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们的2020

为了探索2020年发生的一切对于人类文明意味着什么，我邀请了几位科幻作家到我的“科幻文学创作”课堂上，与清华的同学们分享他们这一年的感受。在此前的三年，这门课主要是鼓励、督促同学完成一次科幻创作。但2020年的变化让我决定把课程重心从鼓励创作转移到鼓励思考，希望能引导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去领会科幻的某些根本精神（创新思维、忧患意识、思想实验等等），并结合当下波谲云诡、堪比科幻大片的国际形势，去深入思索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充满了困顿、死结、危机的当下世界来说，科幻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增强人类团结、探索创造新世界与新价值的力量？

因此，在每位嘉宾进行主题演讲之后，我也以此为线索，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希望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科幻艺术与当下世界的关系。以下为访问部分的整理稿。

10月19日 韩松，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主任、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代表作有《地铁》《医院》《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宇宙墓碑》《再生砖》等。

11月02日 王晋康，著名科幻作家、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生成就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87篇，长篇小说10余篇，计500余万字。

张雨晨，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生，专业方向为视觉认知，对人工智能亦有所涉猎。近年来在《科幻世界》等平台发表科普作品20余篇。

11月09日 陈楸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席、科幻作品被译20国语言，中宣部文化名家、传茂文化创始人;代表作《荒潮》《人生算法》。

宋婷，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区块链和A.I.艺术家、中国A.I.艺术品拍卖纪录保持者。

11月23日 夏笳，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副教授，从事当代中国科幻研究。著有《未来的坐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科幻论集》（2019）。作品七次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四次入围“华语科幻星云奖”，代表作有《关妖精的瓶子》《你无法抵达的时间》《倾城一笑》。

12月14日 郝景芳，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2013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毕业。2013年至2018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2018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雨果奖。

1、2020年发生的一切，有没有给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宇宙观或文学观带来什么变化？

韩松：最大的变化就是世界整体停顿下来了，各种东西开始停摆，好像火车扳道一样，走向另外一个岔路的这种感觉。各个行业都停顿了，恰恰就好像是科幻更“热闹”，它一直没有停，从疫情一开始就没停过，而且更加热闹。我在想，为什么各个领域分裂、撕扯、停顿，科幻却好像越走越近。刚才我来的路上，美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协会的Crystal M. Huff女士发微信问我好不好，她要编选一本科幻选集，也找我要了作品，刚才路上还在说这个事情。前段时间有人说过一句话，科幻是在各种纷乱中能够超越隔阂的语言，可能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可能恰恰在这个时候，它能够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处，超越个别的国家和民族或意识形态。就在这个时候，科幻让你觉得大家都是人类，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命题;但是在其他领域，人类就开始分裂了。

陈楸帆：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大，首先从比较日常的角度，原本定的国外的访问计划全都取消了，国内的很多会议都变成线上了，多出来一些创作时间，我今年可能写了得有40万字，不一定全都值得看，我一直也是在自我推翻的状态。大的疫情往往会催生一些作品，历史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因为作家们都没法去“浪”了，只能在家里乖乖地写点儿东西。

第二个是我对世界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从原来比较唯物主义的人变成不那么唯物主义的人，开始从一些打破主-客两分的角度来思考。包括你说的“变化”这个词。我最近在研究《周易》，斯蒂格勒的学生许煜提出了一种观点：不同文化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解释世界或者技术性的体系，《周易》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体系，他是非因果，他是相关性的科学，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有可能我们会通过创作的方式来探讨背后的可能性，这就很大了，我还一直在思考和研究，我今年也做了很多实地的田野调查，去内蒙古、大理等等一些地方跟当地的少数民族交流，去参加他们的一些仪式，去理解一些可能以前我不太理解或者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真正的创作应该是走出书稿和你的书桌，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里，跟这些人产生联系，他们会给你带来无尽的滋养，这是我今年感受到最大的变化。不知道这个变化会把我带向哪里，但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开阔的方向。

