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声音

柏林，1945

炮火破空飞舞，发出死神的尖叫。

整场战争期间，有两种武器的啸叫声最令人闻风丧胆，一种是德国斯图卡轰炸机，一种是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

只是，斯图卡轰炸机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柏林的天空了。

爆炸一下下沿着地面传来。

总理府花园里没有花，到处都是散碎的混凝土粒。一个伛偻的人身披黑色的双排钮大衣，眼神浑浊，左手背在身后不住晃动，有如一个中风的老人。五年前，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巴尔干，文明世界匍匐在他的皮靴下颤抖。

而今天，轮到文明世界使他颤抖了。

“地下掩体已经清洁过了。”卡拉名义上是总理府的女秘书，但她跟卫兵们坦言，自己更像一个婢女。她熟知所侍奉的人的脾性，如果你跟他说“是时候进入地下掩体了”，十有八九会招来一声冷笑，甚至一顿咒骂——虽然骂的对象不一定是你;但你要是委婉地说“地下掩体清洁过了”，他兴许会屈尊移步。

但这次是个例外。

元首摸了摸白发脱落的额角，“我很不喜欢那个地下室。”

“我保证里头已经非常干净，绝对不会再出现柴油味。”

“不是气味，卡拉，”元首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是声音。”

“我已经让卫兵们保持安静。”还有让那些用杜松子酒来麻痹绝望感的军官们少发酒疯。

“对你，对其他所有人，地下室都是安静的，只有对我不是。”不得不承认，这个致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的男人，对身边伺候他的人倒颇为友善。

又一声更近的爆炸。

元首叹了口气，不情愿地迈开步子，“卡拉，你，你相信有鬼魂吗？”

卡拉跟在后面，“我不信。”

“我以前也不信，但这几天在地下室，”他忽地苦笑起来，“我满耳都是贝多芬。”

“我战前在维也纳也听过演奏。”卡拉关上铁门。

“除了尼采和瓦格纳，我最崇拜贝多芬，但现在它没日没夜地在地下室响起，像冥冥之中……”

卡拉仿佛没听见抱怨，把元首推进一个整齐的房间。尽管柏林已被围多时，但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全德国最好的。天花板上灯光的晃动显示着地面的战况。“我知道有个人跟您一样，也是非常崇拜贝多芬的。”卡拉说。

元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把食指抵在额角前，视线在空中乱扫，像在追逐着鬼魂。“听，又是《哀格蒙德序曲》……”

海边集中营，1941

高举指挥棒的两只手骨瘦如柴，但它们向下摆动时坚决有力。乐队开始奏出悠长的和弦，随即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低音，一如焚化炉烟囱吐出的浓云。

在空地上，指挥家闭着眼睛，投入到那逐渐热烈起来的合奏中，令人不禁想象起他身披燕尾服的样子——虽然此刻他穿的仅仅是竖条纹的囚服。

办公楼二楼有个平台，几个军官围坐着观看乐队排练。远处吹来的海风让人十分惬意。

“这首《哀格蒙德序曲》叫人心情不好。”费迪南德上校是去年空降到集中营里的二把手，“是谁要那个蠢货演奏这种哭丧曲子的？”

另一位身材肥胖的军官把鱼子酱涂在烤好的白面包上，“以你的品位，只会听《快乐的寡妇》这类货色。”

“不好吗？”费迪南德的碧眼如一口深潭，没人能看得到底，“轻快的曲子至少让犹太人去‘洗澡’的时候顺从些。”

“那就叫他停下，换首曲子？”集中营的司令官倒是通情达理，对音乐品位没有要求。

“算了，”费迪南德摆摆手，“别让穆勒先生再浪费他天才的大脑了。”

司令官十分不悦，让囚犯组织乐队是他的主意，费迪南德这话让自己面子上不怎么好看。但他知道费迪南德背负着无人知晓的特别任务而来，营地北区的厂棚是费迪南德的独立王国。厂棚用巨大的钢甲支撑着，墙壁密不透风，即使蚊式侦察机在树梢的高度掠过也没法看清里头有什么。厂棚外有两百多名来自海军的精锐把守着，这支编号不明的部队只听命于费迪南德。所以，费迪南德表面上是二把手，其实司令官指挥不动他。

