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之痛

一

指出有一个地狱，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①

我本该注意到那些不对劲的地方。爱德华不会那么频繁地打断我说话，不会那么频繁地舔他薄而干燥的嘴唇。爱德华不会对我说谎。

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间咖啡厅。这是学校趁暑假刚刚装修过的，灯光有点儿太亮了，菜单上一半的甜点都无货。周围全是人，桌上摊着笔记本电脑或者作业本，谈论着课程作业、小组分工之类的事情。这不是能严肃正经地谈论大事的地方。爱德华跟我面对面坐着，漫不经心地搅拌咖啡，往里面一点儿一点儿加白砂糖。我吸了口冰可乐，抬眼看向他。

他终于把手里的咖啡杯放下，对我说他决定去索兰图。

“机会难得。”我用尽可能雀跃的语气恭喜他，“机会难得。”

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他将赴索兰图参加为期两年的新闻项目。那是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小国，过去七年间，它不足三千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已有五十多万人死于战火——我们曾谈论过它，但我没想到爱德华真的愿意过去。

“导师找我商量过了。”爱德华说，“我们会成立战地记者通讯部……”

“战地记者？”我习惯性地重复他的话。

“战地记者，主要在后方。很忙，很累，但不会有什么风险。”

我努力控住自己的表情，微笑着点点头，装作在提包里翻找东西，那枚微型共鸣仪滑落进我的掌心。为了向爱德华分享研究进展，我偷偷把它带了出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之外的地方使用共鸣仪。之前的实验表明，它不会对被试者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运转的时候，它会发出微弱嗡鸣，但在咖啡机的掩盖下没人会注意到这个。和真正的共鸣仪相比，它的声音要小得多，功能也弱化很多，只能进行单向感知。然而足够了。

期待。大概是期待。至少对我而言那是期待。我辨别着浮现在自己脑海里的情绪，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爱德华的对话上来，附和着，询问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爱德华准备好了一切，甚至已经拿到了合法签证。他本来也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把发凉的指尖摁在纸杯上，大口吞掉剩下的冰可乐。我讨厌咖啡，但空气中咖啡的味道越来越重了，那些苦味通过鼻腔沉淀进我的肺部。深呼吸。

放下杯子后，我开始讲述实验室的最新进展。

在课本里，人们会了解到，情绪共鸣仪的第一场临床试验在协和医院的神经外科实验室进行。那时共鸣系统还很冗杂，包括两个边长十厘米的感应装置和五枚检测器，全部佩戴完成需要整整三个小时。

为避免混淆，十五名被试者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手环，依次进入测试间。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屏幕，轮流播放不同年龄和人种的面部表情照片。按要求，他们需要凭借直觉来对表情进行归类。

其实归类的过程和结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被影响。

我们用微电磁信号干扰着他们神经中枢下达的指令。发送的第一道情绪来自某个五岁小女孩。查看数据时，我听见师弟发出惊呼，因为监控屏幕里的被试者已经露出了笑容。与此同时，超过十二人将那些面无表情的照片归类为“愉悦”。

在简化版本的测试中，被试者直接将自己内心的感受描述为“愉悦”。实验数据完美符合理论预期，我们已经能够对人类的情感波动进行界定、检测、分析，并更进一步对特定神经元进行刺激，对情感进行高精度的复制和传递。

欢呼声。我们周围都是白色的光。有人在拥抱我，我拥抱了回去，从我内心深处涌起一种令人眩晕的温暖感觉。那天晚上，我们熬夜处理好所有数据，然后跑出去喝酒、唱歌，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

“想试试吗？”我问爱德华，“真正的感同身受。真正地被了解。”

爱德华摇了摇头。从那台微型共鸣仪中，我尝到了厌倦。

我打量着他的脸，想知道究竟哪里不对劲。几乎整个寒假我都泡在课题组，大概有两个多月没跟他见过面。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假如足够注意的话，能从他脸上分辨出一种陌生的神情。

