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科幻文学一览：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在美丽新世界里的（反）乌托邦

说起加拿大科幻小说，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罗伯特·索耶的《金羊毛》和“银河联盟”系列。除了著名作家作品之外，加拿大还有很多优秀科幻作家并不为国内读者熟悉。其实，加拿大科幻小说的历史和其近邻美国的一样漫长。由于早期的欧洲殖民历史，加拿大文学（包括科幻、奇幻等类型文学）深受英国和法国文学的影响，作家也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写作。另外， 因为与美国接壤，以及两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加拿大科幻小说也与美国科幻小说有着深刻的关联。

由于很多作家从欧洲或美国移民到加拿大，比如劳伦斯·曼宁、斯派德·罗宾逊和威廉·吉布森，或者从加拿大移民美国，比如戈登·迪克森，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在美国的科幻杂志上发表小说，比如范·沃格特，他们常常同时被他们的母国、移民国和加拿大算作自己国家的作家。

在加拿大科幻巡礼中，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对加拿大科幻小说包括（反）乌托邦小说（dystopia/utopia） 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19世纪到20世纪初： 科幻，乌托邦和未来战争

因为加拿大的早期欧洲移民主要来自法国和英国，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法文。早期的加拿大科幻文学都来自法语区魁北克省，而且带有强烈的法裔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色彩。加拿大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艾姆-尼古拉斯·奥宾（Aimé-Nicolas Aubin，1812—1890年）于1839年在他自己的杂志《奇幻》（Le Fantasque）上用笔名拿破仑·奥宾（Napoléon Aubin）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月球之旅》（Mon Voyage à la Lune，英文译名 My Trip to the Moon） 。奥宾的小说受到法国和西班牙17至19世纪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法国戏剧家西哈诺·德·贝杰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年） 和其他作家月球旅行幻想作品的影响。这篇小说被视为一篇讽刺乌托邦小说，也反映了奥宾作为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企图摆脱英国的统治，寻求一条不同的治理法裔加拿大人的政治途径。

乌托邦小说在加拿大有很长的历史。虽然在欧洲和美国，乌托邦小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逐渐被反乌托邦或恶托邦小说取代，但在加拿大，乌托邦小说延续了很长时间。在19世纪后期，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而言，加拿大还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其政治、文化和精神世界都是崭新的，人们都相信这个新世界具有无限潜力。另外，当时加拿大完全忽视了原住民，认为单一种族的欧洲移民令国家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活力。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相信自己可以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新国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使这些定居者相信他们的种族可以适应加拿大的自然环境，更好地进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早期加拿大乌托邦小说的繁荣，而且这些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加拿大第一部用英文发表的乌托邦小说是一位作家以拉尔夫·森特尼亚斯（Ralph Centennius）为笔名于1883年发表的《加拿大1893》（The Dominion in 1893）。科幻研究者和科幻迷至今也没有考证出作者的真实姓名。这篇小说有点类似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森特尼亚斯的小说中，叙述者从一百年后的未来回顾这一百年来加拿大的发展，除了展示科技的进步以外，更关注加拿大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进步，以及国家民族认同。另一篇类似主题的乌托邦小说是弗雷德里克·纳尔逊（Frederick Nelson）于1908年发表的《1928年的多伦多》（Toronto in 1928 A. D.）。这篇小说是纳尔逊为1908年的加拿大国家博览会创作的，用以展示多伦多未来的发展，小说重点强调了加拿大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交通方面，甚至写到空中飞船。和森特尼亚斯一样，纳尔逊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加拿大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府以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心。

加拿大很多乌托邦小说作者都认为加拿大在国际世界中最重要的作用是精神和宗教方面的：加拿大是团结的基督教徒的家园，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样板，起着灯塔的作用。无论是法裔还是英裔加拿大人都相信基督教在加拿大获得了新生，去除了旧世界基督教会的很多弊病。休·佩德利（Hugh Pedley，1852—1923年）于1913年发表的《向前看》（Looking Forward） 就表达了加拿大是宗教世界的灯塔的主题。小说主人公在一次失败的冬眠实验后于1927年醒来，发现加拿大已经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得以解决，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加拿大联合教会的建立，人们在这片新土地上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这个时期的乌托邦小说还包括H. 布兰查德（H. Percy Blanchard，1862—1939年）的末世科幻小说《灾难之后》（After the Cataclysm）。无名的主人公被雷电击中而陷入三十三年的沉睡状态，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并遇到一位老人和他的漂亮女儿。两人成为他的向导，带他参观了这个乌托邦社会。他得知，很久以前一个巨大的天外来物撞击地球，引发了地震和洪水，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撞击也导致了地轴偏转，从而消灭了地球上极端恶劣的气候，幸存的人们不再为吃穿住发愁，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然资源。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消除了竞争和剥削，人们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中。

