们总会再见，毕竟来日方长！

SFW：谢谢晴姨！我们，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