突然，楼下的空地传来一声呵斥：“单簧管和巴松管怎么回事？又慢又弱，你们以为是公鸡打鸣吗？要干净！要有含蓄的力量！艾格蒙特在这里要号召人民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给我点儿抗争的悲愤！别像没吃饱似的。”

听到最后一句，二楼平台上的党卫军头子都笑了。费迪南德扶着栏杆喊下去：“嘿，穆勒博士，你可比卡拉扬还神气。”

穆勒充耳不闻，又举起他的指挥棒。

“这家伙能听出头发丝那么小的气息不畅，”费迪南德耸了耸肩，跟同袍们说道，“在他手下干活是一种不幸。”

“但能让他在手下办事，却是一种幸运。对吗，费迪南德上校？”司令官话里有话地说。

上校朝长官举了举杯子，转身对身后一名女军官说：“排练结束后，叫穆勒回北区。排练多久就要他补上多久工作。”

“是，长官。”卡拉站起来应道。

集中营北区那个二十米高的厂棚，汇集了全世界最先进的装配机械，有些电动工具甚至是为这个工程特别研制的。车间中央放着一个庞然大物;龙骨、肋板、外壳勾勒出一艘潜艇的主体。几十个工人从圣诞节至今一直在赶工，眼下正准备给耐压壳贴上他们不知是何物的黑色金属片。

身穿囚服的穆勒在忙碌的工人面前，显得十分突兀。但他对此浑然不觉，到处大呼小叫，指责这帮人喷涂的方向不对、那个班组安装部件迟了，仿佛他还在指挥那班犯人乐队一样。可是从第三帝国各地挑选出来的熟手技工们，却不敢对这名囚徒表露出一点儿不恭。很快，他的每个指示都得到了落实。舰首那个十平方的金属片被铲起，按照他的要求重新贴了一遍。

“我很赞赏你的敬业，穆勒博士。”费迪南德上校军服笔挺。

穆勒如一只面对着狼犬的小鸡，“这是我的职责。”

“你已经连续工作四个月了，不累吗？”

“您知道答案，长官。”

“但我想听你回答。”

“事实上，这里的‘洗澡间’建好后，再也没有囚犯会抱怨干活累。”

“我从没把你跟那些犹太猪猡混为一谈。”

穆勒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囚服，“工作工作再工作，这大概是我们日耳曼人的天性吧。”

“但我要的不是辛勤，而是结果。”费迪南德胸前的纳粹金质党章闪闪发亮，“几个月了，现在工程还在组装阶段，我不得不拖着邓尼茨将军的命令。”

“我会加快进度。”

“首先你要把那犹太人乐队停下来。”

“好的，上校。”

费迪南德向前踏上一步，“今天英国人又炸沉了我们一艘U型潜艇。我们的水手在流血，在死亡。”

“我明白。”

“有一点，我不得不提醒你：是我，在一手主持着这个项目。别以为电磁消声技术只有你才懂，你就可以在我背后玩什么花样。我可以立即把你扔回南区的集中营。在那里你可不能指挥一支庞大的工程队，而只能像卑贱的犹太人一样挖地。你要记住，虽然为了把你从那里捞出来，我在党卫军费了很大劲儿;但要把你送回去，却就是一句话的事。你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公然批评元首的犹太法令，这可是要送焚化炉的罪名。”

“我忽然觉得，是元首的政策，启发了这个电磁消声项目。”

“注意你的措辞。”费迪南德眼神阴鸷。

“不然怎样？”穆勒心里冷笑，“第三帝国的U型潜艇等着我去拯救呢，就因为我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送焚化炉？你在邓尼茨将军那里交代得过去吗？”

但他紧闭着干枯的嘴唇。

费迪南德冷笑着，“看来我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你确实需要点儿动力。”