虽然略有争议，但很多人认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乌托邦小说是詹姆斯·德米勒（James De Mille，1833—1880年）的《在铜筒里发现的奇怪手稿》（A Strange Manuscript Found in a Copper Cylinder）。这部小说在他去世八年后发表，描绘了一个用于嘲讽大英帝国的社会。小说主人公亚当·莫尔从南极进入地心，遇到了一个失落的部落，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这个地下社会状况的对话。后来，莫尔发现这个地心部落和英国没有本质区别。

法裔加拿大作家也写了很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宗教性的乌托邦小说，只是这些小说中的宗教是天主教。他们视魁北克为天主教的新生地，认为天主教会绝对服从罗马教皇，而不受加拿大政府的控制。

早期的加拿大幻想小说作家更关心政治议题，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幻想小说涉及科学和技术进步。一方面，小说中有很多关于技术发展的描述。很多展望加拿大未来的乌托邦小说中都大量描写了各种未来技术，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如何将散居在加拿大辽阔土地上的人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幻想小说常会涉及科技的发展。比如弗洛拉· 丹尼森（Flora MacDonald Denison， 1867—1921年）的《通灵人玛丽·梅尔维尔》（Mary Melville，the Psychic，1900年）通过一位医生之口介绍通灵能力并非迷信，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具有的一种内在潜力，小说回顾了通灵人梅尔维尔的一生。另一部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幻小说是查尔斯 G.D. 罗伯茨（Charles G. D. Roberts）的《时间之晨》（In the Morning of Time，1919年），讲述了史前的梁龙在自然界艰难求生的故事。小说后来的章节也出现了人类，早期的人类不仅要与大自然以及各种巨兽斗争，还要和来自不同部落的人类斗争。作者在小说中强调大自然通过自然选择来统治世界。罗伯茨早期发表的另一部小说《古木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cient Wood，1900年），里面的人物可以与动物进行无声的交流。罗伯茨很多以动物为主题的小说都是面对青少年读者的。

这个时期还有一部类似《通灵人玛丽·梅尔维尔》的非传统的小说——艾达·梅·弗格森（Ida May Ferguson）以笔名迪珍·弗格斯（Dyjan Fergus） 于1896年发表的《电吻》（Tisab Ting， or， The Electrical Kiss）。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95年的蒙特利尔，虽然当时的世界在科技上并没有重大突破，但社会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各国都争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妇女可以外出工作，但主要从事教师或者佣人职业。小说围绕一个中国男人来到蒙特利尔寻找一个女孩做妻子的情节展开，其中假设人体有一条电流经络，如果一个男人吻了一个女子的电流经络，这个女子就会与他陷于爱河。这一假设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有关。当时一些科学家研究动物磁场，认为动物的身体里有电磁力，这会导致一些动物互相吸引，个体也可以利用电磁力控制其他个体。

19世纪末，加拿大联邦化不久，很多作家都担心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军事威胁，并将其反映在科幻小说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加拿大1883》里面就写了美国入侵加拿大的情节。另外，W. H. C. 劳伦斯 （W. H. C. Lawrence）于1889年发表的 《92年的暴风雨》（The Storm of '92）也描写了美国对加拿大的军事威胁。早期加拿大作家也写过架空历史的小说，比如乌尔里克·巴特（Ulric Barthe，1853—1921年）的《加拿大战争》（Similia similibus ou La guerre au Canada，1916年）。因为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小说以梦境的形式，想象德国入侵魁北克，旨在警示法裔加拿大人重视德国对加拿大的觊觎。同时小说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战争可以将加拿大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家的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与美国科幻纸浆杂志时代同步的加拿大科幻

20世纪20—50年代，加拿大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增长，但也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东西方阵营陷入冷战，人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原子弹产生恐惧。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意识到军事技术可以系统性地摧毁人类的生活。机关枪成了机器杀人的代名词，飞机的发明导致了空战。技术发展使更多平民卷入战争，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在魁北克，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义依旧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很快又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反教权主义思潮的挑战。工业革命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人们成为机器的奴隶，机器使人们远离自然，城市生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

以上种种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使加拿大的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上半叶被反乌托邦小说取代。它们常常描写与社会疏离的个体参与反抗社会的活动，以及极权社会消灭个体的独立性，将个体吸收到政治社会和技术系统里，从而将他们去人性化，并摧毁他们的精神世界。加拿大的这些反乌托邦小说呼应了同时期欧洲的反乌托邦小说，比如叶甫盖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1924年）、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和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