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幻想小说简史（上）

如今，在俄罗斯，“幻想小说”被称为“最受欢迎的民间题材”。在某种程度上，“幻想”作品这一文类代表了一种与所谓“大文学”（боль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并行的正典体系——这一现象与全球趋势完全一致。在讨论俄罗斯幻想小说发展的里程碑之前，有必要简要提及本评论依据的文献来源。尽管最早的科幻研究文章可以跨越一个世纪，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但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这一领域才有了明显的发展。1959年，叶夫根尼·布兰迪斯（Евгений Брандис，1916—1985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苏联科幻小说》（«Советский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专著，1970年，在他的编辑下，阿纳托利·布里蒂科夫（Анатолий Бритиков，1926—1996年）的著作《俄苏科幻小说》（«Русс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问世，该书至今仍被视为许多综合评论的起点。书中提出的苏联幻想小说的时期划分概念，后来被称为“三次浪潮”，分别对应革命后的20年代、战乱的30—40年代以及解冻的50—60年代。这篇文章将遵循同样的划分逻辑。

21世纪出版的更多现代研究作品也有助于完成这篇文章。例如，根纳季·普拉什凯维奇（Геннадий Прашкевич，1941—）所著《红色狮身人面像》（2007年）是一部幻想作家的百科全书，以“字典式”文章追溯了幻想小说的历史。对苏联时期科幻小说最翔实的介绍著作，或许要属《幻想世界》（«Мир фантастики»）2022年的专题刊物，其标题与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一样简单明了——《苏联幻想小说》。

总体而言，目前俄罗斯科幻小说研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繁荣：涌现了大量书籍专著、学术文章、学位论文以及期刊专栏。如果研究者愿意，还可以扩大研究的范围。本文则按照上述的分期原则展开叙述：革命前时期将被置于“三次浪潮”之前，之后将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涉及停滞时代、改革热潮和流派现状。除了对已被“经典化”的作者们的叙述外，我们还将关注文学进程中的意义生成特征：一些机构和“上级法令”的出现，指导着幻想小说的发展轨迹。然而，我们还应从更早的时期开始讲起。

1.革命前时期和最初的写作实验

首先需要阐明与科幻性质相关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幻想”与“文学”或“虚构”的分离，其次是“科幻”与“幻想”的分离。在第一种情况下，本文决定坚持作家们对自我的定位，或者由于缺乏公认看法而遵循已有的研究惯例。至于“科学”部分，我们不得不更多地遵循匆忙形成的标准，一方面优先考虑权威说法，另一方面着重强调以技术化为前提的领域（主要是空间领域和技术发明领域）。因此，即使我们不去深入探究民间神秘民俗与作家主观想象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个挑剔的研究者也会将这一流派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当时，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已经接触到欧洲小说家的作品。通过阅读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伏尔泰的《微观世界》，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于1769年出版了作品《贵族哲学家·寓言》（«Дворянин-философ. Аллегория»）。作家对天文学情有独钟，甚至曾与哥白尼展开论战。他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建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他在每个星球上都安置了动物：天鹅、鸵鸟、鹤，而在地球上生活着蚂蚁，它们后来成了太空旅行者。在一个神奇戒指的帮助下，主人公偷听到了蚂蚁们的谈话。这一故事因受到教会和俄罗斯当局的严厉指责而被禁止，但这种孤独者的存在本身就展现了人类灵魂深处对广袤宇宙的向往。

19世纪，广义上的“幻想”元素很容易在许多经典作品中找到：果戈理和普希金都乐于运用神秘和神奇的手法。与此同时，未来幻想也出现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据说，俄罗斯最早在文学中描述时空旅行的是记者萨德斯·布尔加林（Фаддей Булгарин，1789—1859年）。1824年，他的小说《逼真的民间故事，或29世纪环游世界》出版。遭遇船难的主人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长满生命之草的水下洞穴中，当29世纪的考古学家发现他时，他正在那里睡觉。根据布尔加林的描述，人们已经开发了融化了的北极以及月球，还有许多先进的发明：“空中驿车”“写字机”和“机械坐骑”。19世纪上半叶，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Одоевский，1803—1869年）曾在外国宗教信仰事务司（ведом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споведаний）任职，他领导“爱智”协会（Общество любомудрия）多年，兴趣极为广泛，包括音乐、化学和创作。在他组织的晚会上，普希金、茹科夫斯基、伊金夫人（“俄国宗教使团”代表，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和德国旅行家席林男爵齐聚一堂。奥多耶夫斯基于1840年出版的乌托邦小说《4338年：彼得堡书信集》可被视为幻想文学领域的巨著。小说叙述者通过“催眠实验”掌握了时空穿越的能力，借此他看到未来世界已经由成为超级大国的俄罗斯主宰，同时由于科学的发展，地面和太空飞行都已经向人类开放。人类在月球上开采出了所需的化石，服装也由合成材料（包括“弹性水晶”）制成。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部分内容是通过一位中国人的视角叙述的，他正匆忙地穿过喜马拉雅山隧道前往圣彼得堡。遗憾的是，小说没有完成，我们只能从后面章节的一些细节来判断其构思的宏伟程度。例如，普拉什凯维奇（Прашкевич）在评论中提请读者注意“乘坐热气球的绿皮肤人降临伦敦”这一奇异情节，认为这可能是外星人接触的第一个迹象。