穆勒打了个寒颤，他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太冲动了。

“一支乐队除了指挥，哪个岗位最重要？”费迪南德转过身之前说，“是第一小提琴手吧？”

这一晚，穆勒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那个只有四个平方的囚室——他很幸运，拥有一个单间，虽然里头仅有一张床，但这已经是其他囚犯不敢奢望的事了。

门开着，女军官卡拉站在里面，她头上束起一个金色的发髻。

“欢迎光临。”穆勒十分惊讶。

卡拉看着穆勒好一阵，移动了脚步。

穆勒随即看到床上留下了一把小提琴，他的胸口像被人重击一下。“你得告诉他，卡拉，我没法加快进度。”他拿起小提琴，只见琴身破旧不堪，漆面掉了两三块。这是囚犯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的乐器，是党卫军不知从谁的遗物中翻来的。尽管每次拉奏完都要花上半天重新调音，粗细不匀的弦令人担心拨一下就会断掉，但那位犹太人仍视之如珍宝。不管囚床多拥挤，他总是不顾邻铺的抗议，每晚都抱着冰冷的小提琴入睡，仿佛那件乐器能在春寒中散发暖意。如今，小提琴的琴弦断了一根，两端旁落在琴身外。指板上依稀印着的血迹，仿佛在诉说它主人的命运。

“而且你知道，一切都得……得按计划来，我没法改变。”

“我很遗憾，穆勒博士。”离开前，卡拉轻轻在他耳边说。

穆勒怔了一阵，托起小提琴，拉响了一个干涩的音符。

忽然，他一手把鸣弦按停。

从此他每天跑到干船坞更早，而回来睡觉的时间更晚了。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一根单簧管。

再下一个月，是巴松管。

大半年后，穆勒的房间堆满了各式乐器，卡拉告诉他，费迪南德上校不允许他把乐器送走。于是，穆勒只得忍受这些乐器摆在床头。只要一闭上眼，他就仿佛听到乐器在隐隐自鸣，每一晚，都是《哀格蒙德序曲》的音调。

厂棚下的船坞已经被引流槽改成了微型码头。北面的铁门打开着，海风寒冷彻骨。

“我很高兴你更勤快了，”费迪南德站在一艘巨大的潜艇前，“虽然进度似乎加快得不多。”

“系泊试验都已经完成了。”穆勒的声音有气无力，也许是因为连续加班令他身心交瘁，“所以这个月，别再难为我的乐队了好吗？”

“我也不喜欢行刑队的吵闹，但你要是想让他们的步枪消声，”费迪南德指指那艘待检验的潜艇，“就得先把这边消声的事情搞好。”

穆勒圆形眼镜片下的双眼布满红丝。

费迪南德说：“别忘了那天我提醒你的：是我，在一手主持着这个项目。再说一遍，别试图在我背后玩什么花样。”

穆勒没有答话。

“因为战斗实测时，你也会在潜艇上。”

“战斗实测？”

“现在是战时，你以为还有机会给你慢吞吞地做航行试验吗？最有效的测试不是在我们这个平静的港湾，而是在大西洋。”

穆勒感到呼啸的北风骤然失去了声音，“直接实战？”

“还有比这更好的测试吗？”

“大西洋里到处都有英国驱逐舰，万一反相电磁装置有什么意外，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浪费了一年，我们的潜艇仍没能够扭转战局，我们不是死在大西洋，也会死在这里。”

“元首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对吗？”

“哦，你还没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巴。这就是你，一个日耳曼人，却跟犹太囚犯关在一起的原因。”

“那可是一整艘潜艇的官兵。”说罢这句话，穆勒忽然瞥见有个金发女军官远远地望着这边，是卡拉。卡拉的视线若有若无，像海上的雾气。

“在帝国的利益前，那算不了什么。而且你知道吗，”费迪南德拍拍穆勒的肩膀，“我也会一起出海。”

大西洋，1942

尽管在船坞时，穆勒经常进入潜艇内部，但今晚当他钻入窄小的入口，与海上的新鲜空气瞬间隔绝，他还是登时有种窒息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