我没有逃开。相反地，我像所有坠入情网的愚蠢姑娘一样试图抓住他。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后，我搜索到七八个关于索兰图的项目，在半个月内提交了全部申请。

二

苦难是意识的起源。①

在本科选修的情绪心理学课上，老师告诉我们说，哀伤是正常的，是人在面对损失时出现的正常生理、心理反应。

然而，即便是相同的情绪，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对外表达。在某些非常复杂的情境下，哀伤甚至会表现为愤怒。

我机械地往电脑里敲笔记，努力忽视脑海中不断浮现的照片，那些我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最重要的那张拍摄于百日宴，母亲抱着我，笑着看向镜头。经过反复凝视，我已经能够从笑容中看出她真正的感觉，看出抗拒与冷淡。据说后来母亲再也没抱过我，她找了种种理由，说胳膊酸疼，说自己笨手笨脚。父亲察觉到有些不对，可还是相信了那些拙劣借口。

直到我三岁那年，她从楼顶一跃而下。

医生推测说她有很强烈的产后抑郁症，而父亲的反应是，愤怒。他认为自己被背叛了，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深爱的人竟然从未向他求助。他从未跟我提起母亲，拒绝回答任何关于母亲的问题。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每天都强迫自己吃很多东西，这样才能让整张脸肿起来，在照镜子的时候没那么容易想起母亲。我们有一双很相似的圆眼睛。

如果父亲更了解母亲一些就好了。如果他能感受到她心里的那些压抑与痛苦。如果母亲能相信，她并非无依无靠、孤立无援——

我把那张百日宴照片洗了出来，放在课题组的办公桌上。在去索兰图的时候，又把它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我想明白母亲的悲伤、父亲的悲伤，我想明白爱德华，我想明白所有感情背后的真相。我想被理解。

我想理解他人的痛苦。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冒险从土耳其进入索兰图。

那是个非常小的口岸。跟我一起入境的还有几个戴黑头巾的妇女，神情沮丧，总在躲避陌生人的目光。所有街道都陈旧肮脏，连市中心也并不例外——这里的每寸土地都被战争碾压过。

尽管已经是初冬，正午的阳光依旧咄咄逼人，令人难以招架。我从街角的商摊上买了点儿面包，匆忙赶路，最终在夜幕下抵达了索兰图。那里空气干燥，闻起来有股很呛人的味道——说不清是来自灰尘、炮火还是干涸的血液。

我们这批抵达了十个人，都是反战同盟会员。五年前同盟会正式成立，最初的合作机构包括几家非政府组织、艺术中心以及高校国际政治研究所，随后与业界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导师的协商下，位于北欧的高精度仪器厂同意开辟出一条生产线，制作五十台情绪共鸣仪供我们使用。

所有仪器都被运到了索兰图。原本不该这么快将它们投入应用，但在战争地区，要求没那么严格。和复杂的原型机不同，它们被设计成耐火耐磨的金属块。靠近它时，你能从那光滑表面上看见自己的倒影。

索兰图中心驻地的负责官是约瑟夫，四十来岁的美国人，花白头发剃得很短，远比我们更精力旺盛。他会用吉他弹几首布鲁斯，用可乐和威士忌给我们调鸡尾酒，有时候，在我们所有人都醉醺醺的时候，还会讲起自己年轻时在阿富汗参军那段经历。

“一旦你参加过战争，那些回忆就黏上你了。”他说，“血糊糊的景象就埋在你脑子里。你会整晚整晚睡不着，想起你是如何瞄准，如何扣下扳机。后来我再也不想去教堂了，我没办法祈祷。如果仁慈的上帝允许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发生在我面前，他就不是我想要的上帝。”

“我们能怎么办呢，”有人问他，“当别人血糊糊地死在我们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毕竟我们在索兰图。”

“你可以闭上眼睛。”他说，“战争需要你的理智，而不是你的眼睛。”

他拿起几个土耳其式的郁金香形玻璃杯，满上酒，递过来。在国内我很少喝酒，但在索兰图，在那样的人群与那样的环境中，人们总会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