夏笳：一开始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在美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在一个地方总是有“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美国邻居要么是人道主义的同情，要么就是幸灾乐祸，要么有人会觉得中国人有问题，可能会恐华、排华等等。中国人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在美国有各种复杂的心态。当之后美国开始有疫情、其他的国家开始有疫情的时候，中国人的心态是什么？我会从这件事情特别理解到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都呼吸着同样的呼吸。你可能觉得“It's  not  my  business”（与我无关），那些事情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着，但是那些事情最终会跟你有关系。科幻非常重要的就是给你一个更大的视野，去尝试跨越那个边疆，去认识到那个看似与我无关的事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与我有关系，所以我要对它好奇，我要对它关心，我甚至要对它负起某种道德责任。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当我们去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会希望大家能够不要那么犬儒。犬儒的态度就是，反正我这辈子只要无灾无病，挣点儿小钱，或者能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就行了，这个世界其他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种心态非常糟糕，它阻断了我们对于很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参与，甚至连触及都不能触及，因为我们面对这种大的问题时，最后不是靠超人来救我们，不是靠几个英明神武的领导人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最后可能要靠很多很多人，靠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许要靠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需要在这中间做很多重要工作的人。这真的是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在这个时候重新看很多科幻，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这些科幻作品非常有意义。我希望你们建立起身为人类一分子那样的命运连带感，以及某种主体的崇高感。当你觉得跟其他人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当下哪怕做了很小的事情，它也会具有某种不太一样的有分量的意义，你的一些很小的选择也许会在将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2、比尔·盖茨几年前就警告过全球流行病的危险，现在看来，这一“预警”并没发挥原本应有的作用。在资讯爆炸的时代，科幻作家对未来的关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知识的积累、资讯的丰富能让人类变得更有智慧吗？今天科幻作为艺术活动，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韩松：今年的疫情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重新思考科幻到底是什么。不光是比尔·盖茨，科幻作家也提出很多预警，写了无数关于病毒的东西，从迈克尔·克莱顿到王晋康，写了好多这种小说，讲病毒、微生物是人类最危险的危险。包括威尔斯的火星人进入地球，人类打不过火星人，最后是微生物把火星人给战胜了。这所有的一切阻挡不了疫情，没用。为什么没有人从中得到一种启示，说我要提前去预防这个病毒？我们说科幻的最大价值就是预警，或者说最大价值之一（是预警），但是它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很大的效果。那么多的部门请科幻作家去研讨和出主意，出这个主意到底有什么用？从我的直观来讲，科幻应该就没有阻止过哪一次危机的到来。我认为，科幻还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它是满足创作者、读者最原始的快乐的一种东西。后来这种东西慢慢地丢失掉了，每个人都写得很累很累，很多年轻的作者一开始写就要琢磨怎么改编成电影，揭示人类生存的最终状况，包括预警，这就丧失了科幻的初心。玛丽·雪莱写《弗兰肯斯坦》的时候，是因为天气原因，他们那一帮人走不掉，就关在日内瓦湖边上的一个别墅里面，开始比赛写恐怖小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但这种愉快，包括那种当年仰望星空带来的震撼、愉悦，在很多科幻小说里面丧失了，变成了它的附加功能，很多作品要去预测，要去防止，要去揭示……于是科幻越来越不“艺术”了，好多东西赤裸裸的。今年我也参加了好多评奖，特别是最近的京东文学盛典，看到了好多的科幻，我每年还收到大量的科幻作品让我看。不少作品从头翻到尾可以总结为几句话，中间的300页我觉得毫无价值，这种情况是有的。怎么回到科幻最初的快乐，那种对艺术本身的追求，创造一个世界的惊奇感里面、美感里面，这是今年对我冲击最大的感受。

艺术的产生很早很早，四万年、五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就能看见艺术在岩画上面，已经是非常生动了。那个时候人类的人均寿命非常低，也就是二十多岁。明天可能就会死掉，为什么要去创造艺术？艺术的起源甚至还能追溯到更早，他们说几十万年前就发现，原始人类会把一个石头给磨成很艺术的东西，戴在他的身上。艺术看上去对生存是无用的东西，但是在很多科幻作品里面写到最后，我觉得是在写这个东西，它已经不是思想了。现在我们老说科幻是一种思想实验，但是你看克拉克的作品，《2001：太空漫游》还有《与拉玛相会》，他有思想，但是最后他描写的场面是一个艺术品。这个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克拉克在一个随笔里面写过，说太空探索不应该是去寻找资源、去谋求一个生存的环境，他说飞到太空中是去发现美，这就涉及宇宙的存在、它的目的。宇宙是一种美。有一种观点：宇宙是被一个程序员写出来的，他觉得这是一个美的东西。然后宇宙创造出来人，人的目的——最终的根本道理，可能就是去寻找这个美，所谓找真、找规律，只是一个指路标。是不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猜想。

陈楸帆：为什么科幻对我们如此重要？现在“内卷”这个词已经说得太多了，科幻是能用一种最开放的心态去重新设置我们世界固有的规则，在这种开放的心智结构下可以去对抗内卷化的机制。科幻一直在问问题，“What if”（假如……）是科幻的核心，通过这样的发问可以破解很多成见，这种成见可能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意识形态里，有时候你觉得它是透明的，但它无处不在。我们可以用推测来训练逻辑，比如你从一个基础设定的改变能够推演整个社会文化上的变化，这需要非常强大的逻辑自洽的能力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想象去从事现实，用共情弥合割裂。我刚才说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现实，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党派，有一套自己的叙事，在这套叙事底下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都是自洽的，他们信仰的东西不一样，信什么看见什么，如果在讲事实讲依据的层面上去说，就像现在美国的红蓝之争，没有任何意义，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用共情跳脱出说理，跳脱出二元对立的框架，我们试图用人类更原始更本能的能力——就是共情、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弥合这样的割裂，我相信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你也可以把它称为爱的力量。想象力是一种信仰，希望大家能够拥有这样的信仰！

宋婷：我们人类曾拥有两项科技，在它们从0到1搭建的过程中，科幻作家和科幻艺术家远远走在科研工作者实践之前：航天和互联网。在科学家实验前，历代艺术创作者为人类到达太空探索、论证了无数细节——甚至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拍摄出与真实登月项目相似度极高的画面。而构筑今天互联网发展底层的“万物互联互通”思想亦先见于《控制论》启蒙下的科幻文字。其因自身影响力扩张，获得了当时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和支持。

很多当代视角绕开历史，舍本逐末，不再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而思维力（思辨、共情、想象）才是人类最重要的武器。

记述和创造曾是人类的使命。今天，人类创造出信息科技产品帮助记忆。而信息、知识、观点、洞见、智慧从底到顶构成了人类精神活动的金字塔。信息已不是稀缺资源，深度思维力才是。每隔11个小时，中国互联网信息量就会翻一倍，过载的信息对人类锤炼深度思维力并没有帮助。

在纯粹幻想和纯粹写实之间，科幻文学与艺术解缚了人类的心灵，带领人类振翅飞跃区间真理的迷楼。所以阿波罗计划中的科普和科幻艺术宣传工作激励、赋能了这样一代孩子，他们能够在长大后为人类造出电话和计算机。

今天，论证人类在未来数字世界中的尊严与价值等问题，也必须由科幻先行。

夏笳：科幻对于每个人来说联系着不同的作品、不同的理解，每个人如果要对科幻做定义的话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我现在不是给科幻下一个定义，科幻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我称之为“跨越边疆的思维方式”。我这里用两张图来解释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