在幻想小说相关领域，科学和创作的联系增强——尽管已不那么强调技术。例如，东方学家奥西普·森科夫斯基（Осип Сенковский，1800—1858年）和他的《布兰贝乌斯男爵的奇幻旅行》（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Барона Брамбеуса）系列家喻户晓。他凭借广博的语言知识和在中东的多次旅行，创作出关于虚构“男爵”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随笔从1833年开始出版，既令人信服又充满嘲讽。19世纪60年代，《环游世界》（«Вокруг света»）杂志及其月刊增刊《自然与农业》（ «Природа и земледелие»）开始出版。这两本杂志除了翻译科普文章外，还刊登科幻小说和探险文学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当时的另一个趋势是各种“业余协会”的成立，包括自然史、人类学和人种学业余协会（1863年）下诺夫哥罗德物理和天文学业余爱好者协会（1888年）。由此可见，该流派在诞生之初就与“地方倡议”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密切相关。因此，到19世纪末，这种环境成为科幻的大本营。除了前面提到的《环游世界》[1891年由企业家伊万·西廷（Иван Сытин）创办]外，第二个重要的出版平台是由皮奥特·索伊金（Петр Сойкин）创办的《自然与人》（«Природа и люди»）杂志。在《环游世界》的增刊上，首次刊登了俄罗斯未来的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Циолковский，1857—1935年）的科幻故事《在月球上》（1893年），他乌托邦式的宇宙观激励了不止一代科幻作家。在稍早的1892年，尼古拉·谢隆斯基（Николай Шелонский）的小说《在未来世界里》（«В мире будущего»）不仅描述了电视和照相印刷，还描述了“反重力发动机”。社会乌托邦逐渐被推向其他星球的空间：“火星”文本出现在波尔菲里·因凡季耶夫（Порфирий Инфантьев，1860—1913年）的小说《在另一个星球上》（1896年，1901年出版）和列昂尼德·博戈亚夫连斯基（Леонид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的小说《火星之旅》（1901年）中。在前者中，传心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能受到了“白银时代”神学思潮的影响），而后者则需要借助一艘宇宙飞船来旅行。

为了总结科幻小说的奠基时期，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术语领域。事实上，“科幻小说”这一概念正是在本世纪初的同类杂志上逐渐形成的。起初，“大众最爱”赫伯特·威尔斯（Herbert Wells）的一本就被贴上了科幻小说的标签。然而，到1914年，科幻小说这一范畴被重新反思：为了纠正儒勒·凡尔纳的小说《环游月球》中的一些“不准确之处”，杰出的科幻小说普及者雅科夫·佩雷尔曼（Яков Перельман，1882—1942年）就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场景，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失重厨房里的早餐》（«Завтрак в невесомой кухне»）。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科幻这一新生题材的必要特征（追求与想象同等重要的科学性），还展示了“负责任的”批判性阅读的典范。在许多方面，正是这些博学的爱好者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这一文体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2. 革命后时期：20世纪20年代

在新国家成立之前，幻想小说处于“分散”状态，主要由“个人”的努力来指导。1917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不仅催生了大量思想，而且非常清晰地勾勒出科幻小说的发展前景。回顾20世纪20年代科幻发展的主要趋势，我们可以明确地将其视为对新社会和新人类的预测。早在1918年9月，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会议就召开了。除了党的领导人之外，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огданов，1873—1928年）也是当时的主要演讲者之一。早在19世纪末，他就在流亡期间结识了未来的教育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Луначарский），后来甚至成为列宁的固定国际象棋搭档。他的小说《红星》（«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于1908年首次出版，书名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小说发展了火星乌托邦主题，并引入了喷气发动机和自动化生产等描述。作者以外星人为观察者，对劳动的本质进行了“陌生化”的思考。

由于20年代苏维埃政权仍处于形成阶段，这导致了情感近乎对立作品的出现。然而，直到20世纪末，因为针对新兴体制的最尖锐的言论并未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文学史的学者们才对展开的论战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例如，今天被俄罗斯学校纳入教学大纲的叶甫盖尼·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1887—1937年）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 Мы），就讲述了一个“理性获胜”的社会。这里人物的名字由“数字”代替，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个性。号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造“大一统号”宇宙飞船，在这艘飞船的帮助下，“大一统国”将为宇宙中所有居民带来“进步”。小说情节围绕着主人公突然“形成”的“灵魂”展开。现在，主人公面临着“大脑幻想中枢”切除手术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将技术知识发展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幻想是大胆猜想和发现的根源，那么在扎米亚京的作品中，这种“投射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想象力的死亡。这部作品写于1920年，四年后在国外出版，但直到80年代末才在俄罗斯重见天日。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则是出现了一大批以苏维埃公社为主导，建设未来国家的“发展乌托邦”（«утопия-развития»）。亚历山大·恰亚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Чаянов，1888—1937年）在1920年写下了《我的兄弟阿列克谢的农民乌托邦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оего брата Алексея в страну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故事的主人公读过赫尔岑的书，并来到了1984年的莫斯科。小说家认为，通往对所有幻想小说都意义非凡的乌托邦，在于建立无政府状态和农民政权。我们可以发现，在小说里的发明中，例如气象仪——天气控制装置——以最佳方式体现了新社会的核心理念之一：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自然不再是祭拜的庙宇，而是一所生产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