这些酒很辣，尝起来像流动的火焰。

喝到一半的时候，周围响起警报，所有人都往地下防空洞跑，甚至来不及放下手里的杯子。黑暗里我们挤成一团，手心黏糊糊的，来回传递着玻璃杯，分享里面残存的酒液。

有人把吉他带了进来，在那些飞机低空飞过的轰鸣中，我们有音乐。我们唱歌，虽然我们根本听不到自己的歌声。我们满身尘土，热得四肢无力。有时候，在情况稍好的时候，在安置仪器的间隙，我们会假装忘掉战争，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淹没在一种懒洋洋的幸福感之中。有时候还会打开几台共鸣仪，让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像花香一样在空气中蔓延。

那段时间爱德华非常忙。偶尔地，我们会在晚上视频聊天，交换一下彼此的工作进展。但更多时候只是给对方发几条消息，汇报一下安全。我会在战况新闻的署名栏里看到他的名字，在报纸头条看到他写的报道，以及他操纵无人机拍摄的照片：几十吨重的巨弹，在城市上方骤然升起的烟柱，血肉模糊的躯体。爱德华相信，如果可以用逼真的画面呈现恐怖，大多数人都会明白战争的凶残和疯狂，并最终选择拥抱和平——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索兰图又怎么会陷入战火整整七年？有太多太多可怕的照片流传出去，人们根本没有停止，人们早就麻木了。

而我的希望是，情绪共鸣仪能够刺痛这种麻木。

三

巨大的痛苦过后，淫逸的快感袭来，有如无限的幸福。①

“你什么时候回家？”约瑟夫拖出一把椅子，坐到我旁边，把那些装满心理参数的硬盘小心摞好。他没问我为什么半夜还在工作，我也就不用编造什么勤奋工作的借口来掩盖失眠。他可能早就知道我失眠了。

“至少半年后。”我告诉他，“机票不是问题，但签证很难处理。幸好我男朋友也在索兰图，我们可以互相照顾。”

“索兰图让爱情更加甜蜜了吗？”约瑟夫说，用某种专属于长辈的语气，“否则你们为什么不多想想其他事，养宠物狗，玩游戏，和家人一起看看电影。”

我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当然是关心我，但这些关心只让我感觉自己被否定。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没再跟约瑟夫说话。他等了一小会儿就独自离开了。

其实，导师也问过我类似问题。那时我把关于索兰图的实验方案修改到第五遍，坚持要参与关于战争的项目。“你可能天生就喜欢冒险。”导师得出结论，“你喜欢尝试那些最艰难的实验。”我回答说，我热爱和平。

最终被选中进行传播的情绪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五岁小女孩的欢欣，它会促进催产素的分泌，让人们更无私，更乐于分享，更愿意帮助其他人。另一种是从某位在战争中失去独子的母亲那里提取的，哀恸。

为确保自身不被影响，我们躲到了旁边的楼上，按照计划，在那位敌军巡逻士兵走入既定位置后，远程开启了共鸣仪，作用范围设置为直径五米。旁边负责警戒的索兰图士兵握紧了枪，但谁也不希望有枪声出现在这次实验里。

这次发送的情绪是哀恸。

年轻士兵停下了脚步。他仰起脸，仿佛在聆听什么来自上天的训导。从这样的距离，这样的角度，我们能看到他的双臂在颤抖。他像受伤的野兽那样长长哀号了一声，扔下枪，蜷缩着躲到了墙角。

预料之中的，那位士兵明白了战争的残酷，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明白了。他再也无法扣下扳机。

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战区医院里，那位年轻医生突然问。

我转过身来，谨慎地打量着她，在战争区域，任何问题与回答都可能带来危险。“我们是反战同盟的，我们所有的计划都经过了索兰图政府的批准。”

“你们送来了十三个精神崩溃的士兵。”女医生很瘦，个头比我矮半截，目光像火焰般灼热，随时准备着要从我的表情中读到什么破绽，“请您记住，即便他们是敌军，人体试验和虐俘行为也不被允许。”